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来说，就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为什么行，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为什么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已不仅是一种责任和必须，更是一种理论自觉。

一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魅力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至今在全球风云变幻中长久不衰，是因为马克思是从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写过一本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针对“马克思的时代过去了”的观点，伊格尔顿首先表示，听到这样的说法可以使马克思主义者如释重负，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过时。但他接着话锋一转：马克思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结束，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目前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那就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程度甚至可以与古老的维多利亚时代相提并论”［1］。因此，批判资本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是马克思主义加文学批评，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曾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专门的学科，马克思的学说是所有学科的理论基础，“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具有足够的哲学修养，能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门政治学说、一种分析和行动的‘方法’，而且作为科学，它是发展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所不可缺少的基础研究的理论领域”［2］。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8年11月—1859年1月）中，马克思首次把文学艺术纳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结构中，这为文学艺术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并为人们认识和界定文学的社会性质以及在各种社会联系中研究文学问题提供了宏观的解释框架和坐标系。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还表现为多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范畴和所阐述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资本”“分工”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视域和对象。马克思经典作家在评价具体作家作品时所提出的文学批评观点，更是直接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范例。此外，马克思本人有着深厚的文学素养，他青少年时期就非常喜爱文学和诗歌创作，在其后来的著述中引用了大量文学作品，其范围包括古希腊罗马文学、但丁、莎士比亚、17世纪以来欧洲的作家作品，等等。后来虽然马克思选择了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但终其一生都表现出对文学的强烈兴趣和爱好。

不可否认，马克思的精力主要致力于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他的研究兴趣往往根据斗争需要不断转移，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乃至人类学、历史学等，由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必然与哲学、历史、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等有着密切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混杂性。而这种不纯性恰是文学批评这个学科的基本属性，只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跨学科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其实，学科本身就是近代才逐步出现的，是一种人为的划分，不同学科的确立有助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探讨，但也有失之整体的危险。如今，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已成大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走在前列。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又不仅仅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还表现为互相融合和互相激发的过程。以往人们多是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立场阅读马克思和阐释马克思，而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切入马克思经典著作，将会领略不同的风采。马克思在抨击当时社会现象和阐述理论问题时所表达的愤激或涌出的诗意，尤其是字里行间洋溢的激情，体现了一种文学与哲学的交响。马克思的许多文章文笔犀利幽默，展示出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表述风格，对此，我们在阅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感受特别明显，这些都是从其他学科的角度难以感受到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成为激活和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又一窗口。

（二）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优势

与其他批评方法相比，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方法论优势。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明确的历史意识，即坚持物质第一性前提下追求人的历史活动与人的解放的统一。这种历史意识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考察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的解放等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标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论优势还在于它所具有的辩证精神，“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3］。这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得以超越其他批评方法非此即彼的对立，获得自我更新的活力。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通过深入洞察文学活动的诸多关系，可以发现其他批评方法所忽略或不能发现的盲点。纵观20世纪以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接受美学、女权主义等各种批评流派、批评模式此起彼伏，不断被否定或替代，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批评流派不同程度地存在“洞见中的盲视”。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影响力，就在于其拥有这种历史的辩证的方法论优势。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发展中也曾遭到非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仅仅是对作品的政治或阶级因素的考量。这是一种误解，有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简单化和片面化之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审视文艺现象、分析文艺作品时，主张将文艺活动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人们的社会活动所建构起的社会关系中，从历史必然性的高度，去考察文艺与政治、经济、社会等的关联，揭示文艺的社会性质，这些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但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并不仅止于此，马克思提到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永久魅力的赞美，等等，启发我们重新看待文学艺术与经济基础、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并认识到艺术的发展充满复杂性，艺术除受社会发展制约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性和一定的超越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仅具有深刻辩证的理论阐述，而且对文学作品也有独到的艺术分析。在评论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时，马克思恩格斯不约而同地都首先从韵律入手，并认为理想的性格描写应该“莎士比亚化”，即对现实关系有广泛真实的描写，且具有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

