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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景祐三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当时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坚决站在进步力量方面，对政治革新家、代理开封尹范仲淹遭宰相吕夷简诬陷而坐贬事件愤愤不平，不顾御史台“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的榜示，仗义执言，贻书司谏高若讷《与高司谏书》，痛斥其落井下石，“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而得罪当朝权贵，被以“移责谏臣，显露朋奸之迹”的罪名，谪贬为夷陵县令。欧阳修于景祐三年五月从京都汴梁出发，十月到达夷陵任所，景祐五年离开夷陵赴光化军乾德县，做夷陵县令跨三个年头，实际在任只有一年多时间。当时的夷陵，大致相当于今天湖北省宜昌市城区范围，荒远偏僻，多大山高岭，少旷野平原，人烟稀少，风俗朴野，是经济落后的“蛮夷之地”。“庐陵事业起夷陵”（清朝袁枚《随园诗话》）。然而这次经历，在欧阳修一生中极关重要。此时欧阳修处于三十而立、入仕之初，文坛初露的人生关节点，经过挫折、逆境的历练，在应对严峻的挑战中，赢得其后发展的有利条件，成为他政治生涯和史学、文学事业的重要起点，后人在评价其事业时往往离不开他在夷陵的经历。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中有段欧阳修回忆初到夷陵查阅档案、处理政务的故事：下车伊始，欧阳修“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无以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私，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以夷陵荒远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当时仰天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也。” 在档案史料的启示下，欧阳修从遭受贬谪的打击中调整心态，抛却愤懑，忧天下之心，虑万世之志，要励志作为，为民作主，当好父母官，再不能让枉直乖错的现象发生。于是他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据《东湖县志》记载，在夷陵期间，他整顿吏治，亲自审理案件，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常微服私访，惩治邪恶，他访贫问苦，体验人民生活的艰辛，了解人民的愿望与希求，解决老百姓的疾苦，天旱曾两次为民求雨，开辟市区，修建街衢，教民为瓦屋，人畜分居，教民礼让，改变传统陋习。不到一年时间，政绩赫然，夷陵县风移俗易，被治理得井井有条。欧阳修离开夷陵十年后的一段追忆，可以佐证欧阳修治理夷陵的效绩：“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故知古有不忽小官，有以也。”可以说，档案是欧阳修治理好夷陵的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欧阳修初到夷陵看到县衙的档案工作现状是怎样的呢？现状是令人堪忧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档案意识差。北宋初年，刚刚从五代十国夺取政权，夷陵是重要的战略要冲，战争频仍，宋初的州县官员多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戎马武官，“吏曹不识文字”，行政能力差，无档案意识。行政管理不象朝廷中那样规范严格，没有形成相应的文书档案。导致的结果是“官书无簿籍”。（《与尹师鲁第二书》）无规章制度。正如欧阳修所说，夷陵县衙中“凡百制度，非如官府”，没有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管理混乱，他在治理夷陵时不得不从制订各项制度开始。少有的一些档案，也未认真整理，随意堆放。归档不全。“夷陵虽小县，然争讼甚多，而田契不明（《与尹师鲁第二书》）。”天圣年间，宋仁宗曾颁诏天下，规定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双方订立契约，约定年限期满后，农民可以迁移或改租其他地主的土地。