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

一、 教育发展改革的基本情况

1、 1999年的教育统计

据教育部发布的一九九九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到1999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0％，"普九"验收的县（市、区）总数达到2430个(含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145个)，9个省市已按要求实现"普九"。

由于学校布局调整和学龄人口减少，小学校数、招生数及在校生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但小学入学率继续提高，男女入学性别差异缩小。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按各地相应学龄、学制计算）达到99.09％，比上年提高0.16个百分点，其中男女童入学率分别是99.1％和99.0％，性别差由上年的0.14个百分点下降到0.1个百分点。小学生辍学率0.90％，比上年下降0.03个百分点。小学五年巩固率为92.48％,其中女童五年巩固率为92.62％。

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提高，民办教师人数大幅度减少。全国小学教职工647.12万人，比上年增加2.56万人。其中专任教师586.05万人，增加4.11万人。专任教师中，民办教师49.66万人，减少30.63万人，民办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重为8.47％，比上年下降5.33个百分点。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95.9％，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小学生师比23.12∶1，比上年的24.0∶1有所降低。

初中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增加，初中阶段毛入学率提高，辍学率上升。全国初中学校6.44万所，比上年减少0.10万所。招生2183.44万人，比上年增加187.19万人；在校生5811.65万人，比上年增加361.92万人；毕业生1613.94万人，比上年增加10.84万人。初中阶段毛入学率88.6％，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初中辍学率3.28％，比上年上升0.05个百分点。初中毕业生升学率50％。初中教师学历合格率85.50％，比上年增长2.20个百分点。生师比18.23∶1，比上年的17.56∶1有所提高。全国普通中小学校舍中，危房率0.70％，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

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成人高中）共有学校3.86万所，招生905.26万人，在校学生共2510.37万人。其中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包括职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473.27万人，在校生1417.51万人,分别占高中阶段招生和在校生总数的52.28％和56.47％。

普通高中发展较快。全国普通高中1.41万所，比上年增加179所；招生396.32万人，增加36.77万人,增长10.23％；在校生1049.71万人，增加111.71万人；毕业生262.91万人,增加11.13万人。普通高中专任教师69.24万人，比上年增加5万人。生师比15.2∶1，比上年的14.6∶1有所提高。普通高中教师学历合格率65.85％,比上年增长2.36个百分点。

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学校数、招生和在校生人数有所减少。全国职前高中阶段职业教育（职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招生375.3万人，比上年减少66.96万人；在校生1115.39万人，比上年减少97.31万人。全国职业高中8317所，比上年减少285所；招生160.38万人，减少22.3万人；在校生443.84万人，减少11.08万人；毕业生143.69万人,增加3.84万人。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迈出关键步伐。1999年全国高等学校共1942所，比上年减少49所。普通高等学校1071所，比上年增加49所，其中中央各部委所属学校248所，比上年减少15所；成人高等学校871所，比上年减少91所，其中中央各部委所属学校119所，比上年减少44所。全国培养研究生的单位775个，其中高等学校446个，科研机构329个。

高校扩招工作顺利完成，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大幅度增加。全国招收研究生9.22万人，比上年增加1.97万人，增长21.38％。高等本专科教育共招生275.45万人,比上年增加66.95万人,增长24.31％。其中普通本专科招生159.68万人,比上年增加51.32万人，增长47.4％；成人本专科招生（含电大普通班）115.77万人，比上年增加15.63万人，增长15.6％。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718.91万人，比上年增加95.82万人。其中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413.42万人，比上年增加72.55万人；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305.49万人，比上年增加23.27万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1305.16万人次，取得毕业证书人数42.2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5％,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普通高等学校校均规模和生师比有较大提高。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平均规模由上年的3335人提高到3815人；对研究生、留学生、进修生和夜大、函授生、成人脱产班等各类学生，按国家规定折合为本专科学生计算，生师比由上年的11.6∶1提高到13.4∶1。

