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10岁的黄胜庸有点感冒，还打了一支针。不过，他的精神还是不错，志愿者们为他送去河源、梅州两地关爱老兵志愿者致敬金的时候，他依然给大家敬了一个他无数次敬过的军礼。
眼前的黄老，蓄着一幅颇具古风的花白长须。在他们家的照片墙上，还挂着黄老80多年前的戎装照。
黄胜庸，是1932年淞沪抗战最后一位健在的和平籍老兵（全国仅剩五六位淞沪抗战老兵），同时也是广东省籍最老的老兵（全国最老的老兵，只比黄胜庸大1个多月）。1932年的淞沪抗战，上海守军浴血战斗1个多月，打死打伤日本侵略军1万多人，迫其三易统帅，逐次增兵，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年，黄胜庸就在这个战场上，与日军搏斗。
摩登上海的浴血危机
1932年的1月，刚满27岁的黄胜庸，与他的妻儿作别，跟着他的叔父、不久后荣升十九路军60师357团团长黄汉廷，以及数百名和平乡亲，出发前往遥远的上海。在那里，他将和他的战友们，为了祖国作战，狠狠迎击前来进犯的日本鬼子。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早已是一个现代都会。马车已然消失，繁华的街上跑的都是电车、巴士、汽车和人力车。
踏上上海地界的黄胜庸，肩上背着竹斗笠，扛着长枪。这些上海摩登画面，让他如同到了当时的英租界香港。
其实，黄胜庸并不是一个才参军的新兵“蛋子”。1927年到1928年，他曾在第19路军60师119旅357团服役，常常来往粤港两地。
十九路军在组建前，是第十一军，当时比较缺兵，担任营长的黄汉廷回到家乡和平县招募士兵，约300名同乡响应，当中就有侄子黄胜庸。
不久，黄汉廷升任357团团长，
黄胜庸担任少尉团副。因为叔侄的关系，他比较自由，常常往返粤港两地做生意，同时为军队购买枪支弹药。
十九路军357团，这支地方军人数少、装备也差，多用广东造的七九式(单响)、汉阳造的轻机枪。防空武器高射机枪在他们那里，就算是比较先进的武器了。
这支人数少，装备差的地方军十九路军，在上海战场让日本军队三易其将，三次增兵，死伤枕籍，受到沉重的打击。
经过33天的激烈战斗，他有至少50个同乡战友，在上海战场捐躯。
幸运的是，黄胜庸竟然毫发无损。不久，回到了家乡和平。
事隔80年，黄胜庸仍然记得，在战场上和日军一接触，才晓得他们军备之先进，“日本鬼子厉害，他们还有飞机，厉害！”
日军除了飞机，还有坦克、炮车等重型武器。
但就是这支十九路军，让日本军队三易其将，三次增兵。到与国民政府签订停战协议的时候，还要把该军挤出上海，以除“眼钉肉刺”。
黄胜庸和他的乡亲们到来之前，怀着狼子野心的日本鬼子就对我国进行了挑衅。为了师出有名，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串通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田中隆吉与女间谍川岛芳子策划，从1932年1月18日起，导演了一场日本工人与中国警员的冲突，以保护侨民为由加紧备战，并从日本国内向上海调兵。
暂时下野的蒋介石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服蔡廷锴避免与日军冲突，并调宪兵第16团接替上海十九路军防务。但日方却在28日，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不待答复，即于当晚突袭闸北。
战斗打响了。
黄汉廷带领着黄胜庸等一班和平籍的战士，冲在保家卫国的最前线。
和平县党史办主任黄育文说，这是当代中国抵御外敌打响第一枪的重要事件，和平人参与了这段历史，这对和平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
在战斗力上，日军方面，驻上海日军有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武装日侨4000余人，共约6000人；有飞机40余架，装甲车数十辆，另有海军舰艇23艘，游弋在长江口外和黄浦江上。
中国方面，有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十九路军3个师共33000余人，第60师、第61师分驻苏州、南京一带，第78师2个旅驻守上海。他们以落后的武器，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数字来源于上海淞沪纪念馆网站）。
自负于精良装备的海军陆战队盐泽少将，放言4个小时攻占上海。1月28日午夜，日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闸北，攻占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
民众送来战衣与肉罐头
