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治理西藏策略的左右摇摆
西藏地区的政权结构，在公元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吐蕃王朝崩溃后，长期处于破碎而割据的局面。
虽然，吐蕃王室的后裔在河陇、阿里等地，先后建立了一系列小政权。但西藏政治的核心地区——
卫藏（前后藏）两地
，始终没有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系统。
随后，在不到一百年（公元1000——1100年）的时间里，藏地涌现出了
宁玛、噶当、萨迦、噶举、希解、觉宇、觉囊、郭扎、夏鲁
等二十多个教派。
迅速涌现的藏传教派，实际上加剧了割据的现状，使藏地愈发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权系统。
公元1206年（北宋开禧二年），在遥远的北方草原，一个由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如流星般急速崛起。
这便是
孛儿只斤·铁木真
的蒙古汗国。
随着，蒙古骑兵的不断南下，蒙古汗国开始对西藏的政治，产生强烈的映射效应。
一、阔端时期的“代言人”计划
1227年8月成吉思汗去世，窝阔台经过了长达40天艰苦的博弈，才登上了蒙古大汗的宝座。
他继位后，册封次子
阔端为西凉王
，驻
凉州
（今甘肃武威），统治
甘肃、西藏、青海、宁夏、内蒙西部、新疆东南部、陕西全境。
1236年，蒙军南下攻击襄阳不利，太子阔出败亡。作为策应部队，阔端虽在四川得手占领了成都，但也不得不撤军。
在第一次入川做战过程中，阔端对川西险峻的地形有了深刻的认识。
随后，在不断与甘、青藏区领主和藏僧接触中，阔端了解到西藏教派分立、领主割据的现状。
一个取道西藏攻南诏国（云南大理），占据四川的“右勾拳”计划，逐渐浮出他的脑海。
为了让藏地领主们配合这个大胆的计划，阔端特意颁布了“信仰自由和免除藏僧税赋徭役”的命令。
公元1239年（藏历土猪年，南宋嘉熙三年），他遣手下大将
多达那波
，取道
玉树、昌都、那曲、当雄
攻至前藏。
沿途的寺院和领主纷纷倒戈相迎，为蒙古军队提供给养和带路，军事进展极为顺利。
蒙军的先头部队来到
旁多地方
（拉萨北部林周县附近）时，与吐蕃人爆发了第一次武装冲突。
多达那波杀人立威，沉重打击了当地噶当派的势力，杀死500多名僧人，放火焚毁了
杰拉康寺和热振寺
的部分大殿。
蒙古军队的战斗力，震惊了西藏所有的教派。前藏地区的最有实力的宗教领袖，
止贡噶举派的京俄·扎巴迥乃
被迫与多达那波谈判。向蒙古人献上了，
“西藏所有安装木门人家的户籍名册”
，表示接受蒙古法律统治。
随后蒙军继续拓展，
“东从工波以上一带地方，西至尼泊尔，南至门域一带，所有王城都被蒙军征服，收归在蒙古国法压制之下，遵从大汗之命，并派遣使臣朝觐。”
多达那波以强硬手段拆除堡寨，设置驿站，降服领主之余。也不断与各教派代表折节而交，宣扬蒙古汗国对宗教的保护，并表示认同原有封地和相应权益。
不久后，他甚至命士兵，重修了被毁的杰拉康寺。
多达那波软硬交织的政治手腕，秉承了阔端事先的安排，即
“不以一城一地考量，而以寻找合作伙伴为重”。
但蒙古人第一次寻找合作伙伴的努力受挫，止贡派的领袖
京俄·扎巴迥乃以“年老体衰”
为由婉拒。
因此，萨迦派威望甚高的大学者（班智达）
贡噶坚赞
，成了蒙古人下一个合作目标。
萨班深知凉州会盟，绝不是一次私人会晤，更不是去蒙古地区传法讲学，而是关系到西藏的前途和地位的大事，是关系到能否避免兵火涂炭的大事。
因此，他在接受邀请后十分审慎，风尘仆仆的奔走于西藏各地方势力集团和各教派之间，征询他们的意见，与其协商对策。
在取得了大多数势力的认可和妥协后，才带着侄子八思巴兄弟奔赴凉州。
1247年，萨班在凉州一边与阔端会谈，一边不断向其宣讲佛学思想，并以藏医治好了长期困扰阔端的病痛。
《蒙古源流》记载：“与汗(阔端)相见，造成狮吼观音，收服龙王，仍与汗灌顶，顷刻病愈，众皆欢喜。即遵萨迦·班智达之言而行，所有边界蒙古地方，创兴禅教。”
这些努力，让萨班成了阔端最尊重的宗教人士。他改变了原来由“
蒙古萨满巫师坐众僧首位”
的规矩，改由萨班坐首位，可见阔端对藏传佛教的好感。
萨班在凉州的努力，不仅为萨迦派带来了实际利益，也促成了蒙藏两族在精神上的第一次合流。
