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残骸①丨不断被建构的民族仇恨

1995年12月14日在巴黎签订的《代顿和平协议》终止了战争，却让波黑形成了“一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和三个总统”的局面，穆克联邦（也称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虽然同属一个国家，却各自为政。而代表着三个族群的三个民族主义政党，更以自己民族的保护者形象出现，持续输出着民族主义叙事。

战争废墟触目惊心地残留在斯雷布雷尼察镇上，让人难以想象人们怎样继续生活。唤拜声响起，不远的地方居然有三座清真寺，其中两座的资金来自沙特，一座木质宣礼塔来自伊斯坦布尔，均为战后修复，如今穆斯林重新在这里礼拜。

恍惚的一瞬间让人几乎忘记了这里如今属于塞族共和国。

镇上只有四千人，塞族和穆斯林大概各占一半，也有零星的一些克族。而在战前，斯雷布雷尼察一直是穆斯林占多数人口的地方，战争期间，这里被塞族认为对其有着极高战略性意义——如果穆斯林占据，将会防止波黑塞族人与塞尔维亚形成完整的领土连结。1995年，斯雷布雷察在联合国的促成下解除了武装，成为穆斯林难民趋之若鹜的安全飞地。塞族军队抓住了穆斯林手无寸铁的可乘之机。

1995年3月，波黑塞族总统卡拉季奇发布了一道无情的命令，要求塞族作战方给安全区的居民“制造出一种无法忍受的并且没有进一步生存或活着希望的彻底不安全的氛围”。穆斯林男性被从他们的家庭中分离出来，带走。无一生还。塞族士兵为掩埋证据，损坏了大屠杀受害者的身份证件，并把他们的尸首多次迁移，很多尸骨在挪移过程中损毁，无法甄别。明确鉴定出身份的受害者有8372人，尸体认领和鉴定的程序直到今天还在进行中……

然而当数千名男性从斯雷布雷尼察消失的事情发生时，联合国并未做过多干预。联合国当时用来描述塞族行为的语汇是“种族清洗”（ethinic cleansing）。在那场战争中站穆斯林立场的人看来，使用这个语汇而不是“种族灭绝”（Genocide）仅仅因为联合国不想制裁——ethnic cleansing事实上在《国际法》上甚至没有明确的定义，它不出现在任何法律文件上，所以也就不具备任何制裁的正当性。而genocide则不同，在公约中，联合国的每个成员国都有责任和义务对发生genocide的地方作出干预。

让普通的波黑穆斯林至今感到愤慨的是，克罗地亚的塞族在攻下克罗地亚四分之一领土后，又被克族军队反攻回来，战争结束时，克罗地亚的领土就已“完璧归赵”。然而，波黑的塞族共和国如今却保留了大部分他们当时攻打下的土地（占波黑领土的49%）。甚至那些发生过对穆斯林大屠杀的地点，如今也归属于塞族共和国这个政治实体。

在萨拉热窝一个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纪念展中，我们看到过这样一段故事：斯雷布雷尼察纪念园建后好，第一批回到这里来祭拜的受害人家属中，有一位亡妻发现“保护”着他们的警察，正是当时把她的丈夫带走的塞族士兵。很多警察加入军队参与了暴行，战争结束又脱下军装换回警服——作为低层级的律令执行者，他们不但没有受到惩罚，甚至依然在这个政治实体中行使着国家机器的权力。

清真寺门口，一位戴着头巾开车来接幼子的女士见到我们徘徊不前，停下车用英文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忙。我们问她什么时候回到这里，又如何与当年的凶手一起生活。她面色凝重了下来，“只有足够坚强，才能继续生活在这里”。她的很多亲人死于大屠杀，彼时年幼的她和父母逃往萨拉热窝。因为婚姻，她又回到了这里生活。

最让她痛苦的不是面对那些未被修复的战争废墟，而是她的孩子们在塞族共和国的教育系统中，学习到的“虚假历史”——即便国家设立的大屠杀纪念园近在咫尺，这里的课本仍然一再粉饰那段战争的历史，对罪行毫无歉意。

