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新冠肺炎疫情的较量中，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值守，组成了阻止疫情快速蔓延的第一道防线。在封闭管理的特殊情况下，他们甚至是连接居民与外界的唯一桥梁。
千千万万名社区工作者或许是你我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在这场战“疫”中他们是英雄。
年轻亦是力量，他们在抗疫中成长
33岁的程子夏是北京市西城区广外街道乐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2009年，北京市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的第一年，程子夏就投身社区工作。那时候，这个日语专业毕业的姑娘对社区工作的认识还只是“基层感觉挺有意思的”。
今年的疫情是她11年工作生涯里最大的考验。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发生后，与乐城社区一墙之隔的天陶红莲市场发生疫情。
这里是社区居民常去买菜的地方，大家人心惶惶，小区又面临封闭。摸底排查、核酸检测、封闭管理、居家观察、服务保障、落实消杀……繁重的工作任务几乎是一瞬间砸在了社区干部的头上。
乐城社区将近6000常住人口，高密度地集中在6栋楼里，一栋楼就有320余户。居民的疑问、担忧以及各种各样的需求也都抛向了社区。老人要开特殊的药，长期滞留国外的居民有重要物品要找……
整整36小时，程子夏不眠不休，完成了社区两轮4次2.6万人次的排查，以及44户去过新发地、1192户去过天陶红莲市场居民的信息摸排登记。
经过这次疫情，程子夏觉得自己“心态越来越好”。作为乐城社区最年轻的工作人员之一，面对个别居民的不解甚至时有的责备，她都能冷静应对。“我对这份工作有感情了。”她说，“虽然有的居民会抱怨，但是那是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社区在最基层，哪怕给一个家庭解决一个问题，对他们家来说都是大问题。”
11年，她从一个对社区工作了解不多的小姑娘，变成了在关键时刻保卫社区安全的“领头雁”。
这不仅是一份工作。疫情期间，她看着社区里年迈的党员夫妇做志愿者，守好小区大门，测温登记，一刻不松懈，她也听到居民跟她真心表达感谢，这些都是她工作的动力。程子夏笑着说：“听到居民说谢谢，感觉还挺好的。”
这半年多来，程子夏两个年幼的孩子待在家里，经常见不到妈妈。家人也习惯她接了电话就离家的日常。这也是疫情防控社区战线上，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的一个缩影。
33岁的苗苗是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大学毕业后就扎根社区工作。“做好社区工作，依靠的是大家的力量。”
她从大年三十开始就带着社工冲到了疫情联防联控第一线。这是一片拥有2300多户居民的老社区，居民楼都是没有电梯的老房子，苗苗和社工就这样上上下下地爬楼梯，挨家挨户地核实住户信息，“两天时间，我们跑了3轮”。
社区里有1/3居民是老年人，当时社区食堂停了，苗苗和年轻的社工就把他们当自己的爷爷奶奶，他们想吃什么，就帮忙买回来。王大爷因病长期卧床，需要定期买药，但他的孩子实在忙过不来，向苗苗求助。当时，王大爷把身份证、医保卡和厚厚的现金，都塞到苗苗手里，“我觉得那是老百姓对我们社区工作者的信任”。
疫情期间，苗苗的奶奶在老家因病去世了，父母怕她担心，直到办完后事才告诉她。苗苗在社区执勤时，忍不住默默流泪，随后收到了很多居民发来的微信鼓励她，原来那些隔离在家的居民关心着自己，“那一刻特别温暖，觉得自己的付出都值得”。
听说习近平总书记给武汉市东湖新城社区全体社区工作者的回信中，肯定了广大社区工作者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苗苗很激动，“很多人说我们是‘平凡的英雄’”。
把老百姓时刻装在心里
在武汉市汉阳区龙阳街芳草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杜云看来，社区工作者就是站在抗疫防线上的“守门人”。