1月28日，正是腊月二十一。
寒冬腊月。黄胜庸穿得很少，但他也没觉得冷。枪声和爆炸声响彻夜空，闸北、天通庵车站等处一片火光。
这一夜，已近年关，炮声枪声如同鞭炮声，上海市民彻夜难眠，如同守岁。江湾许多民房被烧毁。
待得白天，上海难民们拖儿带女、扛箱提包地跑过苏州河上的桥，向租界逃难。
日本军队十分清楚，要彻底击垮一个民族，除动用武力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向予以摧毁，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彻底征服。因而，日本军队特别对上海商务印书馆等中国文化资源有意狂轰乱炸，商务印书馆几十万册珍贵书籍毁于战火。与此同出一辙的，是75年前“七七事变”后，日军对南开大学等平津高校的狂轰乱炸，致使京津等地的大学南迁，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等至今为人感念、追慕的大学。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被任命为军事委员长，统管“对日作战”，并发表“自卫宣言”、“告全军将士书”等文告鼓舞士气。
腊月二十三，正是中国传统的“小年”。宋庆龄和何香凝冒着炮火，赶到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部慰问。
看到数九寒天里，十九路军的兵士衣裳极为单薄，士兵们睡醒，差点就要被冻僵，宋庆龄十分难过，从前线归来，马上号召全城捐制棉衣。数日之内，将3万多套棉衣、丝棉背心分批送到阵地。
2010年，年纪加起来有207岁的黄胜庸和十九路军同胞增城的曾晖见面时，曾晖曾回忆，当时设在上海的国立暨南大学的学生们将亲手缝制的棉衣送到这些抗日战士的手中。
“有一件棉衣上绣着这样一首诗：‘一针一线密加工，送给前方慰有功，给您御寒兼御侮，凯旋归日立奇功’。” 曾晖眼里饱含着泪水说，“就是这件棉衣、这首诗让所有的将士深受鼓舞，士气大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这一年的春节，和许多家乡同胞一起，黄胜庸在战壕里度过。
这年的元宵节，黄胜庸也在战壕里度过。
没有米饭吃，军方物资补给不够。黄胜庸等吃的多是罐头，牛肉罐头、鸡肉罐头。拿起罐头，用杀敌的刺刀一刺，罐头就开了。
这些罐头，是上海各界民众以及全国人民和海内外友人支援前线的物资中的一小部分，还有从小鬼子身上缴获的战利品。
据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和上海市商会二处的概括统计，捐款现金就有200多万元，还有诸多的食品、衣服、药物、运输工具、汽油、弹药、各类工事材料等实物捐献，其中仅运往前线的粮食，每天平均也有300多石。
战地的群众们也尽自己的全力配合军队作战，在不少部队伙食供应不上的时候，都由他们炊制或将伙食输送过去的。当时，支援淞沪抗战，把日寇赶出中国的口号此起彼伏，国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从工人群众、学校师生到各行各业的市民百姓，都加入到这一场民众抗日救亡活动中，以实际行动支援着抗日部队。
淞沪抗战生死33天
黄胜庸和战友们在战壕里，与虎视眈眈的日军对峙了33天。这33天里，他们没有洗过澡，没有换过衣服，没有离开过寒冷的战壕。累了，他们就地打个盹，枪声一响，炮弹从飞机上一落，立马把充满血丝的眼睛瞪得溜圆。战壕被炸塌，马上冒着炮火修好；枪声一来，马上端起枪准备开火。
这一年的年前年后，“炮弹、枪声、炮声大作，如暴风急雨、海啸山崩，惊天地而泣鬼神”。
烟幕迷漫之下，敌我肉搏相冲，鲜血四溅，敌军死伤枕籍。
黄胜庸整天都在战火和寂静的交替中度过，像白天与黑夜的交替。
“我当时也没想太多东西，家人？也想得不多。”黄胜庸说，没牙的嘴巴张着，“就是随时待命，拿枪就打。”
“在战场上，随时有可能没命，您怕么？”在黄胜庸家，记者问道。
黄胜庸笑了。“没那么多怕，没什么好怕！”他一挥手，仍有军人的气势，“战场上，炸中了，那是该死，没炸中，是幸运。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然而，即便黄胜庸再豁达，每每回忆起第九连连长黄瑾和上士班长黄振民等8人，他都老泪纵横。
“好冤枉（当地话，悲惨），好惨。”黄胜庸喃喃地说，手一指大约10米外的单车，“大概就在那么远的地方，50磅重的炸弹，呼啸着掉下来，把他们都炸没了。”
黄瑾被猛烈的机关枪击中，倒在战壕里。黄振民带了士兵曾娘金等8个战士冒着敌人的机枪扫射和飞机轰炸的危险，前往战壕营救，但他们跑出自己的防守阵地没多久，就被敌机发现，向他们扔下一颗炸弹……
黄汉廷在战后回忆，第九连连长黄瑾，在激战之初，手臂即已中弹，“血满战袍，犹复裹伤，忍痛指挥，杀敌不稍退，其坚强忠勇之风，尤足令人钦仰”。