十分钟的车程，我们来到了纪念园。一望无际的白色墓碑在阳光下反射光芒，如科幻矩阵，越走它们就越多地出现在视野之中，绵延到一座山丘上，以这样一种抽象而轻盈的形式代替了血污和尸体。墓碑间的小径上，我们路遇叶琳娜和她年迈的包裹着头巾的母亲。叶琳娜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她在战争时期带着家人逃离了萨拉热窝，作为难民移居澳洲。她回忆起萨拉热窝围城的日子里，一家人挪移到公寓背朝交火线的一个小房间睡觉，每有枪击和炮弹的声响，两个幼子就瑟瑟发抖。道完别，叶琳娜年迈的母亲又叫住我们，逐字叫叶琳娜把她说的话翻译成英语：“我们家没有人死于那场战争，但是这里所有死去的穆斯林，都是我的亲人。谢谢你们来。”

这里承接了大量的国际观光客，不远处的空荡市镇却陷在自身的冷清之中，曾经的温泉度假小镇如今没有任何其它产业，仅仅剩下“屠杀”所遗留下的“经济资本”，养活着本地一部分人口。我们不断拷问自己，大摇大摆地来参观尚在创伤中的人们的苦难，是否过于残忍？

与纪念园一条马路之隔，是曾经的维和部队基地，再从前是一座电池厂。这场屠杀因联合国的维和失败而闻名，这个厂房也被用作展览空间，以维和部队为叙事中心呈现那段历史。这座废弃电池厂在今天仍然是最不堪的现实质料的一部分：一走进厂房，寒意袭来，展览空间外还有大部分未被利用废弃空间，而它们比展览所叙述的血腥的历史更加令人毛骨悚然——那些墙面上留下荷兰维和部队那些充满男性荷尔蒙味道的种族歧视涂鸦、轻佻言语与恶毒的侮辱，难以不让人联想到几个世纪中白人殖民者抵达他们眼中的“荒蛮之地”的行径，而巴尔干显然是欧洲内部的“蛮荒之地”。

大屠杀纪念园在行政上直接由国家管理，也因其承载的旅游经济功能，而被保护妥善。而其余绝大部分承载那段记忆的物理场所，却因在行政管理上归属于塞族共和国，被剥夺了纪念碑的属性。黄昏时分，我们搭上了一辆带游客参观完纪念园，顺道回萨拉热窝的小轿车，天渐渐黑下来了，导游Arna突然示意我们看路边的一个牛棚，“那也是曾经大规模执行屠杀的地方，可是没有人知道，它只是被当作一个普通的牛棚，只有当年死难者的家属会在纪念日从不同地方跑来放一束花。”车在高速路上开得飞快，牛棚一瞥而过，连拍照的时间都没留下，而它再平凡不过的样子却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罪恶所依傍的日常性超越了以往的经验，之后一切隐没在了暮色的含混中。

塞族：一个“该隐”民族

“你们一定要去塞族共和国的首都巴尼亚卢卡看看，那是前南斯拉夫这片土地上，右翼民族主义最盛行的地方”。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个叫做“十月”的左翼空间里，社会活动家Mina叮嘱我们。尽管Mina是塞族，却对塞族民族主义有着几乎是道德自虐式的痛恨，仿佛作为塞族，在那场战争面前是有原罪的。

尽管我们更愿意从历史语境与复杂的张力之中理解那场冲突，然而在经历了萨拉热窝、斯雷布雷尼察这些穆斯林为主体的城市中不断被书写的围城、屠杀等战争创伤记忆后，内生于塞族共和国的情感结构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从首都巴尼亚卢卡的车站走出来，开着一辆奔驰来接我们的旅馆老板便佐证了Mina的说法，他毫不避讳地对我们宣扬塞族共和国需要跟塞尔维亚合并。在听到我们提及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他努力压抑自己的愤怒，“那是全世界对塞族发动的战争，你们被西方的那套叙事洗脑了”。