她所在的社区里有3800多户5000多位居民，杜云就是这些老百姓的“主心骨”。从疫情暴发到武汉“解封”，杜云竭尽全力做的就是一件事——“防”。起初是防止居民因为恐慌一股脑地往医院冲，然后是防外面的病毒输入社区，“现在一切都平静了，我开始防止居民精神上空虚，搞各种活动丰富大家的生活”。
老百姓听她的，因为正是这位30多岁的“小巷管家”带着大家走出疫情之初的阴霾，这里成为汉阳区116个社区中发热病人数量最少、发热病人康复率最高、防疫工作成效最显著的社区之一。
杜云的经验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把老百姓时刻装在心里。“你要时刻想着他们需要什么，要在他们提出需求之前就提前替他们想到。”她说。
揣着这份责任心，在疫情暴发初期，杜云凭借着自己八九年之前的医务工作经验，逐个劝说社区的居民，“不要有一点不舒服就急着往医院跑”。当时，武汉大大小小的医院人满为患，恐慌的情绪在人群中弥漫，确诊、疑似以及普通患者和家属，都挤在医院狭小的空间里，“交叉感染的风险非常大”。
杜云带着社区工作人员以最快的速度逐户摸排出社区里有11名发热居民，根据自己做全科医生的经验先给这些居民初步诊断、帮他们买药，告诉他们先自行在家吃药、隔离、休息。有的居民指着她的鼻子问：“我在家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杜云不急不躁地回答：“我会24小时关注你的情况，有任何情况都可以跟我说，一旦出现危险我亲自送你去医院。”
她还把辖区的医务工作者拉进居民微信群，请他们有空帮忙看看居民提出的问题；还邀请了一位心理咨询师进群，帮助大家缓解焦虑情绪。
就这样，这11名发热病人在家里通过休息和服药，体温都逐步恢复了正常，而因为整个小区防控工作开展得早，特别是居民个人防护意识较强，整个小区很快成为“无疫情社区”。杜云算了一下，当初如果没有第一时间让发热患者在家隔离，那么按照小区人员密度和基数，可能会造成大面积的感染。
很少有人知道，杜云和她的同事付出了多少汗水。其中有3个90后姑娘，每天搜集居民要采购的药单，骑着电动车到处去买药。当时药品短缺，她们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在武汉三镇挨个药店地跑。有几次，杜云在深夜见到她们刚刚骑着已经没电的电动车买药回来，又蹲在地上按编号分拣药品，“一蹲又是两三个小时”。
“她们年轻有冲劲，同时还有技术、有办法。”杜云说，5000多人的社区要做到逐户清点，必须依赖信息化手段，“我们依靠线上线下结合，没有漏掉一个人。”
疫情防控是一场持久战，他们是离老百姓最近的人
从农历新年伊始至今，周晖没有度过一天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今年43岁的周晖是北京市大兴区高米店街道茉莉社区的党支部书记。茉莉社区常住人口约7000人，有2168户居民，共16个网格，其中包括94个底商和1栋商务楼宇。由于地处南五环地铁四号线高米店北站，地铁站和小区地下车库连通，交通便利，这里外来人口占55%，非京籍业主多，出租房也多。
因为这个特点，从年初国内疫情暴发阶段，茉莉社区就面临很大的防控压力。大年初一，深夜两点刚值完班回家的周晖，不到8点又赶往社区——茉莉社区发现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听到这个消息时，周晖心里咯噔一下。前一天晚上下班后，她还在看关于武汉地区疫情相关的短视频，没想到这么快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密接’呢。”周晖说，“但是弄清楚情况我反而不怕了，作为社区的党支部书记，我不能先恐慌畏惧。”
3天内，周晖带着同事每天从早到晚打电话，摸清了居民复杂的情况。在那个阶段，茉莉社区的15个工作人员要服务居家观察的387人。不过，周晖觉得，不仅要埋头做事，更要讲究方法，于是出台了更为科学的社区管理方案。
周晖的手机24小时开着，一个月能花出近千元话费，社区的居民发烧了或者心里慌了，都会跟周晖“煲电话粥”，最长一次1个多小时。至今，周晖都保持着随时待命的状态。最晚一次深夜1点多，还有人给周晖打电话咨询问题。
过年的饺子周晖一个也没吃上。这半年多，她一顿完整的饭都没跟年逾古稀的父母吃过，也没时间见儿子。有时，周晖只能隔着一两米看几眼爸妈，听着他们的叮嘱，周晖忍着眼泪，赶紧回单位，一路上哭得像个孩子。