无庸置疑，田契对于当时的地主和农民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官府税收的重要依据。但当时县府，对档案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加之极不负责的态度，老百姓的一些争讼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裁决。欧阳修来夷陵之前，就着手整理五代史料，当时命名为《十国志》，也就二十四史中的《新五代史》。到任夷陵后，欧阳修在县衙居然找不到《史记》、《汉书》，更不要说其它的史料了。欧阳修曾说：“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宋《能改斋漫录》见《湖北通志志余》）这使“公退之余”编写史书的欧阳修十分沮丧。缺乏保管场所。史料不存，更缺乏保管场所。尚书驾部员外郎中州守朱庆基也看到这一况，所以在欧阳修来夷陵前一年，即景祐三年就命时任县令刘光裔建造专门供奉朝庭诏书的楼阁——敕书楼，以解决无保管场所的问题。不履行交接手续。由于夷陵远离京都数千里，位处楚国西部，地域偏远，封闭落后，官吏的“廪与俸皆薄”，“吏者多不欲来”，（《夷陵县至喜堂记》）而且任职到期后，往往无人替代，只好自行离职而去。因而档案文件及往来帐目无法施行的有效的交接。从而造成档案资料的流失，同时也增加了弊案的发生。档案内容错误百出。欧阳修到任后，反复翻阅档案，他十分惊讶地发现了许多冤假错案，“枉直乖错，不可胜地数”。前文已叙及，不再赘述。针对以上现状，欧阳修采取了哪些改变现状的措施呢？修敕书楼。继续完善前任县令刘光裔“起敕书楼、饰厅事、新吏舍”（《峡州至喜亭记》）的工作，确保档案文件有专门的保管场所，改善档案资料保管条件。同时植树种花，新劈北轩，凿地火炉，为自己创造了良好的学习、工作和创作环境。订立各项规章制度，使之有章可循。欧阳修认为，县令的地位虽然卑微，但负有守土安民的责任，因此，他到任以后，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制定章程，做到“一一自新齐整，无不躬亲”（《与尹师鲁第二书》）。他在后来的《忆山示圣俞》中也说：“忆尝祗吏役，巨细悉经觏。”亲自处理各类大小政务。对陈年文牍案卷进行清理，立卷归档案。欧阳修任职期间，虽然有些水土不服，身体不适，经常“阴泄”，但他对学习和编史毫不懈怠，同时也不忘对古书图籍的清理。他《新营小斋凿地炉》中有“兴亡阅古今，图籍罗甲乙”的诗句。清朝康熙年间的夷陵县令鲍孜《重修绛雪堂记》中说：“先生由馆阁出令兹土不期年，而风已易，俗已淳，案牍无烦。”可以说明欧阳修对档案文件管理规范，井然有序。加强对各类档案资料的收集。欧阳修在夷陵期间，非常注重档案及原始资料的搜集。夷陵城内有一个叫何参的人，居笃学坊，博学好义，不求闻达，人称处士。欧阳修在《夷陵岁暮书事呈丁元珍表臣》写道：荆楚先贤多胜迹，不辞携酒访邻翁。其诗中自注：“处士何参，居县舍西，好学，多知荆故事。”欧阳修“常与州处士何参论文”（《东湖县志》），且知道了很多荆楚故事。夷陵在三国、两晋、以及五代十国的历史上，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战事频仍，地域割隶不常，留下许多遗迹和传说。秦人三战而烧夷陵，汉岑彭与蜀将田戎八年抗战，决战荆门虎牙。三国时著名的夷陵之战，陆逊火烧连营，大败刘备；张飞喝桥断水，大战长坂坡，出任宜都太守；晋王浚楼船破夷陵浮桥，直下扬州等等，在历史上都有记载。欧阳修在《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自注道：“往时忠万夔施皆属荆南，五代之际为蜀所侵。”欧阳修诗中称夷陵“敌国江山昔最雄”。这些对他从事历史研究，撰写史书，以及丰富阅历，守土安民，治理好夷陵都有很大的帮助。欧阳修后来在治平年间的《与焦殿丞》中说道：“某尝再为县令，然遂得周达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为益。”欧阳修贬谪夷陵期间，在收集古文碑刻方面亦有斩获。《集古录跋尾》中就有泛舟黄牛峡收集李吉甫、丘玄素、李贴、孙敬骞等人所作《唐神女庙诗》和在百姓家收录《景福遗文》的记载。还有道经荆南、荆门得《唐吕諲表》和《唐王蕊诗》的记载。把古代器物金石作为第一手档案史料来研究，并整理成册，欧阳修应该是最早作出贡献的人。欧阳修作为刚进而立之年的一介县令如此重视档案工作，深入民间收集各类档案史料，确实难能可贵，是我国档案事业史上的一笔重彩。欧阳修在公务之余，常偕州判官丁宝臣、推官朱处仁遍游夷陵山水。