这里在1990年代并非战场，如今也没有太多“创伤资源”可供猎奇者消遣，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显得过分冷清，没有生机。我们住的小旅馆叫做“古巴”，在这个鲜有外国人出现、被自身民族主义情绪裹挟殆尽的城市中，生发出一种吊诡的国际主义想象，或是一种不再有人问津的铁托“不结盟运动”的第三世界残余。

巴尼亚卢卡的市中心，伫立着一座体量超过这里任何东正教堂、如今却无人问津的清真寺，昭示着这里曾经庞大的穆斯林社群。事实上这座清真寺在战争时期被信仰东正教的塞族军队炸毁，不久前才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修复，仅作为历史遗迹。而在这座城市偏安一隅的微小的穆斯林社区的一处外墙上，赫然图写着法西斯分子留下的涂鸦“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干得好！”

2006年，米洛舍维奇死于海牙羁留中心牢房的病床上；2017年，被称作“波黑屠夫”的姆拉迪奇被海牙国际法庭判终身监禁；今年三月，波黑塞族共和国的缔造者卡拉季奇也在海牙的终审判决中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似乎对这场近三十年前的战争终于清算殆尽。但是，每一次国际社会的审判，都伴随着塞族再一次高涨的“反帝”民族主义情绪。

卡拉季奇在1995年12月《波黑和平协议》签署后，迫于国际压力卸下了塞族共和国总统职位，之后开启了在国际法庭通缉下的流亡生涯。直到2008年，他被发现藏匿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易容后以假身份行医十余年。而他被逮捕后送往海牙法庭时，仍然毫无悔意，多次声称那场战争是为了“防止穆斯林在欧洲建立伊斯兰国家”。也因此，他被奉为塞族共和国的英雄。

塞族共和国的首都巴尼亚卢卡最大的东正教堂附近的空地上，有一只巨型心脏雕塑，旁边的纪念碑上是12个小心脏，控诉战时塞尔维亚为讨好国际社会对塞族共和国实行禁飞制裁，导致巴尼亚卢卡一所医院的12个孩子婴儿未能得到救助。除了作为战时延续的“大塞族主义”意识形态外，这里的另一种情感结构是“伸冤式的”——被赛尔维亚抛弃的冤屈。不少今天的民族主义者表现出对塞尔维亚的不信任感，认为塞尔维亚并不愿意真正伸出援手。

战时从克罗地亚被驱逐出的塞族难民，同样分享对塞尔维亚的不信任。不同于外部世界对米洛舍维奇作为塞族民族主义者的指责，作为难民来到贝尔格莱德的Bojan不断强调，“米洛舍维奇是个混蛋，他没有保护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一点努力都没做。”的确，在克族的反攻之下，米洛舍维奇没有为克罗地亚的塞族提供一枪一弹，只有路边难民接待站的水和面包，以及为在此无亲人可寻的人提供了临时庇护的难民营。

塞族也许进行过最多的种族屠杀，但是这场持续的战争所造成的难民，其中人数最多的也是塞族。1992年至1995年的这场战争期间，最大的难民潮发生在克罗地亚的克拉伊纳地区，生活在这里的13.5万塞族人，在72小时内几乎被驱逐殆尽。根据联合国的报告，那场由克罗地亚发起的“风暴行动”种族清洗率高达98%。

我在“沙发客”网站上发了一条公共旅行信息，寻找在贝尔格莱德愿意跟我们聊聊那场战争的人，Bojan主动联系了我，“我有你想听的故事”。很快，我们在一家酒吧见到他。

Bojan清晰地记得1995年的那个秋天，凌晨3点钟，轰炸声让他从睡梦中惊醒，停电让他们无法与外界联系，看不到新闻。他和家人跑到了房子的地下室，就像以往轰炸声响起时一样，但是这次的轰炸并不像以往那些频繁却持续不久的轰炸，直到十小时后他们离开地下室时，轰炸都没有终止的意思。他们逃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庄，想等到一切结束后返回，但等到的却是逃离的队伍。