但是留给她释放情绪的机会不多。从年初一路走来，周晖忙完防疫忙复工复产，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新发地疫情来袭，高米店街道出现了确诊病例，尤其一家名为“老杨烧烤”的餐馆出现了聚集性疫情。餐馆距离茉莉社区的西侧直线距离200米，是社区居民常去吃饭购物的区域。周晖依靠年初开始建立的工作方法，从容应对，一天半时间，就和同事们迅速完成全部摸底工作，还在10余天内组织社区居民做了集中核酸检测。她开玩笑说：“这强度，机器人都得快没电了。”
社区里的年轻同事，都保持着高度饱满的工作状态。周晖说，最忙时他们长期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但是第二天大家出现在社区时，还是“满血复活”的状态。
周晖没抱怨过。她觉得这很正常，“每个社区书记都是这样的”。
而正是千千万万个程子夏、苗苗、杜云、周晖，看上去微不足道的社区干部，打通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末梢神经。让苗苗觉得欣喜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扎根社区，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情。他们守在老百姓身边，倾听大家的苦闷、欢笑，为大家跑腿、解忧，在政府与民众心中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中，苗苗曾作为基层社区代表登上彩车，在天安门广场前接受检阅。今年9月8日，她去北京参加表彰大会，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她激动得眼含热泪，“经历了如此磨难，如今一切如常，生在这样的国家，特别幸福”。
本报北京9月10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宁 胡春艳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09月11日
在与新冠肺炎疫情的较量中，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值守，组成了阻止疫情快速蔓延的第一道防线。在封闭管理的特殊情况下，他们甚至是连接居民与外界的唯一桥梁。
千千万万名社区工作者或许是你我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在这场战“疫”中他们是英雄。
年轻亦是力量，他们在抗疫中成长
33岁的程子夏是北京市西城区广外街道乐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2009年，北京市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的第一年，程子夏就投身社区工作。那时候，这个日语专业毕业的姑娘对社区工作的认识还只是“基层感觉挺有意思的”。
今年的疫情是她11年工作生涯里最大的考验。新发地聚集性疫情发生后，与乐城社区一墙之隔的天陶红莲市场发生疫情。
这里是社区居民常去买菜的地方，大家人心惶惶，小区又面临封闭。摸底排查、核酸检测、封闭管理、居家观察、服务保障、落实消杀……繁重的工作任务几乎是一瞬间砸在了社区干部的头上。
乐城社区将近6000常住人口，高密度地集中在6栋楼里，一栋楼就有320余户。居民的疑问、担忧以及各种各样的需求也都抛向了社区。老人要开特殊的药，长期滞留国外的居民有重要物品要找……
整整36小时，程子夏不眠不休，完成了社区两轮4次2.6万人次的排查，以及44户去过新发地、1192户去过天陶红莲市场居民的信息摸排登记。
经过这次疫情，程子夏觉得自己“心态越来越好”。作为乐城社区最年轻的工作人员之一，面对个别居民的不解甚至时有的责备，她都能冷静应对。“我对这份工作有感情了。”她说，“虽然有的居民会抱怨，但是那是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社区在最基层，哪怕给一个家庭解决一个问题，对他们家来说都是大问题。”
