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继文学和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奖项之后，由瑞典皇家科学院增设的每年向在经济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研究人员颁发的奖项。今年，这项全称为“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是在经济研究方法上取得了不容置疑的进展的三位经济学家：大卫∙卡德（David Card）、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 、吉多∙因本斯（Guido W.Imbens）。他们通过自然实验研究因果关系的方法对该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经济学专业课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因 “方法论 ”获诺贝尔奖

评奖委员会强调指出，今年的获奖者因对经济研究方法的卓越贡献而得到认可。通过几十年的共同努力，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开发的新方式能够更充分地记录有关法律和规则变化等事件的因果关系。虽然在经济研究中可以涉及到关于某些政策效果的研究，但此前由于研究人员无法突破因果关系推断的难题而使得这样的研究受到很大局限。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的研究使我们有可能更好地确定某些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从而更准确地量化这些结果的重要性（“经济效益”）。

经济学家通常使用以现有数据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统计工具来量化因果关系。比如，以房屋面积对其销售价格的影响这一研究为例，我们可以利用一系列已售房屋的总数据，通过诸如回归分析等计量经济学工具来验证面积较大的房屋价格是否总体来说相对较高。

然而，这种方法中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它实际上仅能描述一个涉及参数变量（房屋面积）和所谓“结果”（房屋售价）之间的统计关系，而这种关系并无法验证两者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本次获奖者研究项目针对的正是这个经济研究方法学范畴内的具体问题。

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

虽然大型房屋的售价往往高于小型房屋，但相形之下，旧金山或巴黎的小型公寓事实上比加州或法国农村的大房屋价格更高。因此，我们对房屋面积和价格之间关系的描述似乎缺少其他参数变量。仅以房屋的面积为参数并不足以解释价格的差异。

另一个问题是，无论我们将任何一个变量设为“因变量”，参数和结果之间的统计关系都可能成立，反之亦然。但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房价上涨导致房屋变大这一假设显然荒谬不经。然而，区分孰是因、孰是果实际上是一个常见的问题。

总体来说，经济学中旨在揭示潜在因果关系的研究必须正视的第三个因素是数据选择。以住院和健康的关系为范例：如果想评估住院是否有助于康复，我们就会发现，许多前往医院就诊的人会在住院期间或其后病情恶化。同时，在医院死亡的患者也不乏其数。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得出医院普遍不利于健康的结论？显然非也！相反，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到医院病人普遍患病的事实：他们的健康状况并不代表人群的平均健康状况，而是人口中健康状况不佳、需要入院治疗的一部分。因此，随后的健康状况恶化通常不是因为他们住院，而是因为只有病人才会去医院，而患者在痊愈之前面对的首先是病情恶化的可能。

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的研究解决了计量经济学估计中的上述三种偏误，即遗漏变量、因果关系的倒置和数据的选择。它们共同构成了在估计因果关系和量化其影响时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21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使用了“自然实验”：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一概念。

通过一年多来有关新冠疫苗的众多信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实验性研究是评价疫苗注射对健康的因果效应的一种方式。进行此类研究需要依照年龄、现有健康状态等分组标准选择大批接受疫苗的目标人群代表。这种采样被分为两组：一组人实际接受疫苗（“治疗组”），而另一组人则被给予安慰剂（“对照组”）。研究人员在试验终点（end-point ）测量的不同结果是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接种疫苗前后预期结果（如新冠感染病例或入院患者）的差异的反映。

这就是经济学中通过两组差异来评估效果的“双重差分法”：首先是在注射疫苗的之前和其后；其次是在对照组和治疗组之间。治疗效果来自于对治疗组施用疫苗后的影响：它是疫苗对患者健康的因果效应。这种影响可以被确认为因果关系，因为两组之间唯一的总体差异在于接受的是疫苗还是安慰剂，而这不是这些患者的选择。因此，只要这两个样本能代表目标人群，就不存在选择上的问题。因为事实上，治疗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注射疫苗或安慰剂，所以不存在对潜在效果提供其他解释的“隐藏”变量的遗漏。此外，评估的时间（注射前后）可以确保接种疫苗后观察到的临床因果效应确实来自疫苗。