那个庞大的队伍中有私家车、卡车、甚至马车，狼狈而缓慢地朝着塞尔维亚的方向行进。Bojan和家人也加入到了逃难者的队伍。他记得那场逃难有整整5天的时间在路上。队伍那么长，行进得那么缓慢，走得慢的人，就死于克族的轰炸之下。那一路，生命垂危的老人、呱呱落地的婴儿都给不到十岁的Bojan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所以你和你的家人就回到了塞尔维亚？”

“我不会把它称为‘回来’，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克拉伊纳，塞族在那里生根时，还没有‘克罗地亚’这个国家。”

克拉伊纳地区（克拉伊纳在当地语言中，为“边屯区”之意）实际上与塞尔维亚并不接壤，它是一个紧邻波黑的狭长地带，17世纪就有塞族陆续被迁到这里，作为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缓冲带，他们被授命抵御伊斯兰对基督教欧洲文明的入侵。被迁入此地的东正教居民，就是后来在克罗地亚宣布独立时坚持留在南斯拉夫的塞族。在塞尔维亚当局亲手扶植下，“克拉伊纳共和国”被南斯拉夫人民军与本地塞族武装攻了下来，成为了昭示着塞族野心的战争开始之地。

然而到了战争后期，它也成为了塞族一溃千里的地方。国际社会对克拉伊纳问题给出的和平方案，事实上类似于对波黑问题的解决方案——以族性来分配自治权，让克拉伊纳成为像后来塞族共和国之于波黑一样的、隶属于克罗地亚的政治实体。克罗地亚当局严词拒绝了。随着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接壤的武尔科瓦和西斯洛沃尼亚被克罗地亚夺回，克罗地亚士气大振，迅速攻下了克拉伊纳，最终实现了克罗地亚成为完整“民族国家”的目标，却总共制造了大约25万克罗地亚塞族难民（数据来源于UNHCR）。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有亲人，所以最终留在了贝尔格莱德生活。而那些没有亲人的人，在难民营停留了一阵子，就被转移到了科索沃”，Bojan说。那时科索沃战争还没有打响。而这也间接促成了米洛舍维奇清洗科索沃的计划——为解决塞族难民问题寻求出路，以族性争夺领土。科索沃在1999年成为了前南斯拉夫遭种族清洗最彻底的地区。

在中国做过多年外教的Stefan家也是那一波难民，落脚在了贝尔格莱德的郊区，因为家境贫穷未能读完大学艺术系。他的祖父拼死留在了克拉伊纳，守住了在克罗地亚的祖宅，如今祖父去世了，祖宅作为遗产留给了Stefan，但他和家人并没有回去生活的打算。但是如果把房子卖掉，就等于放弃了塞族祖祖辈辈在那里的生活痕迹，放弃了对“起源”的坚守。

塞尔维亚自战争之初就是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随着波黑塞族共和国对穆斯林的侵略与杀戮行为愈发引发国际社会对塞族的声讨，实现和平就此成为了贝尔格莱德当局在战争后期最大的愿望。然而，企图阻止波黑塞族领袖卡拉季奇激进化行动的失败，让米洛舍维奇对整体战略彻底失控了。在北约轰炸的威胁下，米洛舍维奇压力倍增，南斯拉夫开始对波黑塞控区实施制裁。1995年陷入泥潭的塞尔维亚，与战争初期那个雄心壮志、志在必得的国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与卡拉季奇所领导的塞族共和国决裂、并放弃克罗地亚的塞控区，是米洛舍维奇在那时不得不走的一步。

然而，如此轻易地放弃了那片打响战争的第一片领土和那领土上的族人，又断然与其一手扶植的塞族共和国划清界限，为塞尔维亚人留下了永久的困境：究竟为什么要开启那场战争？尽管那场战争从未真正发生在塞尔维亚这片土地上，但它的“无意义”与塞族不得不集体承担的“杀戮民族”的指控，成为了塞尔维亚人几乎无法背负的重量。在之后的二十年间，贝尔格莱德当局不断强化其塞尔维亚的受害者的叙事——塞族是唯一想要维护南斯拉夫的民族，它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对主权的瓜分而战。

