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伦春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关于其族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室韦说，二是肃慎说。目前学界多倾向于前者。十七世纪中叶以前，鄂伦春人分布于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以精奇里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历史上这里主要是钵室韦人和深末怛室韦人的活动区域，因此，隋朝时的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应是鄂伦春族先民的主要来源，北室韦亦有可能参与了族体形成过程。唐朝时室韦发展为20余部，唐设室韦都督府加以管辖。据文献记载，其中的婆莴和落俎部分布于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辽朝的室韦部在今嫩江上游以北及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中、上游地区。辽设室韦国王府，圣宗时又设室韦节度使，隶西北路招讨司，对这一带的室韦人等进行管辖。金朝的火鲁火疃谋克管辖外兴安岭以南地区。元朝时，鄂伦春人被称为“林木中百姓”和“北山野人”，分布极为广阔，在辽阳行省的管辖之中。明朝时黑龙江以北有“乘鹿以出入”的“北山野人”，就是指游猎于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以北的“使鹿部”，也就是鄂伦春人。明朝于永乐七年（1409年），设置了奴儿干都司，“北山野人”在其管辖范围，明弘治年间始归辽东都司管辖。清初文献曾把鄂伦春人称为“树中人”。清崇德五年(1640年)，“俄尔吞”曾作为鄂伦春族的族称出现于文献中。同年，将“索伦部”分编为八牛录（佐领），鄂伦春人为索伦部中的一部分。康熙八年（1669年），在宁古塔将军之下设布特哈（打牲部落）八旗，管理分布在黑龙江上、中游的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族。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从原来统辖吉林、黑龙江的宁古塔将军析出黑龙江将军。黑龙江将军之下设八城，分设副都统、总管等官员管辖。对于鄂伦春族的管理，将其分为“摩凌阿鄂伦春”(骑马的鄂伦春人)和“雅发罕鄂伦春”(步行的鄂伦春人)两部分。被编入布特哈(打牲)八旗“充官兵者”,称作“摩凌阿鄂伦春”,没有编入布特哈八旗,“戈猎山薮仅供纳貂役者”,称作“雅发罕鄂伦春”。后者分设五路八佐,每佐设鄂伦春族佐领一人,每年派名为“谙达”的人到当地去征收貂皮。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沙俄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劫掠,迫使黑龙江以北精奇里江两岸的鄂伦春族南迁到大、小兴安岭地区。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以后，文献中多次出现“俄罗春”、“鄂罗春”、“鄂伦春”等不同写法。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十月始，“鄂伦春”才作为统一的族称固定下来。“鄂伦春”是民族自称，即“使用驯鹿的人们”。鄂伦春族南迁以前，原来居住在黑龙江上游的埃文基人（鄂伦春和鄂温克人）以牧养驯鹿为主，兼事渔猎和采集。另外，“鄂伦”的发音与驯鹿的发音(oron)相同，（cho）是表示人的附加成分，两者合起来为（oroncho），即“鄂伦春”，汉语就是“打鹿人”之意。

根据居住区域的不同，鄂伦春人内部还有不同的名称。如居住于呼玛河流域的鄂伦春人自称库玛尔千；居住在逊克县、嘉荫县河边的鄂伦春人自称毕拉千；居住在甘河流域的鄂伦春人自称甘千；居住在托河流域的鄂伦春人自称托千等。比如，库玛尔千的“库玛尔”表示地点，“千”表示人的附加成分，表示某地人之意。

鄂伦春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同时又是一个极具反抗精神、骁勇善战的民族。鄂伦春族在反抗外敌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分裂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7世纪中叶，沙俄侵犯我国黑龙江流域。康熙四年(1665年)，沙俄侵占了黑龙江上游北岸的雅克萨城，烧杀抢掠当地居民。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清军第二次收复雅克萨城的战役中，有565名鄂伦春族士兵参战，对雅克萨之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雍正十年(1732年)，清政府抽调鄂伦春族兵259名，连同达斡尔等族兵共3000人编为八旗，在呼伦贝尔的济拉嘛泰河口设城驻防，巡逻边境，保卫边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入侵，将我江东64屯各族人民赶至江边射杀。库玛尔路协领寿廉带领鄂伦春族马队官兵500人痛击了入侵者。

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间，准噶尔贵族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和阿睦尔撒纳等人在沙俄的策动下先后发动武装叛乱。在平定准噶尔分裂势力的战争中，鄂伦春族官兵做出了贡献。乾嘉年间“摩凌阿”（骑马）鄂伦春族阿穆勒塔，是一位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的英雄人物，他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在收复台湾和抗击廓尔喀侵略军的战争中立有大功，官至总管，加副都统衔，成为历史上职位最高的鄂伦春族军事指挥官。

