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人口红利”的贡献功不可没。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研究所所长蔡?的研究也表明，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最近几年，学界关于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讨论不绝于耳，进而引发对劳动力资源短缺、社保负担加重乃至经济增速下降的忧虑。为此，我们特邀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和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讲师姜全保展开相关讨论。

对话嘉宾：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讲师姜全保

话题一：中国“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

论点：中国当前的情况是，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处于所谓的“人口红利期”，即劳动力资源丰富，抚养比比较低，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中国并没有充分利用“人口红利”。

主持人：在一般人看来，“人口红利”概念有点晦涩难懂。请您二位人口学专家用尽量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是“人口红利”吧。

穆光宗：“人口红利”就是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和价值。根据经验事实的概括，我们可以提出4种“人口红利”，即人口增长红利、人口投资或人力资本红利、人口转移或人口流迁红利、人口转型或老年人口红利。

从古到今，人口都在产生红利，有大小、有早晚、有差别，但不存在有无的问题。除非是零素质人口。人口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波接一波的人口增长带来了消费的推动、带来了劳力和军力的供给，产生了最重要的人口增长红利。人口投资红利是指对婴幼儿人口和青少年人口的投资在人口发展生命周期的工作期焕发出来，以人口的体能、技能和智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迁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机制，通过人口流迁，可以转化人口压力为人口动力，使富余劳动力变成必要劳动力，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人口转型红利则特指老年人的社会化和社会参与所产生的价值贡献，这在老龄化社会特别重要。总之，“人口红利”不能笼统言之，有一个看问题的角度选择问题。

姜全保：我的理解是，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在生育率快速下降时期,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就是人口中的未成年人比重大幅度下降、劳动力比重显著上升所带来的利益。由于劳动力比重上升，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同一时期内都比较低，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增加和妇女就业机会增加等，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这段时期在人口学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并没有公认的判断标准，可以以总抚养比小于50%（或者60%），即两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一个被抚养人口来判定。如果总抚养比小于50%，则处于红利期，否则红利期结束。

主持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大概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姜全保：从人口数量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会在2020年左右结束，当然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原因有二：一是判断的标准不一致，再就是大家只知道中国当前生育水平下降，但具体降到多少并没有定论，所以出生数量不能确定。

中国当前的情况是，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处于所谓的“人口红利期”，即劳动力资源丰富，抚养比较低，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中国并没有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因为要实现红利，要把劳动力数量转换为社会物质财富，就要提供就业，并且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做得不够，没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没能把大量的劳动人口转化为社会财富。

话题二：“用工荒”不全是因为“人口红利”消失

论点：“‘用工荒’是人口供求关系发生逆转的结果，过去是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买方市场，现在是劳动力有限供给甚至是萎缩供给下的卖方市场――年轻劳动力在更多的就业机会面前有更多的选择权利了，所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当前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当然与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动，或者说与“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有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显著。

主持人：目前有专家从当前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问题得出结论――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您是否赞同这种说法？

穆光宗：根据广义“人口红利”观点，“用工荒”可以理解为人口增长红利和人口转移红利衰减的表征。过去多年来我国对人口生育持续的强力控制导致了现在和今后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但与此同时各地经济的高速发展却在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一减一增就形成了一个用工缺口。可以预期，这个缺口将越来越大，“用工荒”将成为反映短缺人口和过剩资本关系的常态现象。

主持人：按您的说法，近些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农民工的工资上涨也就不难理解了。

穆光宗：低端劳动力工资的普遍上涨正是劳动力供不应求，开始出现卖方市场，雇主不得不通过提高劳动价格来竞争劳动力的一个证明。在深层次还反映出名义工资和实际收入的差距在拉大，通货膨胀的社会风险在放大。

主持人：“人口红利”消失是出现“用工荒”的唯一原因吗？

姜全保：当前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当然与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动，或者说与“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有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显著。可以说，“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对“用工荒”的出现影响不大。低端劳动力工资的普遍上涨，我想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

首先，我们的工人工资在国际比较中处于不利地位，每小时工资收入只抵得上发达国家工人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从这一点上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造就了“世界工厂”，但中国的国民所享受到的物质财富增长是非常有限的。

其次，我们的收入分配体系严重不公，劳动力尤其是低端劳动力的价值被低估，工资水平被压得很低。这一方面是社会分配不公的结果，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尤其是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收入，自改革开放以来，其实际的工资收入并没有明显增长，这一点可以从深圳、温州等地的农民工收入显示出来。