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统计，1999年经教育部门审批的全国民办学校共有4.5万所（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非学历机构，不含职业培训机构），占全国普通学校5.2%。民办学校在校生共有573万人，占全国普通学校在校生的2.35%。民办高等教育非学历机构达到历史高峰，共有1240所，注册学员118.4万人。民办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教育相对集中在经济较发达、高校较集中的北京、上海、陕西、浙江、辽宁等省市；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教育则多在经欠发达、人口密集的中西部地区。（中国青年报，2000/5/15）

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发布的教育经费统计公告，1999年全国教育经费为3349.04亿元，比上年增长13.56%。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办中小学支出以及校办产业减免税等项)为2287.18亿元，比上年增长12.53%。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2.79%，比上年的2.55%增加0.24个百分点。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为14.49%，比上年的15.32%减少了0.83个百分点。从全国情况看，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2000/11/13新华社）

2、 大学扩招和高考改革

在1999年高等学校大扩招的基础上，2000年高等学校再次大幅度扩招。1998年普通高校共招收本专科学生108.36万人，1999年普通本专科招生159.68万人，增长47.4％。2000年普通高校实际招生为220万人，比1999年增加35%，比1998年几乎翻了一番。今年全国考生共388.5万人，因而，今年的高考平均录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5%左右。北京市的录取率达71%；上海市的录取率达70%。

今年的高考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为了拓宽升学渠道，报考普通高校的年龄放宽到25岁，取消了公办教师仅限于报考师范院校的限制、中职教育毕业生工作满两年方可报考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限制、上一年被高校录取不报到者不得报考的限制，以及"由于学业、健康及纪律原因当年退学者不得报考"的限制。

高考科目设置的改革试点面进一步扩大，在全国不同地区共采用了七套考题。大部分省区实行"3＋2"模式，其中"3"为语文、数学、外语，文科的"2"是历史、地理，理科的"2"的物理、化学。广东省实行"3＋综合＋1"的考试。江苏、浙江、吉林、山西和天津四省一市施行"3＋综合文科"、"3＋综合理科"；专科施行"3＋1"的考试。上海市仍然自行命题，施行"3＋1"的高考，"3"为语文、数学、外语，"1 "是根据各高校要求，在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6门中任选一门。此外，保送生仍进行"综合能力测试"。

高考形式的改革也开始启动。经教育部批准，上海、北京和安徽于2000年3月份进行了春季入学的高考试点，拉开了一年两次高考改革的序幕。春季高考上海自行命题，北京、安徽的试题命制由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

同时，高考招生录取方式也进行了大幅改革。全国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的845所普通高等学校实行网上录取，占普通高校总数的82%；网上录取学生总数111.7万人，占招生计划的54.75%。

持续的大规模扩招导致了高等学校教学设施和师资超负荷的紧运行，也引发了一轮高等学校寻求发展的扩张。由于国家取消了对高等学校异地办学的限制，珠江三角洲兴起新一轮"招校引智"的热潮。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纷纷到珠海设新校区，或建科技园，占地10多平方公里的"大学园区"已正式启动。深圳市也辟出10多平方公里土地筹建"大学城"，北京大学将在大学城兴办"北京大学深圳校区"，清华大学则在此创办"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电子科技大学也将在这里办学。而在河北廊坊建立的"华北（东方）大学城"，已经吸引了北京联合大学等数所大学学生的入住。

3、课程改革取得实效，中小学使用新大纲、新教材。

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措施，酝酿已久的中小学课程改革终于浮出水面。教育部对小学语文、数学和初中语文、数学、英语的教学大纲作了修订，并编写出新的教材。2000年秋季，我国大多数地区新入学的小学生和初中一年级学生将开始使用这套新教材。新教材重视创新意识，注重整体素质，初中语文选编了大量我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作品、文化著作以及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化著作，扩大阅读面，以培养学生的全面的思维能力。新教材并且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安排了若干探究性的活动课程，从生活实例中发现数学问题、编制数学问题。另外的特点是减轻学生不必要的负担，删除了一些过繁过难的内容，降低了不恰当的年度要求，例如，初中代数中的无理方程移到高中课程。新教材和新大纲首次确立了初中数学使用计算器的地位，并将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提上日程，首次提出要引导学生利用阅览室、图书馆、网络查阅资料。初中语文教材并且将口头表达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作为重要内容。新大纲要求，语文考试以主观性试题为主，语法修辞和文体知识不列入考试范围。在教学过程上，强调学生的自学能力，引导学生多读、多写、多交流。

