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　　周晓菲摄/光明图片

古希腊人并非希腊半岛最早的居民。在此之前，希腊半岛的主要居民是来自于西亚、北非的海上移民及其后裔，他们携带本地先进的农业革命成果如大麦、小麦等农作物及绵羊、山羊等家畜，在希腊半岛定居生活已有数千年之久。位于亚欧大陆中部偏北一带的讲希腊语的族群大约自公元前2200年以后分批南下，定居希腊半岛各区域，与先前已居住在这里的族群杂居融合。在希腊历史上，族群冲突、融合与认同问题贯穿始终。笔者综合百余年来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梳理希腊族群认同的历史进程，着重对古典时期（公元前5—前4世纪）、罗马-拜占庭时期（3—15世纪）以及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时期（19世纪至今）三个历史阶段进行考察，以分析血缘谱系、异族他者、古典理想、基督教、拜占庭帝国、独立战争、国民教育等诸多关键要素在构建希腊族群认同过程中的作用。

早在公元前5世纪，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就把希腊人作为一个族群来看待，明确地使用了“希腊族”的概念。希腊族说希腊语，信奉希腊神祇，有着传说中的共同祖先；他们的族群起源传说，称其族称来自名祖希伦（Hellen），“希腊人”（Hellenes）本义为“希伦的子孙”。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以降，随着西亚、北非地区的移民陆续经海路迁入希腊地区，麦类和家畜随之引入，族群融合开启。族群融合大致有和平的（如收养、入赘、劳务婚等）与非和平的（武力征服、抢劫婚等）两类方式。希腊语族群南下，即“希腊人的到来”，不过是该地区多次族群融合链环之一。

多种历史文化因素合力作用导致了希腊族的形成。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明确指出，在特洛伊远征之前，希腊人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族称。古风时代，在希腊半岛、爱琴诸岛、小亚细亚西部直至黑海沿岸等地区，交错分布着多利斯人、伊奥尼亚人、埃奥利斯人、阿凯亚人等希腊方言族群。荷马史诗的诵读和流传，奥林匹亚竞技会等全希腊节庆活动的定期、连续举行，海陆贸易交往的开拓和扩大，推动了讲希腊语的各方言区和族群衍生出一种新的更大范围的共同体意识。希腊人创造了“异族”概念，借助于“他者”来界定“自我”，以建构自身的身份认同。古典时代希腊诸邦之间彼此和解、联合起来抗击异族侵略，促进了希腊族群内部联系的加强和整合。

古典时代晚期希腊族群认同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元前400年左右以阿提卡方言为基础，形成比较统一的希腊共同语。二是希腊-马其顿族群冲突与融合。亚历山大的征服和统治开启了一个希腊化时代。其间，希腊人和希腊文化再一次向外部扩散，希腊-马其顿人大量移居埃及和亚细亚内陆地区，希腊语成为多国官方语言。众多的希腊城市和军事殖民地散布在东方异域，共享同质的希腊文化。

希腊人历经多次反抗而最终被罗马人征服，因此作为统治者、胜利者的罗马人习惯上鄙视希腊人，而希腊人则长期将罗马人视为“蛮族”。随着罗马统治阶层对希腊文化的认同和喜爱，二者的对立逐步缓解，出现融合和同化的趋向。

拜占庭时期人们的身份认同基本上承袭了古希腊罗马人的身份认同观念。庞大的罗马帝国在文化上大致分为两个部分，西部的拉丁文化区和东部的希腊文化区，后者即历史上的“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其统治区域主要是讲希腊语的“希腊人”所在地。希腊语不仅是帝国民众日常用语，也是从事教育、宗教、法律、贸易活动的官方语言。在拜占庭帝国存续的千余年中，希腊文献传抄、整理和研究未曾中断，官方或民间重要文献均以希腊语写成。

