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阎锡山开始同日军代表接触。11月，阎锡山令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 赵承绶 根据“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 楠山秀吉 谈判，达成双方合作、日方为阎锡山装备30个团的口头协议。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日军将孝县城让给阎军接管。8月11日，赵承绶代表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 田边盛武 以及 楠山秀吉 等在敌占区 汾阳县 城内签订了《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 （俗称《汾阳协定》） ，商定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阎锡山通电脱离 重庆国民政府 ，日本将山西政权交阎锡山并为阎军提供武器装备等。会后，阎锡山在日占区太原、 汾阳 、临汾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至此，阎锡山已由联共抗日转变到联日反共的危险境地。

与此同时，阎锡山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在驻地 吉县克难坡 由“民族革命同志会”对其军政人员进行“洪炉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谬论。《洪炉歌》词则强调“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为集体降日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为了扫除降日障碍，阎锡山强化“同志会”的组织领导，命令所有军政经人员及中学以上学生，都须参加“同志会”，开会必呼“会长万岁”等口号，以树立绝对权威；还令其特务组织“政卫组”和“隰汾区战工团” （后改组为“同志会流动作队”） “肃清伪装分子”，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牺盟会员、决死队官兵和进步人士。

对阎锡山与日军秘密勾结的行径， 中国共产党 曾多次提出警告。 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日本为了大举侵略 东南亚 地区，迫切希望阎锡山履行《汾阳协定》的各项条款。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6日，阎锡山在日方一再要求下，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 安达二十三 、山西派遣军司令官 岩松义雄 等在 吉县 安平村 举行了所谓的“安平会议”。日本侵略军头目要求阎锡山立即宣布脱离重庆政府；阎锡山由于受到 八路军 驻 第二战区 办事处处长 王世英 的规劝与警告，又见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同时觉得当汉奸将遗臭万年，乃采取应付态度，提出由日方先行交付答应给他的武器装备。双方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协议。阎锡山恐被劫持，在午休时刻乘机逃走。会后，日军进行报复，击溃阎部第三十四军并俘虏骑兵军两个师。不久，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双方互相利用，又行勾结。这时的阎锡山一变依靠日军而为利用日军。除了交流物资外，他派干部到敌区担任县长等伪职，并对其他伪县长发给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状，以便在抗战胜利后迅速摘取胜利果实。至此，阎锡山运用“中的哲学”又为自己营造了新窟： 蒋介石 怕阎锡山投降，增加了对他的支援；中共为了使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营垒，减少了对他的压力；日军为了诱阎锡山就范，停止了对阎锡山的进攻，并进一步勾结。阎锡山营造的新的三窟已就，乃得苟安于 晋西南 一隅之地。

民国三十三年（1945年）8月10日前后，阎锡山得悉日本将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即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军头目商定：日军在原防区防堵共产党及八路军并听候阎锡山受降；又派部队向太原挺进。30日，阎锡山在日军保护下回到太原，随即宣布“行者” （抗战人员） 和“居者” （汉奸） 同样有功，并委任伪省长 苏体仁 、 冯司直 、 王骧 为高级顾问或高级参事，改编伪军为省防军，留用日俘万余人，作为他进行反共内战的资本。八年抗战的结果，在山西阎管区不过是阎日伪合流而已。 ^{1945年在太原的阎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