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为大家 德为君子——怀念民盟前辈陈旭麓先生

在华东师大学子的印象里，曾有一道美丽风景，就是陈旭麓、冯契、刘佛年三位先生在丽娃河边一道散步、聊天。

陈旭麓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和历史学系建系元勋之一，以思辨和文笔见称中国史学界，被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大家”。提起陈先生，人们所用最多的词就是“虽死犹生”，这不仅是因为先生在改革年代的令人感佩的学术勇气和振聋发聩的学术思想泽被后世，而更多的是那一代学人“如偃草之风”般的德行。在华东师大民盟前辈当中，陈旭麓先生占有特殊的一席。也许是湖南人特有的气质，我们能够感受到在他身上的家国情怀十分强烈。早年的陈先生是一个性格刚烈的进步青年，喜欢打抱不平，将所思所想化成文字鞭笞现实。而后来从事史学研究，把历史与现实打通则是他的治学自觉。在他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析当中，饱含着对中国命运的思考。

在八十年代华师大历史系很多同事、学生的印象当中，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似乎是陈旭麓先生的标志。而这难改的乡音背后是先生从湖南“出湖”、辗转西南最终来到上海的人生轨迹和无法割舍的故乡情结。1918年3月，陈旭麓出生于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一个名为白源湾的村落。儿时贴近自然而充满亲情的生活养成了他对故乡十分浓厚的情意，成人后先生个性之中的质朴、淳厚多半也源于此。陈旭麓先生早年受教于私塾，自幼学习经史，因此旧学造诣很深。1934年秋，陈先生离开了湖南湘乡，来到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读书。1938年，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南迁长沙时，缘于个中机缘巧合，陈先生得以进入大夏大学求学，就读于历史社会系。此期间，24岁的他就写出了《初中本国史》，一时间在史学界小有名气。1940年代后期，陈先生就已在上海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授课，曾被圣约翰大学聘为副教授。至1951年两校合并为华东师大后，陈先生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上海，没有离开过历史系，此后便是在丽娃河畔45年著述等身、育人无数的教育生涯。

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很多学者因为各种原因而选择沉默、蛰伏的时候，陈先生却保持了高涨的学术热情，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59篇论文。其中关于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以及近代精英思想与思潮演进的剖析，多属拓荒之作。如果我们回过去看这些作品，著述大多融义理、考据、词章于一炉，显示了陈先生的考订、文字和思辨功底。在这些至今看来仍然有着深远影响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位学者在宽度上其涉猎之广、在深度上其思想之深邃。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的春天来了。与同辈的其他学者一样，进入到耳顺之年的陈旭麓先生有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耳顺”也意味着温良简让，面对人生最后阶段遭受的不公正对待，陈先生以一位真正的学者坚持隐忍，又以一位真正的学者泰然释怀。

陈先生的个人境遇让人唏嘘。然而，他在逆境中，不仅没有被遭遇所裹挟，反而把自己的学术与思想推向一生中的巅峰。1978年后，他以“新陈代谢说”为旨归，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研究，突破了三十余年国内近代史研究的既成格局，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不仅如此，他的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当时那个时代反思大潮的所有重要层面。从近代史的总体架构到具体人物的评判，从中国社会变迁到中西文化比较，从洋务、改良、革命到会党、军阀、正派，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到传统、启蒙、中国化，从爱国、卖国到民主、科学、现代化，从京海论争到新旧冲突，从租界的讨论到上海学的构想，从近代“文变”到当代新儒学，从反思到“反反思”等等，这些研究领域都留下了他的一家之说。随着时间推移，陈先生的领域就愈加广泛，思想的锋刃就愈加犀利。这一时期，光是论文和其它学术性文章就有近百篇，平均每年发表十篇，超过了他前四十年撰述的总和。而他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浮想录》和《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都是在他个人遭受不公却在思想上极度亢奋的时期内完成的。他在《浮想录》中写道：“公平是从残酷的不公平中得来的。分享艰苦比分享欢乐更懂得时代的脚步。在困难中认识了他人，也检阅了自己。”“脸上绽开笑容、心里却在哭泣的人们永远不会消失。”“好人，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才有可能遇到。了解他的人、为他的遭际愤愤不平的人那么多，使他感到安慰，受到鼓舞。”从这些平实但闪着人生光亮的语句中，我们依稀还能看到那位在窗前或秉烛夜读、或奋笔疾书的老人。逆境对陈先生来说，不仅未造成干扰，反而激发出他用思想同命运决斗的勇气，赋予了他辩证地看待历史上人与物的厚重感。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一部三十年后重版后依然有一年四五万册的销量的著作，被史学界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至今，这本书依然是许多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必读参考书之一。在陈先生的治史观念中，“新陈代谢”、“社会变迁”的思想是最受后学推举而历久弥新的部分，而这种宏大的思考过程却是陈先生在“文革”的困境中形成的。依照茅海建先生的理解，这种思想最大的特点或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解释倒退，说明反动。或者说，中国近代社会是不可能直线式发展的，倒退与反动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从长久来看，进步又是必然的。“新陈代谢”用来说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阐释其中新旧、中西、古今之间的急剧转换，推翻了旧的僵化的范式。借着这一概念，陈先生构建了一套崭新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和理论分析框架，让后学乃至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的普通人备受滋养。

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评价陈旭麓“有一双敏锐的治史的眼睛”，是一个“自觉地运用辩证法作为‘治史的眼睛’的史学家”，能透过史实的种种现象，揭示出其中的本质联系。陈先生以道德文章立身，他之所以被人们不断说起或想起，是因为他的文字所显现出来的，是那种为改革开放大时代激发出来、同时又带有个人命运体量的思想的力量。陈旭麓思想和史学的形成有时代的共同特性，同时也有其独特的人生际遇，这种共同特性与独特际遇的结合，造就了一位与改革年代同频共振、对中国命运念兹在兹的“大先生”。

陈旭麓先生曾说：“什么叫知识分子？应该说，他们是站起来思考着的人。”身处当今大变局时代的民盟人，尤其时时应以陈先生的这句话自警、自勉。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发布时间: 2022-01-06 作者: 陈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