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族 /

谱系研究 /

分子人类学 /

匈奴核心人群

摘要: 民族是人群共同体，对其形成与演变（谱系）的研究充满挑战。分子人类学的兴起，给民族谱系研究增加了新的维度。但受限于学科壁垒和族群理论的影响，部分学者对其应用于历史研究，乃至谱系研究是否合理深表怀疑。在评析学界研究动态的基础上，以匈奴核心人群的兴起为例，阐释了探索民族谱系研究新范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通过对匈奴早期人群和高勒毛都2号墓地M1大墓墓主遗传成分及墓地考古资料的分析，发现匈奴早期核心人群与蒙古高原石板墓人群密切相关；与当代人相比，在相貌、体质特征上则最接近北亚居民；单亲遗传标记（父系、母系）与全基因组水平的分析各有优点，需要根据具体问题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匈奴构成复杂，尚有部分人群的谱系仍有待探讨，多学科融合的民族谱系研究是一种新探索。

Keywords:

ancient ethnic /

genealogy research /

molecular anthropology /

the core lineages of Xiongnu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genealogy) of nationality, which is a changing issue within ethnic study. Here, the rising of molecular anthropology has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to ethnic genealogy studies. However,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disciplinary barriers and ethnic group theory, some scholars doubted that molecular anthropology could be used in genealogical research, and even whether the genealogy research is reasonable or feasible.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re lineages of Xiongnu (“匈奴”). By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genetic ancestries and arch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l Mod 2 site tomb 2 and early Xiongnu populations with other reference populations, we found that the core Xiongnu population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lab Grave people on the Mongolian plateau.; Compared with modern populations, the appearanc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closest to Northern Asian populations. The core genetic componets of Xiongnu still remain unclear, especially the changes of the Xiongnu population after its southward migration. In a word,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among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explore the new paradigm of ancient ethnic genealogy research.

比如，我们研究粟特人。北朝后期，“谱系建构”“伪托郡望”蔚然成风，很多内迁粟特家族，可能经历了“鲜卑化”“华夏化”。学者们在判断“粟特人”“鲜卑人”身世时，大多是基于“以国为姓”“以部落为姓”或“特殊姓名”来进行的。按照这个思路，学者们一般将“史”“康”这些人判定为中亚粟特人，进而讨论“粟特人”的变迁、认同。但是，“史”“康”也可能源自“突厥”“高车”。又如唐代宰相张说的女婿少府监郑岩，墓志载其“河南荥阳人”，墓志记载其六代祖是“盘陁”，因“盘陁”是中古时期中亚粟特民族男子常用名的音译，所以，学者判定郑岩是粟特后裔。 ^⑬ 如果墓志里没有出现“盘陁”这个词，学者很可能会将其当成荥阳郑氏支脉来研究。如果对墓主的先祖有错误的判断，这会极大影响了我们对这些家族、阶层演变的考察。

一些受深受英美文化人类学影响的学者认为，“民族”一词带有文化色彩的“族群”（ethnos/ethnic group）含义。这部分学者多认为，基于“语言、体质与文化等特征”进行对“民族”/“族群”的观察、描述、分类并不合理（认为溯源研究经常会陷入古人或研究者本人对“过去”的想象之中 ^⑭ ），并提倡“从民族的溯源研究转向民族的认同研究”。“身份认同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然而也颇有争议性，其预设是“假定有一个认同于社会或文化表述的先验的、原始的自我观点”，在现代社会和农业社会中，个人与群体均同时认同于若干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些认同有着历史的变化且相互之间常有矛盾冲突。 ^⑮ 退一步说，无论是族群认同“原生论”还是“建构论”，两者都没有否认“认同”与历史传统、现实环境的关系。

要之，西方的“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民族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选择一种“理论”需尽可能考虑我们研究的对象及我国学术发展脉络。费孝通先生指出，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经历了自在到自觉的过程” ^⑯ 。戎、狄、羌、匈奴、鲜卑等称谓很可能是华夏人对当时周边非华夏群体的一种称呼，其含义可能经历了血缘氏族、亲属部落、地缘部落、部落联盟、古代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 ^⑰ 作为人群共同体的“民族”一词在古代文献虽未出现，但“族”的分类、“族类”观念却很早出现，其划分标准大体与当下“民族”内涵相近，基本上具备了斯大林所说“四大要素” ^⑱ 。使用“古代民族”一词，这不仅符合中国历史特点和史学传统，也符合“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等概念的基本思想。