鄂伦春族对于国内统治者的压迫和奸商的欺压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每年的“楚勒罕”集会上，鄂伦春人除了贡纳貂皮，得到一些布匹、银两的赏赐外，余下的貂皮和细毛皮张可以出售，换取生产生活用品。对于散处山野的“雅发罕（徒步）鄂伦春”，布特哈总管衙门设5名官员分别管理，3年一换，称作“谙达”，每年都在固定的地点向鄂伦春人征貂并予赏赐。后来，“谙达”私带物品与鄂伦春人交换，甚至于发展达斡尔、汉族“谙达”与鄂伦春族进行极不公平的交换，近于明抢暗夺，“所捕貂皮，辄为谙达诸人以微物易去，肆意欺凌，不啻奴畜”。光绪年间，库玛尔路骁骑校烈钦泰聚集各路鄂伦春族，反抗“谙达”的残暴剥削和压迫，要求裁撤布特哈总管衙门。烈钦泰等人的反抗斗争获得了成效，导致清廷撤销布特哈总管衙门，设兴安城总管衙门。官方“谙达”制被废除。私人谙达和私商乘机取而代之。鄂伦春人与谙达进行的是一种包干式的物物交易。鄂伦春人把所获猎品，除自己所用部分外，其余全部交给谙达，由谙达提供弹药、粮食、布匹等基本生活、生产用品。因此，对于鄂伦春族来说，并不是从交换中获得利润，而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和生活的循环和平衡。奸商对鄂伦春族盘剥甚于官私“谙达”，他们不仅利用灌酒等卑劣手法欺骗鄂伦春族，而且利用鄂伦春人商品意识不强的弱点，使鄂伦春人反而欠下奸商债务，然后敲诈勒索，霸妻抢女，终于爆发了1924年刚通领导下的反奸商斗争。在日伪统治时期，禁止鄂伦春族出售猎品，全部交给“满洲畜产品株式会社”，仅向鄂伦春人提供一份粮食、布匹和子弹，难以维持生计，鄂伦春人身体素质急剧下降，各种疾病蔓延，人口大量死亡。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日本侵略者为了镇压鄂伦春族人民的反抗，强化了统治。1938年，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指导纲要方案》，对鄂伦春族采取暂时利用、最终消灭的“指导方针”。鄂伦春族并未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统治，开展了自发的抗日斗争，纷纷支援和参加抗日联军。在抗日联军三、六、九、十一路军中，均有鄂伦春族参加。其中，第六军约有40多名鄂伦春族战士。在抗联队伍中，有许多传奇式的鄂伦春族英雄人物。抗联第六军的黄毛(绰号)在狩猎过程中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是位神枪手。1936年8月，他与另两位战士在汤旺河阻击五六百名日伪军。他百发百中，仅1人就击毙敌人四五十个，敌军惊恐万分，直至1938年未敢进犯汤旺河。另一位鄂伦春族抗联战士元宝负责赵尚志的安全工作。1937年冬，在赵尚志领导的一次战役中，他一人击毙日军数十人。抗日烈士李宝格列和李桂夏布是父子，他们的抗日事迹陈列于哈尔滨市东北烈士纪念馆。鄂伦春族群众积极为抗日联军带路、送信、运送粮食和物资、掩护抗联战士，帮助抗联侦察敌情、配合抗联攻打敌人据点，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十七世纪中叶鄂伦春族南迁至黑龙江以南后，严格意义的父系氏族社会已不存在，但仍存有痕迹。鄂伦春人的父系氏族称“穆昆”，氏族长“穆昆达”由民主选举产生，条件是办事公正、有威望、人品好和辈份较高的人充当，氏族内的一切事务由“穆昆达”主持。氏族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有三种情况可以召开氏族大会：一是选举氏族长；二是续族谱、排辈份；三是遇到重大情况和突发事件。氏族大会还会对违反习惯法的人进行处罚。

鄂伦春人南迁以后，其父系家庭公社“乌力楞”已处于向游猎公社过渡阶段，绝大多数“乌力楞”处于地域性的游猎公社阶段。“乌力楞”为通古斯语,意为“子孙们”。“乌力楞”由同一父系的若干代子孙的各个小家庭组成，是鄂伦春族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乌力楞”内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猎品按户平均分配。“乌力楞”的首领是“塔坦达”，由民主选举生产。“塔坦达”是公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塔坦达”没有特权，同其他成员一样劳动。

清朝，由于铁器、枪支、马匹的使用,生产力提高较快,交换促进了发展,出现了私有财产。加上周围其它民族的影响，鄂伦春族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小家庭逐渐从家族公社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乌力楞”也就逐渐由血缘组织发展成为地缘组织。这时,每个小家庭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任何一个“乌力楞”。

