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民國熱，在一些人看來，民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學術乃至社會風氣等等一切，都是那麼的“高大上”，那麼的十全十美，那麼的令人追憶和懷念！毋庸置疑，我們以前對民國這段歷史存在著許多誤讀、誤解甚至曲解，現在有必要給予實事求是的研究和評價，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但不能矯枉過正。

以胡適的學術研究為例。胡適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開創了許多第一。充分肯定胡適的學術成就及其貢獻是應該的，但肯定到什麼程度，則又必須實事求是。現在有人稱胡適為現代中國學術史上的第一人，其學術成就及其貢獻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無人超越，也無法超越，有人甚至言必稱胡適，一談問題，就必引胡適的語錄，說胡適是如何如何說的，胡適之言論儼然成了評價思想或學術是非曲直的唯一標准。我以為，這就不太符合歷史事實。實際上，胡適對自己曾有過較為客觀的評價。1924年，他在答章士釗的一首詩中寫道：“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盡管這是胡適的應酬之作，然而“但開風氣不為師”，是胡適對自己在現代中國思想和學術史上之地位的自我定位和價值評估。這種自我評價恰如其分。

談到胡適的學術成就及其貢獻，我們首先想到的是他提倡的文學革命及其實踐活動。在文學革命方面，胡適居功甚偉，是他首先發出了“文學革命發難的信號”，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有名的“八不主義”﹔也是他最先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提出，“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來。在實踐方面，他出版了中國新文學初期的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並最先用白話文翻譯歐洲的短篇小說，其中包括高爾基、契訶夫、莫泊桑、都德、史特林堡等不同國籍的著名作家的作品﹔他也是提出戲劇改良的第一人，他所創作的《終身大事》，被人視為中國話劇的開山之作。但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無論是提倡文學革命，還是實踐活動，胡適也有他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有的是歷史造成的，有的則與胡適本人的性格和才情有關。比如他的《嘗試集》雖然打破了舊詩的“清規戒律”，卻未能形成新詩的格律，其中不少僅僅是分行排列的散文，缺乏詩的意境。胡先骕就批評胡適的《嘗試集》雖然號稱是中國新詩的開山之作，但實際上“以172頁之小冊，自序、他序、目錄已佔去44頁，舊式之詩詞復佔50頁，所余78頁之《嘗試集》中，似詩非詩似詞非詞之新體詩復須除去44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認為真正之白話詩者，僅有14篇，而其中《老洛伯》《關不住了》《希望》三詩尚為翻譯之作。”剩下的11首新詩，無論以古今中外何種之眼光觀之，其形式和精神，皆無可取。當然，胡先骕是站在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上對《嘗試集》提出批評的，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客觀公正。但《嘗試集》的文學價值不高，則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胡適自己也承認，《嘗試集》“第一編的詩，除了《蝴蝶》和《他》兩首之外，實在不過是一些洗刷過的舊詩。”“第二編的詩，雖然語言形式作了點創新，都還脫不了詞曲的氣味與聲調。”也正因為如此，當20年代初康白情的《草兒》、俞平伯的《冬夜》、郭沫若的《女神》等新詩集出版后，胡適的《嘗試集》就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力了。

如果說提倡文學革命及其實踐活動使胡適“暴得大名”並成為五四時期的風雲人物的話，那麼，《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的出版則初步奠定了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該書是胡適在自己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譯成中文時取名《先秦名學史》）的基礎上增擴改寫而成，1919年2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該書出版后，不到三年，就再版七次，其影響之大，實屬空前。原因就在於：作為第一部用西方的學術觀念寫成的中國哲學史，該書突破了舊學者不敢質疑的經學范疇，把原來隻供人們頂禮膜拜、不敢非議的堯、舜、湯、文、武、周公等“聖賢”撇在一邊，而從老子、孔子開講，把歷來被人們認為不能議論的“至聖先師”——孔子和老、墨、荀子等其他哲學家相提並論，正如馮友蘭在《三鬆堂自序》中所指出，《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對當時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有掃除障礙、開辟道路的作用。”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的影響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后，尤其是30年代后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上、下）。究其原因：第一，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問世后，再也沒有卷中、卷下了，也就是說他隻寫了先秦的中國哲學史，充其量隻佔中國哲學史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而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從先秦寫到明清，是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哲學史﹔第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是以西方的科學主義精神為依歸，通過對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所謂解構，建立起符合西方學術觀念的中國哲學史，用他在該書中的話說：“我們今日的學術思想，有這兩個大源頭：一方面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這兩大潮流匯合以后，中國若不能產生一種中國的新哲學，那就真是辜負了這個好機會了。”而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上、下）是以中國的人文主義精神為依歸，通過對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重新詮釋，以實現中國哲學的現代轉換，他曾在《中國哲學史·自序二》中引用張載的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表明其研究中國哲學史是為了繼往開來，因為“某民族的哲學，是接著某民族的哲學史講的。”而進入30年代后，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使人們認識到“接著”中國的“哲學史講”更有利於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樹立。同時，隻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三四十年代后，真正走進西方大學課堂的不是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而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韓國總統朴槿惠在她最困難的時候，讀的不是胡適的書，而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或許也是一個例証。

除了提倡文學革命及其實踐活動和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外，胡適另一項重要的學術成就及其貢獻是他的小說考証。據統計，從他1917年5月的《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到1962年2月去世前的《紅樓夢問題最后一信》，他寫的考証中國古典小說的文字達45萬字之多，這其中包括《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三俠五義》等小說。胡適考証小說用力最多、成就最為突出，影響也最大的是對《紅樓夢》的考証。他關於《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之新觀點的提出，打破了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樓夢》迷霧，將《紅樓夢》研究引上了正確的學術軌道，並開了一代“新紅學之風”。從此，胡適的“新紅學”取代了“舊紅學”的地位，左右《紅樓夢》研究30余年之久。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胡適的考証小說也有他的局限性。他的學生、也是著名紅學家的俞平伯就曾指出，胡適的《紅樓夢》考証雖然打破了“舊紅學派”的迷霧，但他自己“又犯了一點過於拘滯的毛病”，“把假的賈府跟真的曹氏並了家，把書中主角寶玉和作者合為一人”，不知道藝術來源於生活而又高於生活這一創作規律，因而又陷入了以《紅樓夢》穿鑿附會曹家真人真事的“迷學”。

因篇幅的關系，我們僅從提倡文學革命及其實踐活動、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和考証小說尤其是《紅樓夢》考証等幾個方面粗略地論述了胡適的學術成就及其貢獻。胡適的學術成就及其貢獻是巨大的，但和任何歷史人物一樣，胡適也有他的局限性，有他力所不及或不能的地方，我們既不能貶低也不能拔高他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地位。“但開風氣不為師”，這或許是對胡適最實事求是的評價。

（鄭大華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