这类被称为“随机对照试验” 的临床实验虽然在医学上相当普遍，但在经济学中却难以得到实施。例如，在关于最低工资的研究项目中，招募大批志愿者而不给其中的一部分人支付相应的酬金，在伦理上是有问题的。另外，从实际的角度来说，建立这种实验也同样面临重重困难。然而，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这三位学者发现，现实生活中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可以提供确立治疗组和对照组的可能性。他们的这种“自然实验”方式涉及与新法律法规相关的效应。通过对照受新法律影响群体与可以比较的群体的行为，学者可以评估该法律对受其约束人群（治疗组）以及不受其约束的类似人群（对照组）的影响。诺贝尔奖得主从理论和实际上证明：这种实验有助于回答以前无法做出明确因果解释的关键问题。

在最早发表的有关“双重差分法”自然实验的经济学文章中，一篇1995年的报告发布了大卫∙卡德及其同事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的研究结果。通过对美国新泽西州各县区以及邻近的宾夕法尼亚州县区在新泽西州调整最低工资政策前后的情况进行对照，该项目调查了这项调整在新泽西州造成的影响。由于州界确立远远早于立法的更新，因此两州之间的就业差异无法以州界的划定来解释，而需要考虑各州的不同法律，比如关于最低工资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位于新泽西州一侧的边界县区属于新法律的管辖范围，而邻近的宾夕法尼亚州县区则成为相形之下的对照组。因此，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各县在调整最低工资政策前后的就业差异可以验证该项调整的效果，即干预行为的效应。

由于上述方法（连同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推广的许多其他方法）有助于“识别”不同情况中的因果关系，这种贡献因此被称为经济研究中的“识别革命”。

“识别革命”对经济的影响

如上文所述，经济学中最早采用双重差分法的文章之一聚焦于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显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能会对底层工作造成不同的影响，包括劳动需求效应（劳动力价格升高使企业为压缩劳动力成本而减少雇用），劳动供给效应（更高的工资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工作）或中性效应（既不会促进就业也不会增加失业）。最低工资法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效应？哪种效应可能是最主要的？这是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不断探讨的问题。

卡德和克鲁格所采用的双重差分法是这篇文章于1995年发表之时经济学界中相当创新的方法：尽管文章面向的是资深经济学者，作者仍然向读者提供了关于这种方法的详尽说明。如今，使用双重差分法等技术的文章只需提及相关方法的名称，便会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认同。此外，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还在致力于最前沿的经济学研究之余编写了基础教科书，帮助学生理解和应用他们在研究中使用的基本方法。他们的出色成果不仅是通过学术研究而拓展的知识，还包涵着为促进教学和培养新一代学者而共同付出的努力。此外，如同以往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卡德和克鲁格关于新泽西州更新最低工资法的论文也在发表后不到25年的时间里成为大学经济学教育中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个意义上，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跻身杰出经济学家的行列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识别革命” 始于劳动经济学领域，它最初聚焦于工资水平对就业以及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等关系，后来又进而延伸到经济学的其他领域中。例如，许多关于公司财务的实证研究都以自然实验为基础，采用双重差分法等技术对实施决策的公司与其他不实施此项政策的公司进行比较，从而推断出公司决策的因果效应。这些技术也被应用于会计和法律研究等领域。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的成果是经济学和商业研究中的一场方法论的真正革命。此外，因果识别技术不仅涉及现实中的法律和政策调整，而且还在许多其他情况下得到应用：这一方法论革命引起的反响已远远超越有限的学术范畴本身，广泛扩散到领域。

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的研究主题包括最低工资、职业保险和其他福利以及诸如义务教育、班级规模和奖学金等问题的教育政策。正如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禄∙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于奖项揭晓次日在《纽约时报》上所言，这些具有实践价值的研究课题对于地方和国家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和教育领域具有直接的影响 ^[1] 。克鲁格曼进一步指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忽视评奖委员会所着重强调的“方法论”贡献。通过实证和理论研究，2021年的三位诺贝尔获奖者对识别和记录政策对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的实际影响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