家族公社的解体,标志着鄂伦春族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结束。到解放时,鄂伦春族已进入以地缘为纽带的农村公社发展阶段。“乌力楞”村社已成为鄂伦春族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生产组织,但仍然存在有家族公社的遗迹。

光绪八年（1882年），鄂伦春人被欺压过重，引起强烈反抗，黑龙江将军文绪奏请撤销布特哈总管衙门，建立兴安城总管衙门专管鄂伦春族。光绪十年（1884年），兴安城总管衙门建成。兴安城总管衙门设副都衔总管1名，副总管10名，其中，鄂伦春族副总管8名。下设库玛尔路有3佐；阿里路有1佐；多布库尔路有1佐；托河路有1佐；毕拉尔路有2佐。光绪十九年，因实效不大，依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的奏请，裁撤了兴安城总管衙门，而改由黑龙江、墨尔根、 呼伦 贝尔三城副都统管辖，其中，黑龙江城副都统管辖库玛尔路4旗8佐和毕拉尔路2旗4佐；墨尔根城副都统管辖阿里多布库尔路1旗2佐；呼伦贝尔城副都统管辖托河路1旗2佐。副都统和协领为满族人，佐领均为鄂伦春人。佐领除定期向协领报告情况外，拥有佐内的军事、行政、司法、治安等权力，独揽佐内鄂伦春族的生杀予夺之权。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设瑗珲兵备道和呼伦贝尔兵备道，分管库玛尔路、阿里多布库尔路鄂伦春族，毕拉尔路归兴东道管辖。

进入民国后，黑龙江改设行省，分设县制，但鄂伦春族的管理机构没有合并到县制中，路、旗、佐同县并存，不受县领导。为了加强边防，民国12年（1923年），在鄂伦春族中设“保卫团”，民国14年（1925年）改为“山林游击队”。

军阀统治时期,废除了八旗组织的内容,四路十六佐的机构基本上没有变动。管辖系统上略作改变,其中三路划归黑龙江省督办公署管辖,一路划归海拉尔蒙古衙门管辖。统治者为了便于加强对鄂伦春族的统治,强制实行过“弃猎归农”政策,使他们定居下来,以便于统治和抽壮丁。还把青壮年强编为“山林游击队”,后来改编为“保卫团”作为他们驱使的工具。但在几年之后,大部分人又弃农归猎。仅有少数上层官员在统治者的鼓励和扶植下,雇用鄂伦春、汉、满、达斡尔等族的雇工,大量开荒种地,使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几家占有百余垧土地的大地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将原库玛尔路、毕拉尔路、阿里多布库尔路、托河路置于伪黑龙江省民政厅蒙旗科管辖，各路协领公署虽未撤销，但已成了有名无实的机构。1934年，伪满洲国将东北和内蒙划分为14个省，伪黑河省管辖库玛尔路和毕拉尔路；伪兴安东省管辖阿里多布库尔路；伪兴安北省管辖托河路。同年7月废除八旗制，名义上仍保留路、佐制度，但协领和佐领已为傀儡，日本特务机关派到各地的“指导官”实际统治鄂伦春族。在日伪统治时期，对鄂伦春族采取了民族隔离政策，与其他民族悠久的联系被割断。

“安嘎”是鄂伦春人“乌力楞”为单位的狩猎组织的补充形式。氏族集体狩猎甚至氏族之间联合狩猎是最古老的一种狩猎组织，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这种狩猎组织是必然存在过的。而以“乌力楞”为单位的狩猎组织是鄂伦春人古老的狩猎形式，直至新中国建立前夕仍然保存着其残留形式。“安嘎”(aana)是由数人组成的一种临时性的狩猎组织，多半由亲戚、朋友组成。很显然，这样的生产组织只能在游猎公社阶段存在。“安嘎”组成后，要民主推选出一位赋有狩猎经验和威望的年长者为“塔坦达”。“塔坦”是火坑之意，“塔坦达”原来指的就是火堆的守护者，即家族长。所以“安嘎”是从父系家庭公社集体狩猎过渡来的。“塔坦达”负责“安嘎”的生产和猎产品的分配。还要选一位“乌纠鲁达”并安排一人当“吐阿钦”。“乌纠鲁达”是“塔坦达”的助手，负责“安嘎”的日常生活。妇女不随猎时，选一位年轻而狩猎技术差的人当“吐阿钦”，负责做饭、管理马匹等杂务，但他并不受到歧视。过去个人狩猎是集体狩猎的一种补充形式，猎产品是公有的。但是随着父系家庭公社向游猎公社的演变，马匹和步枪的使用，个人单独狩猎并且据有狩猎产品就成为一种趋势。以“安嘎”为单位的集体狩猎与个人单独狩猎并存很长的时间。由于狩猎的特殊性，直至新中国成立初，个人单独狩猎并不是狩猎的主要形式。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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