高中语文新教材正在江西、山西、天津两省一市试点。其新特点是建立了阅读、写作、口语交际三条线索并行的教材编写体系；强调文学教育的作用，加大了文学教育的分量，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占60%以上，对古诗文提出更高的要求，并增加了一批富于时代气息、体现时代精神的文章和文学作品，等等。

上海市已经在高中阶段的教学中，开设研究型课程，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选择课题、确定研究方向、收集资料、综合研究并得出结论。研究课题既有分科的，也有综合性的；既有实践性的，也可以是思辩性的；既可以是社会现实性的，也可以是学术性的，既可以是目前已有现成结论的，也可以是或没有定论的。这种研究型课程的实施，有效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利于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但总体而言，改变当前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局面，尚需时日。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全国约半数的中学生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46.9%的中小学生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睡眠时间（9小时）。（《北京青年报》，2000/2/25）过重的学习负担是导致学生厌学情绪严重的主要原因。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在全国范围做的大型调查，只有8.4%的小学生、10.7%的初中生和4.3%的高中生因"喜欢学习"而上学。（《中国妇女报》2000/3/1）

4、 农村教育问题突出

在"高教热"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农村教育的情况却又响起警报。2000年，国家宣布如期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然而，必须看到，目前"普九"的成果是低标准的，并且相当脆弱。一方面，所谓"基本普及"，是指85%的人口覆盖地区实现这一要求，还有15%的人口覆盖地区--主要在西部贫困地区--这一目标远未实现；即便在"普九"已经验收的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成果和质量也是很不巩固、很脆弱的，不少地区的辍学率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近年来，农村学生的辍学、流失率偏高，初中生辍学率上升。如1998年全国初中在校生辍学率3.23%，达167万人，而农村辍学率为4.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97个百分点。有的地方农村辍学率高达10%以上（《中国青年报》1999/12/25）应当指出，就许多地方的实际观察，农村学生的流失辍学率，比统计数字要高得多。1999年，广西边境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50个山区县小学、初中的辍学率分别达到2.44%和6.41%，"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2000/7/24，光明日报）

由于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全国目前现有危房约1300万平方米，集中在中西部农村。虽然危房占全国中小学总校舍的比例不足1%，但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这一比例较高。宁夏中学危房面积达5.32%，小学达4.6%；新疆中学危房达4.05%，小学占3%；青海中学占3.16%，小学占4.33%。有的贫困县危房面积高达10%-15%以上，如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小学危房率高达28.3%。由于七八十年代解决校舍问题时经费不足、建筑质量差，80年代末兴建的校舍中有"豆腐渣"工程，使一些地区劣质房的比例较高，不足10年的校舍成为危房，新危房出现率每年约为2%-3%。（《中国青年报》2000/4/5）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仍然没有根本解决。据全国教育工会1999年上半年调查，全国有2/3省、自治区、直辖市拖欠教师工资。目前累计已拖欠100多亿元。即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省，从1996年至今已拖欠教师工资6.4亿。（2000/11/15南方日报）

许多贫困地区中小学生的辍学率出现反弹，难以承受高昂的学费仍然是主要的原因。尽管号称是免费的义务教育，然而，免除的只是几元钱的学费，小学每学期100多元、初中200元以上的杂费、课本费对于广西边境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山区的贫苦家庭依然难以承受。（2000/7/24，光明日报）农村教育乱收费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据教育部纪检和监察部门透露，1999年共清理出中小学违规收费2.38亿元，已清退1.48亿元。（2000/4/14《北京晨报》）与此同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国家规定取消向农民征收教育费附加，各地也不准进行教育集资，从而使前些年事实上支撑农村基础教育的重要经济来源中断，在这一形势下，农村基础教育如何发展、义务教育如何巩固的问题就更为尖锐突出。

