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构建有效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有助于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另一方面，推动高水平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利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好地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创新性配置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上来
202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也是深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攻坚之年，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增长6%左右的预期目标。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切实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让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进一步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中梗阻”
持续用力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是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内在要求。作为先进生产力质态的新质生产力，会推动传统生产关系变革，而新型生产关系反过来又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历史经验表明，生产关系变革往往滞后于生产力发展。传统的生产关系存在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中梗阻”，如各类生产要素供需不匹配、循环不顺畅、获取不公平等堵点卡点，这就要求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一方面，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构建有效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有助于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另一方面，推动高水平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利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好地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创新性配置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上来。
推动深层次改革要聚焦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难点。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强调运用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因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然而，城乡二元结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制约了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不利于科技创新为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因此，推动深层次改革，要持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中梗阻”，消除妨碍国际国内、区际、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各类生产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降低科技创新的成本和风险，进而促进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推进高水平开放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相较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是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趋势。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准确把握国际规制合作的演变特征和发展趋势，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形成发展更高水平开放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优势，从而进一步明确相关改革发力的突破口和关键措施，为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成熟的治理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加速集聚全球高素质人才以及国际先进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等要素，实现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切实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让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围绕完善科技创新体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优化营商环境等关键领域推进深层次改革，让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协同发力，因地制宜发展具有四川特色的新质生产力。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川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创新人才集聚的优势，加快实施重点领域研发计划，以重大创新项目带动技术创新，布局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建设面向国家战略科技需求、产业技术创新需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以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集群，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优化外商投资促进方式，将外资招引与“招才引智引技”相结合，支持川企与外资企业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建立健全科技服务市场体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探索构建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应用的体制机制。
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构建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推动各类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不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推进数字化在城乡之间广泛渗透、创新运用，以数字化全面赋能新时代城乡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建立有利于涉农科研成果转化推广的激励机制与利益分享机制。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市场化为引领，积极搭建民营企业综合服务平台，着力解决民营企业遭遇的市场准入不合理限制、融资难融资贵、权益保护不力等问题；与民营企业搭建“一对一”“点对点”的绿色沟通渠道，提供“一企一策”等精准对接服务。以法治化为支撑，全面落实中央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政策措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及法律法规，深入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对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招商引资不当竞争等突出问题的整治，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以国际化为标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外资外贸服务标准体系；深入开展外商投资服务专项治理行动，及时清理含有内外资不合理、差别待遇内容的法规文件和政策措施，将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优质外资“请进来”“留下来”；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帮助企业“两条腿”走路，同时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持续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外贸“新三样”规模。
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用力推进高水平开放要“活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高水平开放，积极对接并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引领，更好发挥四川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作用，对标国内先进自贸试验区，加快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聚焦贸易投资便利化、政府治理创新、金融开放创新、产业高质量发展、知识产权保护、跨区域联动协同等方面，开展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改革探索，推动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着力以扩大国内需求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为契机，以“消费促进年”为引领，促进四川产品和服务质量与国际标准接轨，加快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全面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用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等政策红利，聚焦投资、贸易、金融、数据、创新等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加快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抢抓向西开放机遇，统筹开放大通道、大平台、大枢纽建设，加快推进第三亚欧大陆桥建设，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中欧班列成都集结中心、“铁路+”多式联运信息平台和大数据服务中心，打造产业链供应链重要枢纽。深入开展“川行天下·向西行”国际市场拓展活动，加强与中亚、西亚国家在矿石、能源、粮食等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深化与欧洲国家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辐射带动东南亚、南亚、非洲、南美洲等市场。
（
邓富华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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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构建有效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有助于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另一方面，推动高水平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利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好地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创新性配置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上来
202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也是深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攻坚之年，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增长6%左右的预期目标。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切实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让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进一步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中梗阻”
持续用力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是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内在要求。作为先进生产力质态的新质生产力，会推动传统生产关系变革，而新型生产关系反过来又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历史经验表明，生产关系变革往往滞后于生产力发展。传统的生产关系存在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中梗阻”，如各类生产要素供需不匹配、循环不顺畅、获取不公平等堵点卡点，这就要求推动生产关系变革，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一方面，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构建有效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有助于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另一方面，推动高水平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利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好地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创新性配置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上来。
推动深层次改革要聚焦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难点。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强调运用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因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然而，城乡二元结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制约了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不利于科技创新为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因此，推动深层次改革，要持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中梗阻”，消除妨碍国际国内、区际、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各类生产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降低科技创新的成本和风险，进而促进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推进高水平开放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相较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是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趋势。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准确把握国际规制合作的演变特征和发展趋势，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形成发展更高水平开放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优势，从而进一步明确相关改革发力的突破口和关键措施，为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成熟的治理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加速集聚全球高素质人才以及国际先进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等要素，实现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切实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让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围绕完善科技创新体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优化营商环境等关键领域推进深层次改革，让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协同发力，因地制宜发展具有四川特色的新质生产力。
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川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创新人才集聚的优势，加快实施重点领域研发计划，以重大创新项目带动技术创新，布局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建设面向国家战略科技需求、产业技术创新需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以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集群，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优化外商投资促进方式，将外资招引与“招才引智引技”相结合，支持川企与外资企业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建立健全科技服务市场体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探索构建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应用的体制机制。
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构建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推动各类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不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推进数字化在城乡之间广泛渗透、创新运用，以数字化全面赋能新时代城乡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建立有利于涉农科研成果转化推广的激励机制与利益分享机制。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市场化为引领，积极搭建民营企业综合服务平台，着力解决民营企业遭遇的市场准入不合理限制、融资难融资贵、权益保护不力等问题；与民营企业搭建“一对一”“点对点”的绿色沟通渠道，提供“一企一策”等精准对接服务。以法治化为支撑，全面落实中央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政策措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及法律法规，深入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对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招商引资不当竞争等突出问题的整治，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以国际化为标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外资外贸服务标准体系；深入开展外商投资服务专项治理行动，及时清理含有内外资不合理、差别待遇内容的法规文件和政策措施，将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优质外资“请进来”“留下来”；加快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帮助企业“两条腿”走路，同时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持续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外贸“新三样”规模。
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用力推进高水平开放要“活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高水平开放，积极对接并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引领，更好发挥四川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作用，对标国内先进自贸试验区，加快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聚焦贸易投资便利化、政府治理创新、金融开放创新、产业高质量发展、知识产权保护、跨区域联动协同等方面，开展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改革探索，推动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着力以扩大国内需求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为契机，以“消费促进年”为引领，促进四川产品和服务质量与国际标准接轨，加快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全面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用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等政策红利，聚焦投资、贸易、金融、数据、创新等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加快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抢抓向西开放机遇，统筹开放大通道、大平台、大枢纽建设，加快推进第三亚欧大陆桥建设，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中欧班列成都集结中心、“铁路+”多式联运信息平台和大数据服务中心，打造产业链供应链重要枢纽。深入开展“川行天下·向西行”国际市场拓展活动，加强与中亚、西亚国家在矿石、能源、粮食等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深化与欧洲国家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辐射带动东南亚、南亚、非洲、南美洲等市场。
（
邓富华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