《史记·匈奴列传》是研究匈奴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这可能不是匈奴人自身的“追溯或历史记忆”，而是司马迁（或汉代人）“条理化或系统化处理的战国秦汉时代流行的一种朦胧的历史记忆”， ^㉑ 可以认为是秦汉人对匈奴文化谱系的“想象”或认可。这一观念，经汉唐学者的注解而成为“不言自明”的普遍看法。王国维的《鬼方昆夷玁狁考》 ^㉒ 开创性地利用甲骨文、金文、音韵等方法论证鬼方、混夷、獯鬻、猃狁、胡、匈奴等名称都为其本名，将《史记》中朦胧记载论证成较真实可信的历史，还复原了中原人与他们的认识过程。在王国维的基础上，姚大力结合语言学与分子生物学的证据，指出诸夏(及其前身)在西北方向上所先后面对、并被王国维视为始终如一的那个“他者”，很可能包含着前后三批不同的人们：先是原始藏缅语各族的祖先人群；自公元前二千年下半叶起，是由前者之一部与从北亚南下的人群相混合而成的猃狁或戎狄；到战国中叶前后，才是形成于北方草原的匈奴边缘人群 ^㉓ 。这一看法颇具前瞻性。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西域地区民族政权更替频繁，王国维提出了“论西胡之事，当分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级观之，否则鲜不窒阂矣”，可惜没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很多学者在论证匈奴渊源时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蒙文通据《战国策·秦策》载义渠伐秦与《史记》秦惠文王七年五国与匈奴攻秦一事，主张“义渠与匈奴同源”，认为《匈奴列传》“北服浑庾、屈射……鬲昆”，《汉书》作“浑窳”，《史记》又作“薰育”“荤粥”，是“匈奴既盛，而浑庾为之属”，否认薰育即匈奴；又引《吴越春秋·太伯传》“古公为狄人所慕，薰粥戎妒而伐之”，认为薰粥与狄有别。他认为，应劭、晋灼、韦昭等人将薰粥、猃狁、匈奴混淆，后学者又把鬼方、猃狁、畎戎加入，则错误更甚。 ^㉔

王国维“史料+地下材料”的研究方法影响深远，然这种对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不加批判地误用和乱用的结果并不能提供一种可信的古代史，反而产生更多争议。如王国维起初认为匈奴属于蒙古人种 ^㉕ ，之后在《西胡续考》又主张匈奴像深目多须的西胡种。其所引材料为《晋书》中关于匈奴别部羯胡的描述，与他同时代的马长寿等学者认为王氏之论证，只能证明羯胡深目高鼻多须，而不能证明来自草原之匈奴。 ^㉖ 而诸家对霍去病墓前石刻的形象解读也有分歧，所以争论不可避免。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林幹注意到了匈奴墓葬出土人骨的特征，不过他认为体质人类学界对匈奴墓葬人骨有争议，采取不采信的态度，回到利用图形、刺绣的老路，甚至把刺绣当成“匈奴自画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㉗ 其对资料的利用令人遗憾。

受欧洲汉学影响，白鸟库吉等人开启了日本对匈奴在内的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 ^㊴ 到20世纪20年代，江上波夫结合自己多年的考察经历及国际考古成果，讨论了匈奴的兴衰史以及社会状况。他认为匈奴属于蒙古人种，从绥远（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发展推测匈奴故乡可能在叶尼塞河上游、阴山—鄂尔多斯一线西面的地方。 ^㊵ 之后，内田吟风进一步开拓这一研究领域，在讨论匈奴体貌时，也犯了王国维类似的错误，以休屠太子、刘渊相貌、马踏匈奴、诺彦乌拉刺绣等来证明匈奴属于欧罗巴种，又因匈牙利墓葬人骨是蒙古人种，为了弥合这个冲突，内田认为欧种类型的匈奴统治者留在伊塞克湖，而蒙古人种部众继续西进到匈牙利。 ^㊶ 与其他学者只强调匈奴是欧罗巴种、蒙古种的观点不同，日本的角田文卫则把匈奴人种构成看成动态的变化过程，他认为匈奴本是蒙古人种，在发展、强大后的扩张过程中，与西方欧洲人种混合，变成了类似“中亚突厥人的特征”。 ^㊷ 持这种观点还有麦高文、梅兴−赫尔芬（Maenchen-Helfen）等人。 ^㊸