随后，作为凉州会盟的主要成果，由萨班亲自执笔向各僧俗领袖发出了一封公开信——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经过凉州会盟后，萨迦派实际上已经成了，蒙古汗国在西藏地区的代言人。
作为中央政权的委托管理机构，阔端封授萨迦派的金字、银字使者为“达鲁花赤”，各地方官吏都必须听从萨迦官员之命，不可触及刑律，擅权自立，否则将依法追究。
这是蒙古汗国第一次确立了治藏思路，形成一套由中央政权总体调控，萨迦派势力负责具体实施的，两级管控机制。
二、蒙哥汗时期的分封诸王
很多人都想当然的认为，萨迦派在蒙元时期的炽烈权势源于凉州会盟。
但其实，作为蒙古帝国的一个地方性政体，西藏的政局严重依赖中央政权的政治取向。
随着蒙古帝国初期，政治体系的剧烈变化，西藏地区的管理方式也相应的不断改变。
1247年，经过艰苦博弈才登上大汗宝座的
贵由汗
，只干了两年就死了。
贵由汗死后，王后
斡兀立·海迷失
摄政三年，大汗之位再度空悬。期间，王权一直控制在窝阔台家族手中。
但1251年，
蒙哥
（托雷之子）在“忽里台”大会上被公推为新任大汗。
蒙古汗国王系转入托雷家族
，蒙古宫廷再次刀光剑影，杀的血流成河，大批窝阔台系的臣僚被处死。
所幸，阔瑞和蒙哥的私人关系一贯良好，阔瑞成了窝阔台王系少数没有遭到清洗的宗王。
虽然，蒙哥非常“仁义”保留了，阔瑞在凉州的封地，但窝阔台王系的没落，让阔端也成了边缘人。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就在这一年，萨班和阔瑞先后去世。
几乎在一夜之间，萨迦派不但失去了最高领袖，也遗失了蒙古国内强力政治人物的支持。
年仅17岁的八思巴，在接任了萨迦法王之位后，不得不面对一个极为复杂和尴尬的局面。
阔瑞去世后，蒙哥汗趁机接管了西藏的事务。
虽然，一开始他基本延续了阔瑞的施政思路，在发往西藏的诏书中，再次申明免除僧伽集团的赋税、劳役、兵差等国家义务。
但不久之后，他便开始将西藏的土地，分封个诸位蒙古王公。
这一政策就像是在油锅里撒了一把盐，西藏各派势力顿时沸腾了起来。
其实，早在凉州会盟之前，西藏各教派就已经开始和各蒙古势力进行了接触，各自寻找可以依附的对象。
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记载：“公元1239年，萨迦联系了王子阔瑞，帕木竹巴和雅桑噶举两派向王子旭烈兀（拖雷之子，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兄弟）投诚，止贡和藏古瞙两派向王子忽必烈投诚，达隆派向王子阿里不哥投诚。”
所以，大家都在抱大腿，唯一区别是抱的不是一条而已。
而随着凉州会盟的成功，萨迦派一跃而成为蒙古汗国的合作伙伴，
阔端将除了阿里三围以外的拉堆南北两地、古摸曲迷、襄、夏鲁、羊卓等地的七个万户的地区，属民一万零八百八十五户直接封给了萨迦派。
这次，蒙哥汗在藏地实施分封计划，各蒙古宗王都可以在西藏拥有相应的封地和权益。
可以想见，几乎所有教派都动员起来，尽量让自己成为之前已有联络宗王的属地。
《汉藏史集》记载说:“蒙哥汗与止贡派结为施主与福田，忽必烈（薛禅汗）与蔡巴派结成施主与福田，阿里不哥与噶玛派结为施主与福田，旭烈兀与止贡派结为施主与福田。”
而各个蒙古宗王，也确实不吝惜对教派势力的赏赐。
旭烈兀赐给帕竹噶举派属民2438户，赐给雅桑噶举派属民3000户，蒙哥汗赐给止贡派属民2630户，忽必烈赐给蔡巴噶举派属民3700户，阿里不哥赐给达隆噶举属民500户。
蒙哥汗将西藏分封给各王的做法，首先符合蒙古人“兄弟共享富贵”的传统，得到了蒙古各宗王势力的拥护，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蒙哥汗的统治。
同时，对西藏的教派势力来说，各自迎奉所属宗王，加剧了各派之间的裂隙，使其愈发难以形成合力。
难怪当代著名藏族学者
东嘎·洛桑赤列
教授指出：
“把西藏真正统一到蒙古汗国之中，是蒙哥汗在位时完成的。”
但蒙哥汗的分封，改变了阔端
“以一个代言人为中央政权服务”
治藏思路，也为之后萨迦派重获主导权的管理埋下了隐患。
三、忽必烈时期的再度扭转
蒙哥汗时期分封诸王治藏思路，充分利用了各教派互不隶属的特点，通过分封和结交宗教上层的方式，达到了统一西藏的目的。
但这对萨迦派来说显然不是好事，虽然萨迦派配合蒙古人完成了，西藏的括户（清查户籍）工作有功在身。