诺贝尔奖中的苦涩

正如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大卫∙卡德和艾伦∙克鲁格合作完成了开启这场“识别革命”的首批研究项目之一。此外，克鲁格还与安格里斯特（Angrist）合作研究了另一个基本经济问题：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但是，作为一位多产的经济学家，克鲁格却最终未能名列2021年的获奖者之列。事实上，他于2019年3月离世的消息令身边的人深感惋惜。因此，在2021年诺贝尔奖揭晓之时，人们无法忘怀这位逝去的伟大学者。虽然克鲁格未能出席，但我们应该感谢他对最新经济思想的重要贡献。在此之前，一个类似的情况曾发生于1997年：当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因对金融工具定价的研究而获奖时，许多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已去世的费舍尔∙布莱克（Fisher Black）：他虽然与斯科尔斯共同研发了关键的公式，却不幸被癌症过早地夺去了生命。

对于那些了解2021年诺贝尔获奖项目的人来说，克鲁格无缘诺贝尔奖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有时候，即使最杰出和最受欢迎的人也会遭受无形的苦难。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将功名和才能理想化和浪漫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倾向。然而，正如教宗方济各在《众位弟兄》通谕中反复指出的那样，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发现自己是脆弱、受伤和软弱的。这些伤口无法以智慧和成功的外衣来掩藏。

2021年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以及他们的许多其他合作者对儿童（尤其是那些最贫穷家庭的孩子）、收入低微的工人、病患者以及退伍军人表现出极大关注，他们所从事的包括方法论研究在内的学术活动对解决社会中最弱势人群所面临的问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2021年的诺贝尔颁奖中，对阿兰∙克鲁格的怀念使我们意识到，帮助苦难中的人的意愿不应受到对这些人的定义的局限，因为识别他们的依据并非单纯的某些可见特征。

最近奖项及其与教会优先事项的关系

将2021年诺贝尔奖得主在学术生涯中所从事的所有课题研究进行简单概括并非易事，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而阐明他们所取得的卓越成果更是难上加难。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在此回顾其中有关天主教社会训导基本问题的研究项目，其中包括：通过教育和工资政策改善人民生活；为改善人民生活及其经济条件而进行的改革的成果；识别达到实现决策目的和目标群体的动力。另外，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在方法论方面的工作还涉及有关教会的研究：2019年，一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发表了三位学者以17世纪耶稣会在拉丁美洲的传教工作为自然实验的一篇文章 ^[2] 。作者在文章中展示了在耶稣会士开展传教活动250年后的今天，他们开展传教活动的地区取得了比周边未开展传教活动的地区更好的经济效应：由于耶稣会在教育方面的贡献，当地人不断将他们传授的技能继续传递给后代并应用于各种生产活动中。

其实，对教会社会训导的核心问题的关注在该奖项的近期历史上并不罕见。在本届诺贝尔获奖科学家之前，2019年的奖项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丝特∙杜弗洛（Esther Duflo）是两位致力于应对全球贫困的经济学家；2015年，评奖委员会向安格斯∙迪顿爵士（Sir Angus Deaton）颁奖，并明确宣布向其授奖是为了表彰他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工作，更具体地说，是其对造成贫困和不平等的决定因素的研究 ^[3] 。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由于商品和服务的分配以及福利的增加是经济领域的核心问题，经济与教会社会训导的主题以及福音对关怀最需要帮助的人的倡导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醒我们，上述问题相当复杂，它不仅要求所有基督徒和有良好愿望的人参与其中，也需要通过系统的方式来增进研究和理解。这进一步证实，在全球范围内为天主圣言作见证的工作要求我们必须与信德和理性携手同行。唯有以这种方式看待问题，我们才能使基督徒使命结出果实，改善我们近人的生活，特别是改进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的生活。这一观点不仅多次出现于教会早期教父的著作中，而且得到圣安瑟尔莫的呼应，并在近年内成为圣若望∙保禄二世所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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