考古学界从出土器物组合的特征及体质人类学角度探索匈奴起源有如下看法 ^㊿ ：（一）匈奴起源与蒙古高原典型石板墓文化有关， ⁽⁵¹⁾ 这一看法在国内外影响最大；（二）匈奴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北方鄂尔多斯及阴山一带 ⁽⁵²⁾ ；（三）匈奴由多个具有各自化特征的部落组成的，比如北匈奴起源于蒙古高原石板墓文化，而南匈奴的发祥地在今河套及大青山一带，中亚的匈奴则是印欧人与北亚蒙古人种的混合； ⁽⁵³⁾ （四）因图瓦石砌墓的年代相当早（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匈奴墓，结合诺颜山匈奴墓有男女性颅骨为北亚人种古西伯利亚类型，《史记》《汉书》记录的匈奴语词汇中有叶尼塞语成分，林梅村提出匈奴人的原始故乡有可能在叶尼塞河上游图瓦地区，匈奴人的发祥地主要在北部蒙古草原； ⁽⁵⁴⁾ （五）阿尔泰地区西比尔克墓地以马、牛、羊殉牲、仰身直肢、头向西北的习俗，随葬品中的牵马纹透雕铜带饰、环形铜带扣、双孔骨镳、金耳环等，具有部分匈奴文化遗物的特点，年代断为公元前5—前3世纪。H. B. 波罗斯马克认为匈奴文化中有来自阿尔泰地区的文化因素，是塞种人居民从哈萨克斯坦草原地区迁移至阿尔泰地区的结果。 ⁽⁵⁵⁾ 因公元前8—3世纪的阿尔泰地区普遍流行侧身屈肢的西首葬，西比尔克这类遗存在该地区十分少见，学者认为这不具备代表性。

比如，我们知道匈奴最初在蒙古高原，后来西迁中亚。苏联学者对中亚匈奴墓人骨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带有较多的印欧人特征，而贝加尔湖地区、蒙古地区的匈奴墓人骨以蒙古人种因素为主体，混入少量欧罗巴人种成分的混合群体。 ⁽⁶⁵⁾ 结合匈奴发展历史，推算早期匈奴为蒙古人种。因春秋战国时期桃红巴拉和毛庆沟的头骨带有某些北亚人种的因素（以东亚人种的形态特征占优），年代早于外贝加尔和诺彦乌拉的匈奴遗存，故潘其风认为他们可能代表早期匈奴体质特征；因被认为西迁北匈奴后裔的匈牙利匈奴时代墓葬属于古西伯利亚类型，作者由此推测北匈奴的主体居民是古西伯利亚类型的人群，南匈奴、北匈奴在体质特征上可能早就存在着差异。 ⁽⁶⁶⁾ 朱泓进一步发展了潘其风的观点，认为鄂尔多斯高原和乌兰察布草原等地区所发现的东周时期有关人骨很可能就代表了南匈奴的祖先类型。 ⁽⁶⁷⁾ 经对内蒙古长城一线的和林格尔、新店子等东周时期颅骨的研究，张全超认为其和外贝加尔新石器时代“古西伯利亚类型”有显著差异，鉴于其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地区，故命名为“古蒙古高原类型”。 ⁽⁶⁸⁾ 他认为这应该是史书上的“胡”，匈奴人是石板墓文化居民的继承者，外贝加尔石板墓居民的人种类型从“古西伯利亚类型”变成“古蒙古高原类型”，这可能与匈奴的扩张有关。 ⁽⁶⁹⁾

在人类学早期发展史上，“人种决定论”认为人的体质形态和结构与心智和文化能力之间有直接和固定的对应关系。这种观点后来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泛滥。以“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为首的学者将体质人类学、遗传学当成挑战当时种族主义类型学的一种手段。 ⁽⁷⁷⁾ 1942年Ashley Montagu出版《种族：人类最危险的神话》一书 ⁽⁷⁸⁾ ，主张种族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并没有生物学的支持。这成为此后人类学家和许多生物学家讨论相关问题时的标准说法。1972年Richard Lewontin对欧亚西部、非洲、东亚、南亚、美洲原住民、太平洋、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蛋白类型（蛋白、酶等很粗放的标记）研究发现人类群体80%—85%的遗传多样性来自群体内部， ⁽⁷⁹⁾ 只有15%是由于各“种族”之间的差异造成的。由此认为：“种族和人群之间有着非凡的相似性，生物性状的差异主要是发生在个体之间。把人按照种族去分类的做法不仅没有社会价值。” ⁽⁸⁰⁾ 就这样，在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的合作之下，一个共识形成了：人群之间的差异并不足以支持“生物学种族”这种概念。对于这一观点，David Reich有精辟的评论：