11年，她从一个对社区工作了解不多的小姑娘，变成了在关键时刻保卫社区安全的“领头雁”。
这不仅是一份工作。疫情期间，她看着社区里年迈的党员夫妇做志愿者，守好小区大门，测温登记，一刻不松懈，她也听到居民跟她真心表达感谢，这些都是她工作的动力。程子夏笑着说：“听到居民说谢谢，感觉还挺好的。”
这半年多来，程子夏两个年幼的孩子待在家里，经常见不到妈妈。家人也习惯她接了电话就离家的日常。这也是疫情防控社区战线上，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的一个缩影。
33岁的苗苗是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大学毕业后就扎根社区工作。“做好社区工作，依靠的是大家的力量。”
她从大年三十开始就带着社工冲到了疫情联防联控第一线。这是一片拥有2300多户居民的老社区，居民楼都是没有电梯的老房子，苗苗和社工就这样上上下下地爬楼梯，挨家挨户地核实住户信息，“两天时间，我们跑了3轮”。
社区里有1/3居民是老年人，当时社区食堂停了，苗苗和年轻的社工就把他们当自己的爷爷奶奶，他们想吃什么，就帮忙买回来。王大爷因病长期卧床，需要定期买药，但他的孩子实在忙过不来，向苗苗求助。当时，王大爷把身份证、医保卡和厚厚的现金，都塞到苗苗手里，“我觉得那是老百姓对我们社区工作者的信任”。
疫情期间，苗苗的奶奶在老家因病去世了，父母怕她担心，直到办完后事才告诉她。苗苗在社区执勤时，忍不住默默流泪，随后收到了很多居民发来的微信鼓励她，原来那些隔离在家的居民关心着自己，“那一刻特别温暖，觉得自己的付出都值得”。
听说习近平总书记给武汉市东湖新城社区全体社区工作者的回信中，肯定了广大社区工作者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苗苗很激动，“很多人说我们是‘平凡的英雄’”。
把老百姓时刻装在心里
在武汉市汉阳区龙阳街芳草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杜云看来，社区工作者就是站在抗疫防线上的“守门人”。
她所在的社区里有3800多户5000多位居民，杜云就是这些老百姓的“主心骨”。从疫情暴发到武汉“解封”，杜云竭尽全力做的就是一件事——“防”。起初是防止居民因为恐慌一股脑地往医院冲，然后是防外面的病毒输入社区，“现在一切都平静了，我开始防止居民精神上空虚，搞各种活动丰富大家的生活”。
老百姓听她的，因为正是这位30多岁的“小巷管家”带着大家走出疫情之初的阴霾，这里成为汉阳区116个社区中发热病人数量最少、发热病人康复率最高、防疫工作成效最显著的社区之一。
杜云的经验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把老百姓时刻装在心里。“你要时刻想着他们需要什么，要在他们提出需求之前就提前替他们想到。”她说。
揣着这份责任心，在疫情暴发初期，杜云凭借着自己八九年之前的医务工作经验，逐个劝说社区的居民，“不要有一点不舒服就急着往医院跑”。当时，武汉大大小小的医院人满为患，恐慌的情绪在人群中弥漫，确诊、疑似以及普通患者和家属，都挤在医院狭小的空间里，“交叉感染的风险非常大”。
杜云带着社区工作人员以最快的速度逐户摸排出社区里有11名发热居民，根据自己做全科医生的经验先给这些居民初步诊断、帮他们买药，告诉他们先自行在家吃药、隔离、休息。有的居民指着她的鼻子问：“我在家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杜云不急不躁地回答：“我会24小时关注你的情况，有任何情况都可以跟我说，一旦出现危险我亲自送你去医院。”
她还把辖区的医务工作者拉进居民微信群，请他们有空帮忙看看居民提出的问题；还邀请了一位心理咨询师进群，帮助大家缓解焦虑情绪。
就这样，这11名发热病人在家里通过休息和服药，体温都逐步恢复了正常，而因为整个小区防控工作开展得早，特别是居民个人防护意识较强，整个小区很快成为“无疫情社区”。杜云算了一下，当初如果没有第一时间让发热患者在家隔离，那么按照小区人员密度和基数，可能会造成大面积的感染。
很少有人知道，杜云和她的同事付出了多少汗水。其中有3个90后姑娘，每天搜集居民要采购的药单，骑着电动车到处去买药。当时药品短缺，她们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在武汉三镇挨个药店地跑。有几次，杜云在深夜见到她们刚刚骑着已经没电的电动车买药回来，又蹲在地上按编号分拣药品，“一蹲又是两三个小时”。
