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四川话是现在的南路话么？还有云南和贵州方言，是明朝时方言延续至今，还是湖广填四川的结果呢？

首先，即使四川在明朝以前的方言材料没有在四川任何一地得到明显多于四川别处的继承，我们要厘清近十年来脍炙人口的南路话在十年前的悠久岁月里本来指什么，才能说清楚明朝的四川话是不是现在的什么。

成都郊外四乡的方言有多种口音以某某路来命名。根据黄尚军《成都话音系》的研究，成都农贸市场的官话口音有双流等地的南路话，有温江等地的 西路 话，有新都等地的 北路 话，而农贸市场的非官话则有东山客家话。这些俗呼显然都是相对于省城的方位而生。现在黄尚军的个别同事将大成都的民间称呼挪用，百倍扩大，把川北数县的方言也穿凿叫做南路话，并四处宣扬，这既没有民间指称的依据，也违反地理常识，甚至不为同校其他师资指导的多数学位论文所采用。

简单说，真正有俗呼基础的「南路话」概念，基本限于大成都视角，最多就只是成都平原。即使是在点名代表南路话的双流，有入声的地方都只有东升街道周围的双流话叫做南路话。而白沙、白家等地的华阳话虽然有入声，其很多存古的特点（比如入声字相互同音的更少）却更接近成都和其北边的新都、彭县等地，在坊间无南路话一称。

黄尚军的个别同事，从大成都意义上的、真正符合命名传统的南路话中找了若干特征，来代表更多与成都重庆不同的方言，排斥成都重庆。

• 南路话的一个特点是「鼻」「力」「七」这类字读/ie/。明代四川话材料代表《蜀语》中，「一」读若「衣」。《蜀语》这种韵母类比，与重庆相同，与南路话不同。即使是被人为放大的假「南路话」，也并不都具备南路话的这个特点。
• 南路话的一个特点是「侄」「尺」「十」这类字读/ə/。《蜀语》中，「十」读若「诗」。《蜀语》这种韵母类比，与重庆成都相同，与南路话不同。即使是被人为放大的假「南路话」，也并不都具备南路话的这个特点。

所以第一个结论很简单：明朝的四川话不是现在的南路话。

语言只要还在经受使用，就自然会发生演变。有的变化是彻底的重塑，比如四川各地方言无一能够特别对接早于明朝的四川方音材料特征；而有的变化与近古参照系比只是自源演变、工整分化。

云贵两省人的汉语方言的最后一次重塑同样与明代官话相衔接。

云南人的汉语文化族源、祖先神话是明朝南直隶移民 ^[1] 。国内外诸多学者发现云南话仍普遍比其他西南官话还多显示若干江淮流域甚至江东浙西的特征，可以认为改朝换代对明代形成的云南话没有实质影响。黔南黔东的主流汉语方言与明代官话材料同样容易衔接，但与川黔片明显不同，应该与四川话在清代黔北改土归流的扩张无关。

对其他官话来说，西南官话已经尤为内聚。而对传统的各省来说，四川话的一致性是较高的。宋元等朝代，莫若明代这样容易出现体现南方官话特点多于体现北方官话特点的通语材料。四川各地方言主要特征的明官性（若干跨省可见的特点）超越湖广性（与两湖才能对应而与广西云南江淮对应困难的特点），而云南等省几乎不牵涉湖广重填的就更不用说。对各地西南官话的特征来不来自明代官话的问题，不妨这样判断：

西南官话绝大多数字表现出的省际一致或工整分化，往往与明代官话材料相同、或者是其简化形式，体现了明官在各地西南官话的主干性。只有少数难以与明代材料衔接的特点，需要诉诸各省比例有别的移民成份。

参考

1. ^ 对比，四川的汉语文化族源、祖先神话是元末开始、明代为主的华中移民。几乎只有清代少数湘粤两省人另有明确的族源和汉语大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