他诗文中所涉及夷陵的地名和物产有上百种之多。物产诸如，粳稻米、柑橘、山栗、大笋、梨、柚、茶叶、花椒、鲍鱼、生漆、峡州纸、大沱砚、黄洋木、千叶红梨花、楠木等等。地名著名的有《夷陵九咏》，诸如下牢溪、黄牛岩、孝子岩、绿萝溪、望州坡、东山等很多具有地名意义的地名沿用至今。动物类著名的有姊妹篇《猛虎》和《金鸡》，涉及其它飞禽走兽为数不少。欧阳修在《夷陵至喜堂记》和《峡州至喜亭记》是反映夷陵民情风俗的代表作。其中记载夷陵为下县而峡州为小州，位于三峡之口，虽地处长江要道，却半个世纪不通中原，所以偏远的夷陵经济文化落后，县民一两千户，县城仅数百家，城无墙，街狭窄，不能通车马，市无百货，销售鲍鱼，人们掩鼻而过，民居简陋，“一堂之上，上父子而下畜豕，覆皆用茅竹，故岁常火灾”。老百姓信鬼神，多祠祀，欧修称其为“淫祀”。据有人统计，在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的《欧阳修全集》 766 篇诗文中，直接涉及夷陵的诗文有 140 多篇，占总篇目的 18.3% 。清朝东湖（即夷陵）县令林有席在《东湖县志序》中说：“宋欧阳子令夷陵，……而为政风流，发现于诗文者，则备载其江山名迹之所以流传，人情物理之所散殊，土风习俗之所僻陋，又时时礼接邑处士何参，以习知荆楚遗事，后之宦夷陵者，采摭故实，皆得本‘六一’诗文，以资考据。”这些诗文保留了夷陵历史的真实记载，是了解夷陵——即今日宜昌的珍贵档案资料。欧阳修对档案工作的重视，有着时代、社会实践和家庭教育的深刻影响。欧阳修到夷陵之前，在京城汴梁任馆阁校勘，是校核宫廷图籍的文学侍从官。这项工作决定了他必须经常和典籍档案接触，这个职务为他提供了调阅皇宫库藏和重要档案文献资料的条件，使他认识到档案的重要性。景祐四年欧阳修任夷陵县令时在《回王舍人尧臣启》中写道：“窃以三代之兴，两汉之治，蔚声名之为盛，何前后之相望，盖以高文大册之所传，遗风余烈之尽在。”欧阳修认为，“高文大册”与国家兴亡和地方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欧阳修从举进士到进京为官，一直都是一帆风顺，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因言事被贬夷陵，政治上遭受沉重打击。尽管到了偏远的地方，身为七品芝麻官，但他仍开始《新五代史》的编撰工作，以便实现他“著为成法”、依法治国、“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的主张。这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私修官史，而这部史书的初稿就在贬谪夷陵时完成的。在夷陵期间，欧阳修还写有关于《尚书》、《诗经》、《周易》、《春秋》、《左传》等大约 20 多篇考证文章。编修史籍、著书立说培养了利用档案的习惯和收集档案历史资料的热情以及办事严谨的作风。作为史学家，欧阳修深知文献档案的重要性，后来为“章示后人”，他将自己起草的制词汇编成《外制集》和《内制集》，并多次上书朝廷要将各类档案“藏之有司”，并“各以门类，依其年次，编成卷帙”。欧阳修从小受到母亲的良好教育，《泷岗阡表》中细致生动地记述了太夫人转达他父亲欧阳观的遗言，特别是父亲欧阳观居家夜烛治狱的故事对他的印象深刻，影响极大。其母曾谆谆告诫他：“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顾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叹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之。’”欧阳修对此“泣而志之，不敢忘”，铭刻于心，所以他终身断案谨慎。从事件的关联程度，我们可以看出父亲欧阳观对欧阳修的影响。档案现状及引发的思考和感叹是欧阳修治理好夷陵的重要契机和动力，档案史料的收集和夷陵的阅历的丰富是其事业发展的起点，欧阳修有关夷陵的诗文不仅是文学宝库中的珍品，更是夷陵宝贵的历史档案和珍贵财富，欧阳修为政风流，为夷陵人民所做的好事，永远为夷陵人民所传诵和怀念。 参考文献： 1 、《欧阳修全集》（ 1994 年 12 月中国书店出版） 2 、《欧阳修夷陵诗文译注》（ 2007 年 3 月湖北人民出版社） 3 、《宜昌—夷陵·欧阳修》（ 1992 年 10 月华中师范出版社） 4 、《宜昌府志》（清朝同治年间） 5 、《东湖县志》（清朝同治年间） 6 、《论欧阳修贬夷陵令的作为》（《三峡文化》 2007 年第 4 期） 7 、《湖北通志志余》（ 1985 年湖北图书馆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