暌违八年，近日，余华带着第六部长篇小说新作《文城》在北京与读者见面。

《文城》讲述了一个人和他一生的寻找，以及一群人和一个汹涌的年代。主人公林祥福从北方一路南下，寻找一个叫“文城”的地方，从而引出一段动荡年代中，普通人在命运的浪涛里艰难选择和生存的故事。

也许让大家等得太久，余华在北京Pageone书店甫一亮相便吸引了众多读者前来，“文城”这个书名也成为读者们讨论的焦点。

余华透露，其实作品最初名为“南方往事”，但自己一直不满意。而更名为“文城”，则是来自其妻子的建议，他听了之后便觉得十分合适。“我当时选择‘文城’这个书名，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城是不存在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书名，但所有故事都跟它有关。”余华还透露了一则有趣的“花絮”，小说中悍匪张一斧被杀的情节写得非常精彩，实际上这也是余华的妻子要求的，“必须把他写死，不死不行”，余华只得花了三天时间想怎么把张一斧写死，最终写就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

文学评论家杨庆祥将“文城”与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的“梦境之城”佐贝伊德作比，认为这是一座可以被不断解读的城市的象征，也是关于信、义与爱的隐喻。在阅读时，他能够感受到一股气息，和生命本身的呼吸一致。“小说的魅力正是在于生命本身的魅力。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实比小说精彩，但现实是平的，每个人只能获得现实的一个维度，但是真的好故事和原创故事进入立体空间，《文城》就是非常有立体的、多维度的、好的原创的小说。所以故事比现实更精彩。”

余华把《文城》定义为“非传统的传奇小说”，和《活着》式的写实主义小说截然不同。“传奇小说的叙述通常是用故事带动人物，写实小说通常是用人物带动故事，所以传奇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故事，虽然传奇小说里也会出现令人难忘的人物。”

在《文城》中，余华打破以往只写南方的惯例，纳入黄河以北的风土人情，展现了更加广阔的地理图景。南方与北方在自然和文化隐喻上的差异交汇于文城，提供了区别于其以往作品的审美新体验。

这种体验让杨庆祥着迷，“一个经典作家不断维持既有风格以外还要提供新鲜感、陌生的东西，我为什么对这部作品如此着迷，因为他提供了非常新的叙述。”《文城》里有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个是小美由南入北，另一个是林祥福由北入南，两种文化在溪镇交汇，生成一种生命、信、义、爱、部分乌托邦的信念，呈现出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在读者见面会现场，青年作家孙频感叹于《文城》中各色人物身上散发的人格光芒，“从乡绅、富家少爷，到管家、仆人，身上都散发着一种人格里的高贵、温暖的光芒，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最优美的部分。”众多角色中，孙频着迷于女性人物小美身上的悲剧性与复杂性。

余华分享了对“小美”这一形象的塑造想法，“把小美写成坏人很容易，但是要想再把她写成一个好人，可能难度大一点。”他选择了一个也许更难的方式，创造了善恶难辨的、复杂的小美，她被命运撕裂，不得不做出难以为他人所理解的选择。而书中的另一主要人物林祥福，余华解读：“我一直想写一个善良到极致的人，有的人可能认为找不着了，但我相信还有这样的人。我感动于人的那种纯洁的力量。”

青年作家陈春成与梁空则为书中细节所呈现出的质感所折服。陈春成特别提及书中谈木匠的一段，“那一段罗列了好多橱子、柜子、各种家具，我可以感觉到做这些细节质感的时候应该下了一番功夫，余华老师不是为了罗列，而是享受这个过程的。”

余华回忆起开始创作《文城》时的经历，那时网络还不发达，无法检索，所有的资料都得去北京琉璃厂的书店里翻找，再摘抄下来。“资料会给你的写作一个基础，你不一定用它，但是你心里有底。”

《文城》上市后收到了各种各样的评论，其中自然也有批评的声音，这一点余华看得很开。他笑说，相比《兄弟》和《第七天》，这次大家的批评似乎温和了许多。他认为批评有两种，一种是真诚的批评，哪怕不同意也要重视对方的观点；一种是自以为是的批评，不必太当回事。一个人受到的关注和批评是成正比的，应该把它当成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