二、 教育公平问题和教育腐败现象令人关注

2000年最令人关注的教育问题，是在今年的高考中出现了罕见的大面积舞弊；同时，高校收费继续大幅度上涨，引起强烈社会反响。这一切，使我国教育大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公平问题突显。如果不能保证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公平、公正，就将损害没有权势的大多数人的教育权利，这不仅会损害教育自身的发展，并且会严重地危及社会公正。

1、 高考舞弊大曝光

今年被媒体曝光的高考舞弊案，主要三起。（1）湖南嘉禾县一中考点发生大面积的、严重的高考舞弊事件，考场秩序混乱，答卷大面积雷同，舞弊学生达203人。其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坏，是湖南省恢复高考以来所未有的。（2）广东电白县的高考舞弊案，系电讯器材店出售或出租BP机用以作弊，将答案传到考生的BP机上，有33个考生的答案雷同。（3）湖南省隆回一中今年选送的14名保送生，13名系作假，其中两人分别是隆回一中正副校长的儿子，另外11名均为县及县属单位的干部子弟。

此外，报刊陆续揭露的同类案件包括：江西省共发现99名考生有单个违纪舞弊现象，包括请人代考、考试夹带、使用通信工具、在试卷上写姓名等。江西宜春、上饶地区在高考期间查获了利用传呼机传递信息和替考的违纪事件。在5月中旬的全国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安徽省城合肥30个考点中，监考老师识破了几十冒名替考的"李鬼"。事实上，每年成人高考考试时违纪作弊的较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时要多，其中冒名顶替的占大部分。在今年重庆市职称考试中，有47名考生请"枪手"捉刀代考，被当场查获。6月，在工商管理人员统一进行的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过程中，江西省德兴市工商局的考试现场出现了大面积舞弊现象，考场内混乱不堪，情景令人吃惊，作弊的比例至少在60%。等等。

综合各方面的消息，类似湖南嘉禾一中、广东电白县、湖南隆回一中的高考舞弊案并非个别和孤立的事件，而母宁说被揭露的只是冰山一角。它引起举国上下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尽管有种种弊病，但正由于它最重要、最本质的优点--公平和高效，而被人们普遍接受。"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提供了社会公正的基本防线以及人才标准的公信度。这一被视为最公正的高考制度正在受到腐败风气的严重侵袭。一方面，教育规模的扩大、考生和高校招生数的逐年的确增加了考试组织、监考的难度；同时，不少地方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考试舞弊已经呈现出"集团化、规模化"特征。它对当前的教育公正和教育改革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2、 高校收费大幅度提高激起强烈反响

虽然随着高等学校扩招，更多的青年走进大学；然而，持续增长的高校收费，又一次敲响了教育公平的警钟。

据统计，全国各大学对2000年大学本科生学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提涨，由去年大致3000元左右，涨到4500元的水平，平均涨幅在1500元左右。根据北京市物价局、财政局和市教委联合下发的文件，今年北京地区高校学费上调了20％。按照一般院校与重点院校以及专业的差别，学费标准分为6个档次，其高限从4200元至6000元不等。上海高校的学费则从5000元至6500元不等。广东省普通高校文史类专业学费平均上调26%，理工类平均上调43%，进入"211工程"的高校，学费可上浮20%。今年，许多师范院校对师范生也开始收缴学费。华东师范大学今年将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的收费标准拉平，都是5000元左右。