“她们年轻有冲劲，同时还有技术、有办法。”杜云说，5000多人的社区要做到逐户清点，必须依赖信息化手段，“我们依靠线上线下结合，没有漏掉一个人。”
疫情防控是一场持久战，他们是离老百姓最近的人
从农历新年伊始至今，周晖没有度过一天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今年43岁的周晖是北京市大兴区高米店街道茉莉社区的党支部书记。茉莉社区常住人口约7000人，有2168户居民，共16个网格，其中包括94个底商和1栋商务楼宇。由于地处南五环地铁四号线高米店北站，地铁站和小区地下车库连通，交通便利，这里外来人口占55%，非京籍业主多，出租房也多。
因为这个特点，从年初国内疫情暴发阶段，茉莉社区就面临很大的防控压力。大年初一，深夜两点刚值完班回家的周晖，不到8点又赶往社区——茉莉社区发现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听到这个消息时，周晖心里咯噔一下。前一天晚上下班后，她还在看关于武汉地区疫情相关的短视频，没想到这么快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密接’呢。”周晖说，“但是弄清楚情况我反而不怕了，作为社区的党支部书记，我不能先恐慌畏惧。”
3天内，周晖带着同事每天从早到晚打电话，摸清了居民复杂的情况。在那个阶段，茉莉社区的15个工作人员要服务居家观察的387人。不过，周晖觉得，不仅要埋头做事，更要讲究方法，于是出台了更为科学的社区管理方案。
周晖的手机24小时开着，一个月能花出近千元话费，社区的居民发烧了或者心里慌了，都会跟周晖“煲电话粥”，最长一次1个多小时。至今，周晖都保持着随时待命的状态。最晚一次深夜1点多，还有人给周晖打电话咨询问题。
过年的饺子周晖一个也没吃上。这半年多，她一顿完整的饭都没跟年逾古稀的父母吃过，也没时间见儿子。有时，周晖只能隔着一两米看几眼爸妈，听着他们的叮嘱，周晖忍着眼泪，赶紧回单位，一路上哭得像个孩子。
但是留给她释放情绪的机会不多。从年初一路走来，周晖忙完防疫忙复工复产，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新发地疫情来袭，高米店街道出现了确诊病例，尤其一家名为“老杨烧烤”的餐馆出现了聚集性疫情。餐馆距离茉莉社区的西侧直线距离200米，是社区居民常去吃饭购物的区域。周晖依靠年初开始建立的工作方法，从容应对，一天半时间，就和同事们迅速完成全部摸底工作，还在10余天内组织社区居民做了集中核酸检测。她开玩笑说：“这强度，机器人都得快没电了。”
社区里的年轻同事，都保持着高度饱满的工作状态。周晖说，最忙时他们长期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但是第二天大家出现在社区时，还是“满血复活”的状态。
周晖没抱怨过。她觉得这很正常，“每个社区书记都是这样的”。
而正是千千万万个程子夏、苗苗、杜云、周晖，看上去微不足道的社区干部，打通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末梢神经。让苗苗觉得欣喜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扎根社区，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情。他们守在老百姓身边，倾听大家的苦闷、欢笑，为大家跑腿、解忧，在政府与民众心中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中，苗苗曾作为基层社区代表登上彩车，在天安门广场前接受检阅。今年9月8日，她去北京参加表彰大会，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她激动得眼含热泪，“经历了如此磨难，如今一切如常，生在这样的国家，特别幸福”。
本报北京9月10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宁 胡春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