2001年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成功被科学界认为是生物学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研究结果显示人类基因组中99.9%是相似的，但0.1%的不同意味着300—500万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个体之间存在遗传变异的单碱基。2007年更新后的国际单核苷酸多态性图谱计划（International HapMap Project），进一步揭示了基因组是如何组织的，揭示了DNA片段是如何作为一个个模块遗传在一起的，并强调了这些模块在种群内部和种群之间是如何变化的。“量变引起质变”，微小的差异积累到一定程度那就是全然不同的改变。造成当代人基因组多态性的因素，有生物因素，如突变、重组、自然选择等，有地理因素，自然也有历史—社会因素，如人群分化与隔离、人口大小的变化、混合等。在历史时期，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族群带有一定程度上的人群混合，事实上，个体之间、不同种类间的差异首先决定于遗传物质，只要有少数基因有特异性分布就可以区分种群（生物学意义）之间的基因组（越是地理隔绝的群体，越容易区分）。自然科学有其术语、逻辑，人文学者要掌握这些知识需要下功夫，不能盲从，但也不能因噎废食。

关于史学界、考古学界对匈奴核心集团起源的研究，前贤的研究虽然离我们要探讨的“匈奴核心是什么，如何形成”这个主题还是很遥远，但深化了对我们深入了解匈奴时代的人群融合、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不可否认，族源研究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我们不清楚所研究的对象是匈奴本体还是“匈奴化”了的人群，这是考古学、遗传学面临的共同问题。那么，问题的解决是否如部分历史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一定要从匈奴王族骸骨入手才能解决匈奴的起源问题？这个想法又太僵化了。我们知道，在前近代化的人类社会，一个政权的兴起总需要一个强大核心力量，这个核心就是作为匈奴崛起所依靠的核心部族，相对于上层的统治阶级，普通的部众在保持传统习俗上更为持久，从学理上说，通过研究匈奴早期部众的构成，我们也能探索匈奴的兴起。为了验证这种关系，我们有必要利用欧美及韩国学者对蒙古高原的古DNA数据进行分析，以回答匈奴核心集团的兴起这一千年疑团。

个体编号考古编号性别母系遗传类型父系遗传类型 AST001AT-841女I1a—JAG001AT-878男F1b1fC2b（比较粗的类型）SKT001CA-4-1女U5a1i—SKT002CA-19男G2a1eR1b (R-M343)SKT003CA-13-1女I1a—SKT004CA-24女U2e1a1—SKT005CA-8男F1b1fR1b1 (R-M415; R-P25_1)SKT006CA-17男G2a1eR1 (R-P236; R-M173)SKT007CA-3-1男C4Q1a2a1c (Q-L334; Q-L330)SKT008CA-28男HQ1a2a1c (Q-L334; Q-L330)SKT009CA-9-1男I1aR1a1a1b (R-Z647; R-Z645)SKT010CA-7女I1a—SKT012CA-29男C4a1a4aJ2a1h2 (J-L25) 苏、蒙及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昌德曼墓群（也称乌兰固木墓群，1970年代就发掘56座）与图瓦乌尤克文化是同一地域的同源文化。 ⁽⁸⁴⁾ 其特征是圆形石堆、竖穴土坑墓，流行侧身屈肢，头向西/或北，其主体为多人同穴合葬单重木椁墓，部分单人或双人合葬的石棺墓。玛莫诺娃对其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显示其居民是欧罗巴特征较明显的混合人群，在和古代组的比较中最接近图瓦塔加尔—塔施提克居民。 ⁽⁸⁵⁾ 沃尔科娃对乌尤克时期陶器的系统分析显示，乌兰固木（石棺、木椁）的陶器基本没有变化，在公元前2世纪之际，乌兰固木文化不复存在，乌尤克陶器消失，替代者为匈奴文化的陶器。 ⁽⁸⁶⁾ 作者进而推测，匈奴人进入当地迫使原居民撤离。这个墓地也有几座带匈奴风格的墓葬，因只有骨镞、铁镞，没有出土铜镞，马健推测乌兰固木M29、M30、M44、M50、M51年代约属匈奴中期，即在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 ⁽⁸⁷⁾ 。Choongwon文章提到实验编号CHN10（考古编号AT-119）年代为晚期匈奴（公元前50年以后），与马健的推断相合。可惜的是，由于Choongwon文章没有给出墓葬的详细考古资料，我们手里也没有蒙古学者的考古报告，这极大影响了我们对DNA信息的解读。