罗马-拜占庭时期人们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综合性观念，其中涵盖古罗马政治理念、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信仰三个方面的要素。在政治上，拜占庭人保留了古罗马帝国的政治传统；在文化上遵循希腊语言和教育传统，以希腊式认同为基准，对同时代西欧人、斯拉夫人和穆斯林而言，拜占庭人就是“希腊人”；就宗教层面而言，基督教信仰成为拜占庭身份认同的又一个重要维度，至少自4世纪末成为罗马国教之后，宗教信仰成为拜占庭人划分自身与异教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自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希腊处于其统治下近400年。希腊人要摆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必须形成希腊民族意识，建立希腊民族认同。但长期居住在奥斯曼各地的希腊人，关系松散，命运各异，族群观念淡薄。在部分业已觉醒的知识分子号召下，希腊人掀起民族独立运动。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打响。此后，希腊族群认同工作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形成统一的语言。经历长期异族统治和历史变迁，散居各地的希腊人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希腊语。希腊语的统一很快超越语言层面，上升至政治层面。独立建国后，希腊当政者便致力于确立现代希腊语的标准语，有纯净语和民众语两派之争，后者最后胜出。统一希腊语是为了通过塑造共同语言，进而形成身份认同。希腊国民响应号召，以古希腊名人名字取名，借以唤醒希腊人对沉睡的古希腊文明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构建超越阶层和国界的“同胞”概念。希腊人“同胞”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争论和认定的演变过程。奥斯曼统治下的希腊族群情况各异，少数地位较高的希腊人跻身于统治阶级；东正教会中底层的神职人员和牧师，直接与普通民众接触，在民间有着一定的影响力，成为反奥斯曼的主力军。独立战争前夕，希腊精英分子终于意识到，要实现国家独立，必须超越阶层，唤醒全体希腊人的民族意识。希腊“同胞”的观念，不再限于生活在希腊本土和奥斯曼境内的各阶层希腊人，定居西欧、俄国以及散居各地的希腊人都可以认作希腊同胞。

强化希腊人身份认同，明确共同敌人。希腊独立战争前，精英群体已经明确了脱离奥斯曼、建立希腊国家的政治目标。他们强调希腊国民只包括那些“爱国者”，即反对奥斯曼，愿意为希腊独立尽心效力的人们。他们揭露奥斯曼的残忍无度，野蛮黑暗，描述希腊人生活惨状，以此激发希腊人的反抗意志。

重塑民族历史记忆。希腊独立后，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引进西欧的教育理念、学科体系等。从小学和中学的语文、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的教学入手，普及集体历史认知，在学校教育中灌输一种核心理念——古希腊人就是其“先祖”，受教育者就是先祖的“后裔”，从而将现代希腊史与古希腊史“连接”起来。在希腊青少年中播种古希腊历史观，在传统教育中植入古典因子，增强民族自豪感，塑造全新的民族历史记忆和认同。他们以古喻今，通过追忆希波战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借以说明独立战争的正义性质。

不断扩充希腊国民队伍。独立初期希腊国土面积大致相当于今日希腊的三分之一，人口不足百万；1907年增至约260万，1913年增至480万；1923年又有约110万希腊人从境外迁入希腊王国。从独立建国到1923年，希腊族群认同实际上是政治认同和宗教认同。新旧国民之间历经艰难的磨合，到20世纪中期民族认同基本完成。

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希腊族形成2500年来，希腊人和希腊文化的核心区域，一直在希腊半岛及爱琴海周边地带。希腊族长期处于异族统治下，罗马和奥斯曼统治时期基督教和希腊语大体保持，延续了文明的血脉。现代希腊是在基督教欧洲和奥斯曼之间的冲突中浴血而生的。独立以来，统一希腊语、构建同胞观念、重塑民族历史记忆，通过基础教育把古希腊先祖与现代希腊勾连起来，希腊国家在实现政制转型的同时，成功实现并巩固了族群认同。

（作者：徐松岩，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希腊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世界早期国家形态比较研究”〔22VLS01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