这样的涨价幅度是否有理论和政策的依据，是否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国情？一些调查显示大多数家长表示对这一价格难以接受。据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的数据，京津广的1000位学生家长中，38％的被调查者可以接受的大学收费标准为每年学费2000元以下，46％的被调查者可以接受的大学收费标准为2001-4000元。也就是说，高达84％的学生家长无法接受今年4500元的大学学费水平。调查表明，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的被调查者中有25％的人可以接受每年4001-6000元的大学学费，这个收入水平在城市中属中等，而在小城镇和农村中，恐怕已经是相当高的水平了。（北京青年报2000年8月27日）广州社情民意的调查显示，对于今年各地高校普遍每年4000元以上的学费标准，近七成的家长认为偏高，另有三成家长认为一般。表示"完全能承担得了"的家长仅不到一成，其余的家长大多只能"勉强承受得了"，极少家长表示"承受不了"。调查表明，家长可以接受的大学的年收费标准平均为3400元。(2000/08/29南方都市报)以今年学费的最低标准4200元计，按照1999年我国人均收入统计数据，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5854元）的72％，农村居民人均收入（2210元）的190％。如果加上住宿费、书本费、伙食费等实际支出，则将超过一个城镇居民或两个农村居民一年的总收入。如此昂贵的学费，不仅让贫困家庭的子女对上大学望而生畏，即使对普通的家庭而言，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与此同时，不少高校"扩招"低于录取分数线的"议价"学生，每个学生收取数万元费用；许多学校学生转系或转专业也明码标价，收取数万元。这种不规范的行为无疑助长了教育腐败。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个人和社会都会从中受益。高等教育成本应当分担、个人应当承担一定学费的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但是，个人缴纳多少学费是合适的，则需要认真研究。在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往往是政府免费或以较低费用提供的。在北欧诸国与西欧主要国家，大学教育基本是免费的，法国的国立大学只收取少量注册费。东欧诸国高等教育也实行免费与廉价制度。在加拿大，高校收费低廉，由政府巨额津贴，等于全民办学与全民共享。美国公立大学虽然也收取学费，但其每年学费平均仅占人均收入的11.8%。这样看来，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是太昂贵了。

针对各地普涨学费以及一些地方和学校出现高收费、乱收费，甚至"双轨"收费的现象，教育部出台收费标准：学费占学校年均日常运行费比例的25%掌握，未达到的可提高到25%；住宿费标准800-1000元；不得对同一学校的同一专业、同一年级学生实行不同收费标准，严禁搞"双轨"收费。问题在于，对大学生培养成本的计算和核定从来没有一致认可的标准，出现高估成本的倾向，都称没有超过25%。一些专家学者指出，高等学校作为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机构，显然不应该将买设备、盖房子的钱算到学生的培养成本里去。

为了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今年由政府贴息的国家助学贷款扩大到全国范围，且采取无担保，简化了手续，降低了门槛，贷款学生可在毕业后四年内还清贷款本息。受到大学生的欢迎。然而，按文件规定，能够享受贴息贷款的，仅限于部属院校，贫困生更多的地方高校和民办大学学生均无缘享受。同时，银行方面也有隐忧，担心在没有严格的全国联网的信用制度情况下，收回贷款仍有一定风险。

3、 教育制度和政策的不公

除了高考舞弊事件之外，人们对现行的高考制度和教育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和探讨，以追求更为公平、公正的教育制度。

（1） 倾斜的高考录取线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但由于实际录取学生采取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各省市区的录取定额并不是按照考生数量平均分布的，而是按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优先照顾城市考生的准则，因此出现同一份考卷，各地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从而加剧了原本已经存在的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例如，1999年湖北、湖南的重点理科院校的录取分数线比北京分别高106分和77分，重点文科录取线比北京分别高78分和90分，也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2） 保送生制度和三好生、特长生问题湖南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案被揭露，引发了关于保送生、特长生制度的反思。原本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或优异生开辟的升学通道，在当前严重的社会腐败的环境中，正在成为一些有权势者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的捷径。尽管对保送生增加了综合能力测试，似乎并未能有效地遏止这一势头。许多学者、家长、学生呼吁教育部取消保送生制度，黑龙江省已首先取消这一制度。类似的是目前实行的对省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文体特长生等高考加分的制度。事实上，保送生的舞弊通常是在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方面作假。教育腐败的现实与实行这些办法以因材施教、防止"一考定终身"，以及扩大学校招生自主权的初衷产生严重的背离。它使我们认识到当前我国道德失范的严重性，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教育改革的特殊性和必要的限制。