每个人在战场上都随时可能没命，当时的黄胜庸也差点血溅沙场。
战斗中，黄胜庸正要朝日军射击，“没想到敌人的机关枪比我的枪响得快，突然向我扫射过来”。此时的黄胜庸是命悬一线，战友们都以为他见阎王了，结果子弹只是从他的裤档下穿过，裤子被打穿了好几个洞，人却毫发未损。
黄胜庸并不记得自己打死打伤过几个日本鬼子，只记得，他端起枪来扫射，就有鬼子倒在泥地上。
2月5日，国民政府派以张治中为军长的第五军增援上海。
2月27日、28日两日，全线沉寂。29日拂晓，日寇以重炮数十门，飞机数十架，率士兵全部，分数路来攻。情势紧急，十九路军不得已撤守钱家荡，而敌军仍继续前进，“我军士气振奋，以一当百，誓死坚守，敌亦伤之过半，卒不得逞。”黄汉廷在《淞沪抗日和藉官兵抗战事略》中回忆。
这场战事的结果是，上海租界里美军在南京路上游行示威，国际联盟开会要求日本在上海停战。在十九路军有力还击之下，日本人撤回到租界。停战了，但中国也付出了代价：中国军队从此不能在上海驻军。《淞沪停战协定》会议达成的所谓三项“谅解”之中，就有要求，十九路军要换防，并调离上海。
黄胜庸跟和平籍将士，只得随军坐船回到福建，他仍负责押运团部的军饷。
2个多月后，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但这些“后话”，黄胜庸已没有参与了。没过多久，部队也解散了，他便解甲归田，回到了和平县老家。他的军旅生涯，也暂告一段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9年起，抗日老兵黄胜庸，以“在野”商人的身份，多次为抗日的东江游击队输送药材、竹帽、枪支、子弹等物资，为抗击日军继续建功。因此，2000年，老人被评为“老交通员”。
抗战老兵一掬英雄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下无战事。黄胜庸曾回过上海淞沪战场凭吊。
采访中，黄胜庸已不愿意回忆当时心里的感受。但是，在战场上，“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的惊心；“谁无兄弟，如足如手”的战友之情；“生也何恩？杀之何咎”的战争哲思，他的心情，一定极其复杂。
黄胜庸的二儿子黄义桐，描述了他陪同年迈体衰的父亲每年清明节，前往县城东山南坡拜祭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时的情景。
在巍巍的纪念碑前，老人献过鲜花，敬过标准的军礼后，常常长时间伫立，泪流满面。
这座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是十九路军团长黄汉廷于1933年5月倡议全县各界募捐而创建的。
黄汉廷还写下一篇近900字的文言《淞沪抗日和藉官兵抗战事略》，行文雄浑而生动，浴血战场如见，和籍将士音容如睹。
这座丰碑，与广州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同为广东特有的两起珍贵的历史文物。
直至今日，每逢“一·二八”、清明节等与抗战或祭祀有关的特殊日子，十九路军和平籍将士的后人及市民、学生，都会上山祭扫。
如今的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一楼展厅就有和平县的淞沪抗日和籍烈士纪念碑照片，以及征集来的和平县当年抗战老兵的几件破旧的军装和皮箱。
这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即1995年时，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筹建委员会向和平县征集的。他们在致和平县政协的函中写道：“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和平县籍十九路军官兵英勇善战，贡献巨大，牺牲也不少，上海人民不会忘怀。我们初步打算以群体形式在纪念馆中展示和平县官兵的英雄事迹，让后人瞻仰，永远纪念。”
2007年8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得知和平县仍然有一位健在的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老兵黄胜庸的消息后，前来寻访过。
在战场上抵御过入侵的日寇，老人家颇感自豪。儿女小的时候，他常常给他们讲这段旧事，三个儿子都参了军，大儿子黄林桐前几年去世，享年81岁。
二儿子黄义桐、三儿子分别于1964年、1966年参军。但正当他们准备提拔的时候，却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被勒令退伍。
我们离开黄胜庸的家时，坐在轮椅上的黄胜庸，向我们敬了一个依然有劲力的军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