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被杀确实是冤枉的。《春秋》笔法，凡称国以杀大夫者，这大夫的过错多涉及国家利益。《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于庄公26年“曹杀其大夫”下注“称国以杀者，罪累上也”。就晋国而言，在赵同、赵括被杀前后也有多起称国以杀事件，可见赵同、赵括被杀也与国家利益有关涉。《左传》于成公四年、五年、八年交代了赵同、赵括被杀的原委：赵婴齐与赵庄姬私通，被赵括、赵同放逐于齐国，赵庄姬怀恨在心，遂向景公进谗，诬陷赵同、赵括“将作乱”，当时执掌国政、对赵家不满的栾氏、专权弄国的�氏趁机作证，怂恿景公诛杀赵同、赵括，没收田产。赵同、赵括被杀的罪名是“将作乱 ”，这是赵庄姬等人强加的诬蔑不实之辞。因而时隔不久因韩厥劝谏，景公意识到其中的冤情。又把没收的田产还给了赵家的后代赵武，这是晋景公17年的事。晋悼公即位后，拨乱反正，锐意改革，赵武被任命为卿，这恐怕是晋君有意识地对赵氏冤案的昭雪。由此看来，赵氏兄弟因“将作乱”被杀确是一桩冤假错案。

如果说赵庄姬等人的“将作乱”是对赵氏兄弟的诬陷的话，赵同、赵括平时令人反感的所作所为则是有目共睹的。赵同、赵括、赵婴齐是赵衰与晋文公女儿赵姬的儿子，赵衰辅佐晋文公数十年，从文公出逃到即位直至成就霸业，计谋多出自赵衰，功勋显赫，赵盾在父亲去世后，执掌了晋国国政，而赵氏三兄弟，既是晋君近亲，又长期庇护于父兄羽翼之下，除养成好高骛远、目空一切的贵公子习气外，对国家政事实在是知之甚少。《左传》中记载他们几次政治活动，其表现无不显示了低下的政治素质、卑陋的政治眼光。晋楚崤之战，晋为救郑而战，未及郑而郑楚已平，晋楚再战已无意义，晋国有头脑的将佐如中军将荀林父、下军将赵朔、下军佐栾书等都认为无需再战，只有被楚认为“刚愎不仁”的中军佐先轸坚决主战，赵同、赵括站在先轸一边，积极主战，当时下军大夫荀首就说：“原、屏咎之徒也。” 赵朔也婉转地批评了他的两位叔父。晋主将不得已应战，晋师果然大败，追究责任，先轸被杀。从赵同、赵括有限的几次活动看，赵同、赵括参与集体活动，则一贯站在错误的一边，单独行事则表现出妄自尊大、悖离规矩，从晋楚�之战到被害的十几年里，可以说他们每说一句话，每行一件事，无一不是为其蒙难积累错误，肉腐出虫，鱼枯生蠹，其被诛杀不也宜乎。他们被害后10年，曾为庄姬做伪证的�氏也遭同样下场。《春秋》同样书为“晋杀其大夫三□”，三□并没有直接危害国家的罪行，《左传》解为“民不与□氏”。赵氏兄弟虽不像□氏专横霸道，谗害无辜，夺人妻子，占人田产，但经常说错话，办错事，肯定时间一长也会“民不与 ”。不过反过来看，赵氏兄弟所犯的错误充其量也是路线错误，不至于到了杀头的程度，而他们政治上的无知却刚好落入心怀叵测者的圈套，糊里糊涂被送上黄泉路，人们在恨他们时也同情他们。这大概就是司马迁演绎赵氏故事的心理。

来源：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