（3） 小学升初中电脑派位制度为了推进素质教育，减轻升学竞争和学生负担，我国大中城市均已取消小学升初中的入学考试，重点中学不再举办初中。北京、上海等城市实行电脑派位（抽签），确定学生进入哪所中学。这一政策的初衷无疑是好的，希望以此逐渐减小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的差距，保持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但目前的现实，由于学校之间客观存在的差距依然很大，为了享受更好的教育，以避免被随意"派"到差校的命运，在取消了分数的竞争后，出现了家长之间权力、社会背景和金钱的竞争。那些质量稍好的学校，以共建、赞助等名义收取高额费用。据家长透露，北京市一类学校的赞助费5万元，二类学校为4万元，个别3万元；"公办民助"学校收费更高（中国青年报，2000/7/17）。这意味着上一所好中学，费用甚至超过上大学。当我们严格地限制民办学校发展，强调"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时，那些享有优越资源的公立学校却几乎公开地大举营利，成为创收的高手，办学行为发生明显扭曲。对公平、公正的教育理想而言，这都是令人感到悲哀的。

4、教育腐败、学术腐败日趋严重

教育界作为社会道德的源头，应当是一片净土，对于端正社会风气，提升社会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教育和学术领域比较突出的腐败现象，一是日渐猖獗的弄虚作假，二是官本位对教育、学术领域的腐蚀、渗透。

假文凭泛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有报道称，目前在职人员中持假文凭的，有五六十万之多。在今年西安市报名参加民办教师班招生考试的345名教师中，就发现有138人的大专毕业证书是伪造的，假文凭比例高达40%！（2000/11/15 中国青年报）

除了公开买卖的假文凭之外，还存在着其它各种舞弊行为。例如，不久前，蒲富恪等5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4位博士生导师联名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揭发，广州师范学院(现已与广州大学合并，以下简称广师)物理系凝聚态物理硕士点2000年毕业生陈某的毕业论文严重剽窃他人成果，并且在事先有人指出的情况下，仍然被强行通过。他们对此对此深表痛心和愤慨，呼吁有关部门尽快查处这种违反科学道德的劣迹，维护我国学位制度的尊严（2000/09/15 南方日报）。

当前比较严重的，是权与学、钱与学越来越紧密的结合与交换，所谓"仕而优则学"，"富而优则学"。目前，无需进行入学考试的研究生课程班"遍地开花"，仅北京大学一家，今年8至9月开学的课程班就有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心理系)、区域经济学专业(城市与环境学系)、企业管理专业(经济学院)等十多个。同时，北大还设有近20个短期的研究生课程研修班。此外，北京大学还在重庆、太原、广州等地设有研究生课程班。这种研究生班造成"公款上学"的空前繁荣，有的单位甚至规定，处级干部可以上研究生课程班，一般干部只能"专升本"。许多单位还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如提供学习时间、报销全部或部分学费等。（2000/09/11 北京晚报）已有专家对这种培训方式提出置疑，认为仅仅凭较短时间的面授，而没有付出比全日制研究生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时间和精力，就认为已达到研究生同等学力，是不太可能的。这种方式就好像是对不合格产品的精美包装，实际上也是一种舞弊或变相舞弊行为。一些官员几乎不需要怎么上学，请人代写论文而获得学位，已不足为怪。与已经成为社会公害的假文凭泛滥相比，这种真文凭中的虚假成分更不易辨识，比街头小贩兜售的假文凭的危害更大。它势必导致文凭和学历贬值、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准降低，教风学分的溃散，教育的公信度下降，从而不仅损害教育和学术，并且危及社会的健康发展。

在今年三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王守昌委员痛陈学术腐败的种种表现：无论博士、硕士还是博士后点的建点或导师的遴选，评估尚未开始，背后的非学术活动便早已半公开地展开，或登门馈送，或美其名曰请专家讲学，往往不惜花费；有职有权者可以用公款出书，从而获奖、评职称、当博导，甚至获得各种荣誉称号；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卖"作品、论文的情况，以供评职称、学位用。由于权力可以随意跨越、干预学术活动，有权者就有学术地位、有经费、有成果，势必导致大家都往'官场'上挤，导致我国的学术水平大滑坡。（新华社北京2000年3月5日电）