从今天的眼光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还论及了一些传统文论没有涉足过的新的理论命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阐述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对当今艺术生产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马克思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艺术生产”这个概念，而且他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阐发为今天认识艺术生产活动内部的运行机制和规律特别是文学艺术与资本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域。还有马克思多次论及的“交往”理论、“劳动”理论，等等，为数字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丰富性和生成性为后续出现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批评流派提供了多个生长点，不同国度不同流派的学者基于自身的立场和用途，从不同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这些不同批评形态的涌现本身又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生命力。

二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特质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又具有整体的差异性。党的二十大提出应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用唯物史观观照当代文学活动，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和条件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断调整、充实和开拓，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坚持。

（一） 扎根中国大地的实践品格

毛泽东在1938年就说过：“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不仅具体规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路径，而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础。只有坚持这两个结合，才能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富有生机和活力，也才能回答中国大地上出现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点已经被百年来的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正是在思考和回应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或在与当时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论争中诞生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样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5］。21世纪的中国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际都出现了一些以往没有碰到的新问题，有些矛盾还相当尖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只有立足于脚下这片土地，正视和思考现实问题，才能做出创造性的理论阐发，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空间。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以获得更好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是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超越性分不开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这种传承和光大首先体现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6］，等等，都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知识分子深切的家国情怀。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被湮没、被压制的美好的东西，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责任。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提到，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如原始氏族社会中的财产分配、权利运作等雏形）遭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破坏，因此，晚年马克思把目光转向了人类的童年和人类走过的历史。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进一步审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很有启发，面对当今文学批评价值判断的缺失以及理论表述上的艰涩之风等问题，被当代社会所忽视的“风骨”“弘毅”、重感悟重诗意的批评方式以及论诗诗、小说评点等中国古代批评文体，都可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补充，进而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底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特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传统的“普遍的形式”，这是细读马克思经典著述时的一个发现。1861年7月22日，马克思在再次回复拉萨尔关于英国遗嘱法问题的信中，提到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剧作家所坚持的三一律对希腊戏剧的继承问题［7］。马克思认为，与法律一样，文学艺术也会根据某一特定历史时代的需要来理解和继承前代遗产，而继承的这些部分“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合于普遍应用的形式”［8］。马克思提到的传统所具有的“普遍的形式”这一概念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提供了又一路径。这里的“普遍的形式”可理解为优秀的文化基因，这种“普遍的形式”或文化基因可以脱离其生长的环境而留存，但只有与特定时代的文化环境和文学活动结合，才能获得新的生命。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内含的这种“普遍的形式”就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传统优秀文化结合成为可能。拉萨尔指责法国剧作家对希腊三一律的继承是一种“曲解”，马克思认为这种“曲解”恰是继承中的发展，因为“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9］。在今天看来，不妨把这种根据现在的需要对传统文化的“曲解”理解为“创造性误读”或称为创造性转化。

由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须在现实语境中进行，并在当代中国的批评实践中发扬光大，以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一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就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关联在一起了，两个结合在同一时空相遇。