蒙哥汗也大度的，将萨迦派划分给阔端的后裔掌管，但属于窝阔台王系的阔端家族，已然不是蒙古国内的顶级势力，
萨迦派自然也就失去了“唯一代言人”的重要身份。
已继任萨迦法王的八思巴认识到了这点，为了教派的发展，他不得不寻找一个更强力的支持者。
1253年（南宋，宝佑元年），身在凉州的八思巴，受到了忽必烈的传召。
当时，忽必烈正在筹划进攻云南（大理）的计划，为解藏区的情况，忽必烈将八思巴召到六盘山来见面。
二人的第一次见面相处还算愉快，在信藏传佛教王妃的撮合下，忽必烈逐渐发现，年仅19岁的八思巴对佛学有独到的见解，这让他大为赞叹。
但忽必烈是不是一个足以依靠的势力，当时还不一定。
要知道，政治势力选择盟友是件复杂而危险的事情。
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就是一个典型的，选错了盟友的案例。
当时，蒙古国内的各派势力，已经开始出现分化。作为接触汉族士大夫阶层比较多的忽必烈，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倾向于与汉族合作。
而另一个有权势的宗王
阿里不哥
，则行事非常保守，坚持蒙古人固有的草原传统，对忽必烈的“汉化”倾向极为反感。
1257年，蒙哥汗在蒙古保守势力的怂恿下，突然决定对忽必烈下手。
他借着南下攻宋的机会，以
“以忽必烈有足疾为由，解除其军权”
，并将他手下的大臣拘押拷问，意图
“先除羽翼，后治魁首。”
一时间，忽必烈身边风声鹤唳。
就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
八思巴坚定的站在忽必烈身边
，用佛学的解释宽慰他的心灵。
在八思巴的劝说下，忽必烈决定
“当面向蒙哥请罪，并送家人至和林为人质。”
虽然，此事以蒙哥汗宽恕忽必烈方式和平解决，但以阿里不哥为首的蒙古保守派，在他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此时，更加倾向于噶玛噶举派的蒙哥汗，
已封噶玛拔希为“国师”，还御赐了一顶金边黑色僧帽，这就是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传承”的由来。
得到了蒙哥汗与阿里不哥的青睐，噶玛噶举派的权力和利益已超过萨迦派，隐隐有独领全藏的风范。
蒙古汗国政坛的急剧变化，再次严重影响了西藏的政治版图。
公元1259年（宋理宗，开庆元年），蒙哥汗亲征
合州
(今重庆合川区)，意外死于钓鱼城下。
随后，两个蒙古宗王分别举行了，推选大汗的
“忽里台”
大会。
1260年4月，
阿里不哥
在哈拉和林被蒙古本土贵族，推举为蒙古国大汗。而5月5日，
忽必烈
在部将的拥立下，于中原开平成为蒙古大汗。
两个大汗并立，结果必然是拔刀相向，在长达四年汗位之争中，蒙古人自己杀的血流成河。
最终，忽必烈胜出，将战败的兄弟囚禁致死。
选对合作伙伴的萨迦派再次风生水起，八思巴不但给忽必烈灌顶，成了他的上师，还获得了
“讲法时，可以居于大汗上座”
的待遇。
而忽必烈则封八思巴为“国师”、任命为宣政院首位总制官，
“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 ”
这就意味着，萨迦派在经历了阔端的信任，蒙哥的曲折后，再度获得了西藏地区的政教管理权。
从
阔端、蒙哥、忽必烈
各自不同时期的政策指向可以看出，蒙元帝国初期，在治藏思路上曾反复摇摆。
而这种政策指向的变化，让西藏地区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剧烈的变化。
这也足以说明，西藏作为的一个边疆辖区，其政治走向完全取决于，中央政权的制度设计和考量。
参考书目：
《谈元朝对西藏的政策》__刘芸；
《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__樊保良、水天长；
《凉州会盟前后的历史人物述略》__马进武；
《试论八思巴在蒙藏历史上的贡献》__格桑达吉；
《浅析忽必烈时期治藏政策措施及其影响》__才旦加
《元朝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倚重萨迦派的原因探析》_李文萍
《关于蒙古可汗与佛教萨迦派首领的结合》__王国士、张渊明；
《萨迦世袭史》__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