三、 问题和讨论

今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继1999年大幅下降12位后，在本年度中又下降3位，列第28位；国际竞争力总排名也比1999年下降2位，列第31位。在该报告中，对中国排名下降影响最大的两项指标是"企业间的技术合作"（下降10位）、"企业与大学间技术转让"（下降7位）。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教育、科研体制存在的问题。另一项对中国九十年代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的研究则显示，在1982-199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58个百分点中，教育所占的份额为8.84%，其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仅为0.48%。（崔玉平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这都表明，尽管我国的教育发展和改革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就参与国际竞争、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而言，中国的教育仍然缺乏竞争力，教育的体制、机制、结构和观念上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亟待加快改革。

在即将开始的"十五计划"期间，应当更加实事求是地、因地制宜地发展教育，并且加快教育体制改革。

伴随持续升温的高教热，有一种观点认为普及教育问题在"九五"期间已经解决，"十五"期间应重心上移，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这一认识是不真实的，中国教育的重点和难点始终是在农村，在中国农村真正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仍然需要花大力气，大投入，花若干年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掉以轻心或自欺欺人，将会走极大的弯路、付出巨大的代价。直至目前为止，我国的教育投入太低，对义务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依然是影响我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问题。同时，教育经费分配不合理，过多倾向高等教育。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的投入中，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11%左右由省地负担，由中央财政负担的甚少。（中国教育报，2000/10/27）据教育经济学者王善迈，按预算内教育经费计算，高等教育占了20%左右，中等和初等教育占80%；高等教育经费总量中80%来自政府，而义务教育经费中只有60%是政府拨款。（《群言》，2000年第7期）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简单明确的：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须依法承担起义务教育的职责，而不能推委责任，层层下放；为此，必须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市场化、社会化的改革，使其投资结构更加多样化，改变目前主要由国家举办的格局。

例如，在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情况下，民办学校仍然未取得与公立学校进行公平竞争的发展权，它们不仅不能自主颁发文凭，而且学生不能享受火车的学生半票，不能获得银行的助学贷款。那种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教育管理制度也已经不合时宜，应当加速制度创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安江对当前仍然比较封闭和垄断的教材编写体制提出挑战，他提出现行中学历史教材有六七百处错误，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他认为，教材编写应当有历史学界和中学教师的广泛参与，并建立监督机制。长期由一家出版社编写的局面不应当再继续下去了。

与此同时，高考舞弊和其它的教育腐败、学术腐败，促使我们认识保持教育公正、加快制度建设、制度创新的必要性。以高考的监督保障制度为例，当前之所以舞弊行为越来越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处罚太轻。中国历来十分重视考试，明清两代的律例中，对科举舞弊行为的处罚规定得极为明确和严酷。而我国目前的处罚规定，主要是针对作弊者本人；对监考、组织考试等相关人员的责任规定得相当笼统和模糊，只是"视情节严重给予行政处分"。法学教授田文昌认为高考必须严格依法规范，他建议，对于高考这样严肃的国家考试，应当有专门的法律加以规范，或者在相关的法律中对高考的舞弊行为的处罚做出更明确、更严厉的规定。考试舞弊如果触犯刑法，由于主体不一样，其罪名和量刑也不一样。如监考人员泄露试卷的答案和考试内容的，应该是泄露国家秘密罪；而主管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由于玩忽职守，造成重大损失的，应该是渎职罪；如果有受贿情节，则可以是受贿罪。

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国情，是保持教育公正的前提之一。在开展外语教育、信息技术教育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要在高考中增加英语口语考试和计算机水平考试。这势必加剧事实上存在的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和学生入学的不公平。

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和进步，也使人们重新思考那些长期实行的制度的现代性。例如，人们开始反思中小学教育中评选三好学生和班干部制度，认为三好生标准在现实中往往流为学习成绩好、老实听话，大多缺乏应有的民主程序，应予改变。同样，目前的班干部制度助长了学生的官本位思想，不利于对学生的培养。这种变化应当说都是积极的。

文章录入：赵洪啸    责任编辑：赵洪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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