再者，近期的物价上涨，使得生活成本增加，这是导致工资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后，当前的“用工荒”还不是“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引起的，因为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大龄的失业或者隐形失业的人口，这部分人口的存在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话题三：“第二次人口红利”，一个假命题？

论点：“第二次人口红利”只是一个停留在纸上的概念，因为中国“第一次红利期”都没有把握好，针对“第二次人口红利”所提出来的制度安排等根本不现实。

在人口老龄化面前我们是可以有所选择而非只能被动应对，这就是通过调整和完善人口生育战略控制人口老龄化，实现适度人口老龄化。

主持人：现在又有学者提出“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您认为中国没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那么您觉得中国能否把握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会呢？

姜全保：“第二次人口红利”只是一个停留在纸上的概念，我反对这种提法，因为中国“第一次红利期”都没有把握好，针对“第二次人口红利”所提出来的制度安排等根本不现实。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还没有覆盖农村，而农村的老年人，包括大批农民工的养老，很快就会击破良好的，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至于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劳动力培训，现在的问题是大批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找不到工作，这不是教育水平的问题了。把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这本是我们应该在改革开放进行的工作，我们已经错过了把数量优势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的大好时机，所以我不赞同有“第二次人口红利”。

穆光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说法语意不详，我更乐意用“人口转型红利”或者“老年人口红利”来说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希望。

主持人：那么按您的说法，我们应该如何挖掘“人口转型红利”？

穆光宗：在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挑战加大的时期，我们要高度重视“老年人口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挖掘老龄化社会的力量，通过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组合成的综合应对战略实现老年人的幸福老龄化和整个社会的成功老龄化。同时，我想提醒一点，在人口老龄化面前我们是可以有所选择而非只能被动应对，这就是通过调整和完善人口生育战略控制人口老龄化，实现适度人口老龄化。

话题四：如何减轻社会保障压力

论点：在尊重多样性和个人意愿的前提下，具有一定弹性和选择性的退休制度可以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用制度安排来激发“老年人口红利”，应该早日试点和推进。

主持人：“人口红利期”的结束除了会使得劳动力数量减少，也会使社保的负担大大加重。有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结合的现收现付制的社保体制将难以适应。您二位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穆光宗：虽然人口老龄化充满挑战，但老年人口将是产生新“人口红利”的主体，他们在观念和行为层面上的“老有所望、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对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是产生老年“人口红利”的新动力。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中国的老年福利保障制度需要根据国情国力来设计和完善，突出老年的共建、共享、共生的思想。在尊重多样性和个人意愿的前提下，具有一定弹性和选择性的退休制度可以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用制度安排来激发“老年人口红利”，应该早日试点和推进。

姜全保：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束伴随着迅速老龄化，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中国收获了“人口红利期”，必将面临生育率迅速下降带来的快速老龄化，这在其他发达国家都已经发生过。比如欧洲，人口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下降，对经济、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制度和欧洲社会的基础设施也是极大的威胁。美国人口学家朗曼预计，再过40年，欧洲国家适龄劳动人口将减少40%，欧洲大陆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社会福利体系也将不堪重负。

在日本和韩国，低生育率已经持续了20多年，虽然韩国政府制定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但至今还没有数据表明低生育率有回升的迹象，这会对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很大影响。出生率低使得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加速、国家退休金制度承受沉重负担。

中国社保基金的负担也将大大加重，当前中国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结合的现收现付制的社保体制将难以适应，这是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迅速老化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我们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代价。推迟退休年龄只会暂时延迟领取养老金的人数，能取得一点时间以积累更多的养老金，但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退休年龄不可能推迟很多。这个问题已经在我们扩招研究生以减缓大学生就业压力但并没有取得显著效果上得到证明。

另外，德国、法国等国家在推迟退休年龄的实施过程中都引起了不小的社会震动，这一点是需要谨慎。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倒真是希望退休年龄能够推迟，比如55岁的退休年龄对现在人口的寿命来说，确实是太早了，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挑战趋大的时期，我们要高度重视“老年人口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挖掘老龄化社会的力量，通过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组合成的综合应对战略实现老年人的幸福老龄化和整个社会的成功老龄化。

――穆光宗

中国并不存在劳动力资源数量上的相对紧缺，相反，中国的劳动力在目前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在依然相对过剩。但是，我们存在结构上的和素质上的紧缺，最重要的应对劳动力资源相对紧缺的状况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姜全保

编辑：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