从母系遗传结构上看，这13个个体（其中两人为同胞）在母系遗传构成上可以分为欧亚大陆东部（其中JAG样本在父系、母系上都属于典型的东部类型，另外几个在父系上为西部类型）和西部两大类型，这一趋势在青铜时代晚期的蒙古高原已经存在。根据蒙古学者对Salkhityn Am性质的判断，尤其具有巴泽雷克—乌尤克贵族墓中殉整匹马风格，结合其部分个体在全基因组水平上和昌德曼—萨格利/乌尤克（Sagly/Uyuk）紧密聚集（ 图1 ），或者可以认为她们在文化和血缘上属于同一人群（或者分开不久）。匈奴通过封异姓、通婚关系控制其他部落，假如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SKT005、07、012这三个墓的考古背景，或者同位素信息（锶同位素比值能让我们知道他们是外来人口还是自小生长于斯）将更有助于我们了解SKT墓地的性质，也许这三个个体是匈奴本部与异姓通婚的结果。因母系遗传类型在区分人群的精确度上不像Y染色体那么敏感，我们可以把研究扩大到整个匈奴时代。

据Leland Liu Rogers对Töv、Bulgan、Övörkhangai和Arkhangai省匈奴时期（从地理上可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匈奴）的49个个体的母系遗传类型检测显示， ⁽⁹⁰⁾ 从总体上看，62.5%的“匈奴人”（文化上）属于东部mtDNA单倍型（青铜时代石板墓居民的东部类型为57.7%），但东部匈奴人与石板墓和其他青铜时代mtDNA基因库都存在显著差异。中部匈奴的mtDNA频率与青铜时代的蒙古中部或蒙古帝国人口没有显著差异。尽管石板墓人口样本量有限（12例），但中部匈奴和石板墓人口之间的亲近性始终大于匈奴和其他青铜时代地区人口之间的相似性。似乎说明，石板墓居民是中部匈奴人的直接祖先，即产生石板墓考古文化的人口很可能对匈奴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年代为公元前200—前100年的蒙古东部的Jargalantyn 墓主无论是父系（C2b）、母系（F1b）显示其与东北亚/东亚人群的关系，全基因水平则显示其与蒙古高原石板墓人群关系最密切。这一类型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于东北亚，被认为是东北亚的土著人群， 石板墓人群与其关系密切，或者说是其继承者。父系遗传类型R1a1、R1b、Q1a2a起源于中亚印欧语人群，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就已经生活在贝加尔湖沿岸 ，（据Y-full网站上的测算，Q-L330形成于8000年前，R-Z647/R-Z645至少形成于4500年前）如果仅仅从遗传类型上看，很容易会得出早期匈奴核心人群的父系遗传类型为R1a1、R1b（SKT02和06是同胞兄弟），这个时间段离匈奴的兴起过于遥远。那么，我们能根据上面提供的信息来推断匈奴早期核心人群的遗传类型，进而推断匈奴核心人群的兴起么？这里有必要分析墓地的考古特征，分析他们与周边人群的关系。

据《史记》记载，匈奴“东袭击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隔昆、薪犂之国”，考古学者认为昌德曼/乌兰固木带有匈奴风格的这批墓，很可能是匈奴向西部的扩张（公元前2世纪）当地部族成员融入匈奴的产物。 根据《史记》的记载，浑庾和丁零，均居于西北，一般认为丁零是塔加尔文化的代表者（卡拉苏克人、丁零最具亲缘关系）。但乌兰固木墓地的属性则争议很大，如诺芙哥罗多娃认为昌德曼墓地是丁零人在公元前1000年初期不断向西北迁徙留下的遗存； 温策道尔吉认为是坚昆的遗存； 林梅村推断乌尤克—昌德曼文化居民是文献记载的“浑庾人”。 林梅村认为“浑庾”“浑邪”“呼延”读音相近，一脉相承，乃匈奴四大异姓部族之一。武沐更是认为，昆夷、浑庾、浑寙、浑邪一脉相承。 虽然昌德曼墓地的族属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才可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居民不太可能是匈奴早期核心。

