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占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同时也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关注，为了转移国际对中国东北的视线，减轻其推出 “满洲国”的压力，直接威胁南京，迫使中国政府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取消人民的反日运动，为其进攻中国内地做准备，于是日本在上海制造事端，燃起了新的侵略战火。

日本进攻上海，也和进攻东北一样，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1932年1月18日，日本唆使五名日本僧人向上海马玉山路中国三友实业社总厂的工人义勇军投石挑衅，与工人发生互殴。田中操纵流氓汉奸乘机将两名日僧殴打至重伤，日方传出其中一人死于医院。随即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青年同志会一伙暴徒焚烧三友实业社，砍伤三名中国警员。又煽动千余日侨集会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总领事和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暴徒滋事后，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长提出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日军还向上海大量增兵，积极进行战争准备。

1932年1月28日，上海市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全部答应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方表示“满意”，却又进一步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不待答复日本海军陆战队便于23时30分向闸北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一·二八事变，在日军不宣而战的情况下爆发了。

驻守于淞沪地区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下定抗战决心，违抗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的意志，奋起抵抗。在闸北，与敌展开巷战，他们组成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阵地，适时反击，打退了日军的连续进攻。后来战火延伸到江湾、庙行、吴淞、宝山一线，张治中将军率第五军驰援。在各界人民的支援下，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打得日军多次更换司令而不能有所推进。但是，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孤军作战，伤亡日重，急需支援，而国民政府一心妥协，不欲扩大，拒绝再派兵增援，军政部还克扣军饷和截留捐款。3月1日，日本组成上海派遣军全线总攻击，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中国军队腹背受敌，在无援助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被迫撤退至第二阵线。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消极抵抗，积极谋求与日本的妥协停战，同时由于日本此时还未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日本在认为已经达成了掩护推出伪“满洲国”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提出苛刻条件，同意停战。1932年5月5日，中国政府当局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在上海市区及其周围、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中国丧失了驻兵权等一系列主权，相反日军则可以继续在上海横行，完全葬送了19路军英勇抗战的成果。军事上也给全面战争爆发后第二次淞沪抗战带来了不利影响。

但是，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却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在东北沦丧、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抵抗的矛盾形势下进行的，极大兴奋了全国广大人民包括国民党内爱国官兵、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的抗日热情，取得了全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的大力支持，捐款捐物无数，也充分体现了只有坚决抗日，才是大势所趋，民心、军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