（二） 以人民为中心的批评原则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民至上”，这一理念是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推动者，是整个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力军。人民作为一个集合概念，有多重含义。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主张社会财富、发展成果应该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强调的是社会的全体成员。同时，人民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存在，“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10］。人民也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由众多的自由人组成的。在马克思看来，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11］，人民是由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构成的共同体，其主体是作为社会基本成员的普通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批评原则，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12］。“人民优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显著特征，也是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区别。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批评原则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全面落实。“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13］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旗帜鲜明地主张人民应作为文学艺术表现的主体，特别倡导文学作品要塑造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新人。马克思恩格斯曾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谈到剧本中人物的选择问题。马克思认为拉萨尔剧本中的主人公济金根是骑士阶层的代表，作为垂死的阶级，结局必然是悲剧。恩格斯也批评拉萨尔：“我认为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14］恩格斯在信中特地点出应关注“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代表。毛泽东在看了平剧《逼上梁山》后高兴地肯定了剧组恢复历史面目的做法，因为该剧让人民登上了历史舞台［15］。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继续坚持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大力支持和鼓励文学作品描写那些为了人民的幸福和民族的复兴而奋斗的新时代的创造者，讴歌这些中国的脊梁、人类的脊梁。同时，如何表现作为社会基本成员的普通人，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人民虽然不等于底层，但底层是人民的基础，对底层人物的态度如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衡量文学作品的又一尺度。如今有些文学作品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是我们难以认同的，如对普通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一味展示纸醉金迷的繁华，或以优越的姿态俯视底层，表现出廉价的同情，甚至以猎奇的方式将人民的苦难作为噱头来炒作，这些都应该遭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抵制。真实地描写底层人民的生活，正视人民的苦难，揭示苦难的根源，展示苦难中不屈的灵魂，特别是致敬那些在苦难中奋斗的劳动者，这些才是值得书写和崇尚的。

从社会效果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批评原则还应考察文学作品与读者接受的关系。一部作品是否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传达了人民的心声，得到了人民的认同，这是衡量文学作品的金标准。不过是否受到人民的欢迎和喜爱绝不是迎合和取悦，而是使之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提升和震撼，旨在激发起人民对美好人生、美好社会的向往。

（三） 独立自主的世界意识

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改变，文学批评的中西关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中西交汇的大潮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坚持在独立自主中追求普遍性，另一方面又在开放中走自己的路。无论是对20世纪以来的各种形式主义批评流派的批评，还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对话，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直都是在交流和交锋中前行。

应该说，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批评流派，特别是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的立足文本的批评观念和方法，以其“片面的深刻”有其可取之处，它们对文本、语义、叙事结构、叙述方式的关注和研究，对强调文学的社会历史作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来说，是一种补充和丰富，促使其更好地思考和协调文本的内外关系。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并不认同这些批评流派所持的语言本体论观点，因为建立在语言本体论基础上的形式主义批评将世界完全符号化，不仅取消了主客体的存在，而且在符号化的过程中无视了所有对象的客观性和物质性。文学批评不可能脱离现实参照物，文本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局限于文本内部的构造或迷恋语言的歧义会损害文学艺术的浑圆，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批评本身丧失理想的激情。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为20世纪西方政治文化的产物，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人文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修正和发展。它们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旗帜鲜明地批判资本主义，并在批判中内含了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和设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本雅明、阿尔都塞、詹姆逊等提出的“总体性”“问题域”“政治无意识”等概念，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照和借鉴意义。但西方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在西方社会文化中产生的，必然带有西方社会的经验和体会，并且西方马克思主义多在形而上的层面或文化的层面上讨论问题和展开批判，只是一种学术话语，其作用仅仅是解释世界而已。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相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一种整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了中国自身的特点，其中人民的幸福和民族的复兴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理念和显著标志。

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复杂的变化，各国文学批评都面临着同样或相似的问题，例如数字化对文学活动的挑战、消费社会中文学活动与资本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发展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既是中国的问题又是世界的问题，构成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挑战和机遇。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解释和回答当代世界出现的新问题。毋庸讳言，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领域，中国声音是偏弱的，这与时代的要求是不相称的，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需要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国际文学批评对话之中，提出和研究当今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推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在向世界发声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又需要用国外同行可以理解的语言叙述中国思想，有效地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世界的沟通和理解。

在未来的道路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有所作为，努力构建一种既有本土特色又具有开拓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中国大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持独立开放的品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之路。

［1］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第7—8页，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2］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序言”第7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3］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10］［12］［1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4页，第17页，第13—14页，第18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7］马克思在《致斐迪南·拉萨尔》（1861年7月22日）中指出：“例如，毫无疑问，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0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8］［9］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1年7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08页，第608页。

［11］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第533页，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15］参见毛泽东《致杨绍萱、齐燕铭》（1944年1月9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来源：《文学评论》　|　胡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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