我们知道考古文化具有滞后性，Choongwon将公元前100年的匈奴墓葬视为早期匈奴，这一时间界定，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早期匈奴”。战国晚期，一个相对强大的“匈奴”部落/集团已经兴起了。产生这一误差的原因，很可能如部分学者所说的，是因为学界已经确认的匈奴文化遗存和它前身的面貌差别很大，因没有明确的断代依据，往往将部分遗存断代过早，或者只能推测可能是战国晚期的与匈奴相关的遗存。由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不对称，杨建华等学者把《史记》中以冒顿为首的匈奴称为“文献早期匈奴”。 从这个角度看，在考古学族属、考古学分期（包括测年）为DNA检测在研究古代人群分化提供了方向，但考古文化的滞后性也影响了我们对这一人群更早段历史的探索。

在匈奴兴起以前，蒙古高原中部是石板墓文化人群（公元前1000年—300年），东部主要是乌兰朱和石板墓（公元前1450年—前1150年）所代表的人群。根据Choongwon的研究，石板墓人群和乌兰朱和两者在遗传构成上一脉相承（遗传图谱紧密重叠无法区分），显示出明显的东北亚人群遗传特征。这两个群体都是反刍动物（牛马羊）牧民，也有挤马奶特征。石板墓考古文化出现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蒙古草原东南部，约公元前700年取代了赫利克苏尔—鹿石文化（DSKC）和蒙古中部其他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并持续存在到匈奴时代。石板墓文化的扩展，有时会破坏和根除沿途的前DSKC遗存 ，最终到达了最北的贝加尔湖东部地区（个体PTO001的遗传图谱可证实， 图1 ） 。

2018年，《自然》（ Nature ）发布了《137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 》，这篇文章的附件旋即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利用DA39样本（即高勒毛都2号墓地M1大墓墓主）的遗传学检测结果 ，网友撰文“揭开匈奴单于身世之谜”。 原始资料显示，DA39的父系遗传类型为R1a1a1b，其下有两个大分支：R1a1a1b2-Z93（印度伊朗分支）和R1a1a1b1-Z283（欧洲分支）。尽管其Z93位点的结果是未测出，但在Z283位点为阴性（由此欧洲分支被排除），可推测样本DA39属于Z93印度伊朗分支（形成于4500年前）。

高勒毛德2号墓地位于呼尼河谷东，甲字形大墓是匈奴贵种的墓葬形制，位于墓地中心，周围有圆形石堆墓丛葬墓。对出土皮革制品的碳14测年表明M1及其陪葬墓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M1墓南北长48米，封堆高3.7米是已知规模最大的匈奴墓葬（高勒毛都1号墓地最大的M1南北长35米，测年显示，年代为公元前44—74年，基于器物形制的判断被认为是公元20—50年间，墓主是某位单于 ），有28座从葬墓，但只有1座是中型甲字墓，其余27座都是小型墓。其丛葬墓的排列、等级和2号墓地另外两座大墓相比略显低格。如2号墓地中部M55大墓南部至少有5座中型甲字形墓，南部向东是一排中型甲字墓，周围有零星的小型甲字墓和独立圆形石堆墓；北部M12大墓东西方有一排中型甲字，往南是小型甲字和独立石圆形堆墓。学者多认为这三座大墓很可能是匈奴“匈奴单于或者左右贤王”级别，其周边中小型“甲”字形墓葬埋葬的可能是他们的妻妾、亲属，墓地周边的其他小墓，埋葬的是低等级的匈奴贵种及该氏族中的其他部落成员 。

在匈奴兴起以前，阴山一带、鄂尔多斯及其邻近的陇山地区广泛分布“北方系青铜文化”遗存，这些遗存的居民与蒙古高原石板墓居民是什么关系？与文献记载经常提到林胡、楼烦、义渠、北狄等是什么关系？林胡、楼烦被匈奴吞并后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能否在匈奴统治中心找到相关考古遗存？体质人类学和对“匈奴墓”出土遗骸的DNA检测，证实了“匈奴墓”墓主由多个不同血缘群体构成，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群体哪些是匈奴的核心成分，部众与核心人群是什么关系，不同群体怎样融入并成为“匈奴”，当政权式微后这些群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同时期/后世周边人群是什么关系，简而言之就是尽可能动态、量化地考察“民族”的发展演变。从学科角度来说，对出土遗骸的DNA检测我们可以做跨越时空的“血缘关系鉴定”，深化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从人类社会的角度看，就是探索“古代民族形成与演变的机制”，为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为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