走在傍晚人声鼎沸的贝尔格莱德商业街上，Stefan轻描淡写地向我们忆起他在深圳生活时的一段无足轻重却又耐人寻味的插曲。一个Party完的周五夜晚， 他站在路边抽烟，偶然听到了附近有人用他的母语交流着对初到这个城市的困惑。他随即走过去帮忙，向他们推荐可去之处。

很快他意识到对方是克罗地亚人。“那次之后，我们又见了一次。”他们在一间安静的酒吧坐下来，在这个距离故土遥远的地方，互相从自己的视角讲述了一遍那场战争和各自的战争故事，非常平静。“后来就再也没见过，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会成为朋友。”

被不断建构的民族仇恨

莫斯塔尔是前南斯拉夫作为民族分裂的典型被报道最多的城市。它地处波黑南部，是黑塞哥维那地区的中心城市，曾经塞族、克族和穆斯林共同生活在这里。其名字来自“守桥人（Mostari）”一词，城市本身正是以一座古老的奥斯曼帝国时代修建的桥而闻名，不过，现在能看到的那座桥已经不是本来的那一座了，它在波黑战争时期被克族军队炸毁，而重建后的这座桥，就成了克族与穆族民族分裂的表征——桥的东侧是穆斯林的区域，而桥的西侧则是克族的地盘。

到达莫斯塔尔那晚像一场超现实主义的梦境。夜色中街道空空荡荡，路灯稀薄，我们去寻找那座桥却走错了方向，河在黑暗中流淌，野生的气息扑面而来。对面夜空升起了一个月牙，我们正笑着说那极像一个清真寺的标志，却看到了一幅令人惊诧到近乎恐惧的景象——左边更高的天边，悬挂着一个巨大的发着光的白色十字架。再走近些，我们才隐约看到，那十字架是建在一座高山上的天主教堂，山体隐藏于夜色之中，只突显出天体般质感的十字架，诡异得宛若天启。后来询问当地人才得知，这座大部分景观被塑造为奥斯曼帝国式的古城，对新建筑有限高令的要求，而战后的莫斯塔尔克族一方，却故意在此处建起这座严重超出高度的天主堂，以一个闪烁冷漠光芒的十字架宣告对“奥斯曼空间”的君临。意识形态作为人工造物难以被察觉，模拟出了亘古的永恒性。这幅象征主义的夜空争夺战是否正是这座城市的隐喻？

这座城市的空间分裂也的确是超乎想像的。克族的孩子和穆斯林的孩子不会在一所学校读书，即便因空间所限共用一所学校，也是同一个屋檐下“轮流上岗”——克族学生上午上课，穆族下午上课，老师和教材绝不可能共享。事实上，它还拥有两套公交系统、两套医疗系统、两套消防系统、两个电力公司、两个夜店、两个足球队……“如果穆族队对德国队，那这个城市里的克族居民就会支持德国队；如果克族队对中国队，那穆族居民就支持中国队……”，带莫斯塔尔Free Walking Tour的穆族导游Pavle戏谑地讲。“那如果是穆族队对克族队呢？”我问。“那就是战争了”，他大笑。Pavle的形象就像个游击队员，粗壮而有力量，他同样参与过那场战争，在波黑共和国军队中保卫这座城市。他的祖父曾经参与过铁托领导的游击队，而他至今仍然坚称自己是南斯拉夫人，是铁托的忠实粉丝和社会主义者。

今天的莫斯塔尔就像是萨拉热窝的拟像，只是一个更加失败的版本。游客集散地模仿萨拉热窝的那些私营博物馆和画廊，讲述着一模一样的穆斯林创伤故事，然而鲜有游客问津，就像是努力撕开自己伤疤换取路人施舍的乞丐，却无论如何换取不到那些高高在上的目光。

不同于依靠着大量国际NGO的资金形成了具有国际视野的中产阶级的首都萨拉热窝，莫斯塔尔已经没有中产阶级了，贫富分化极其严重。失业率近乎50%，大多数家庭里都只有一个人有工作。城市只能发展旅游业，很多人靠出租房屋维生，但可以说根本没有“经济”可言。

日光下的的莫斯塔尔满目疮痍，未被修复的战争废墟在这个奥斯曼风格混杂着南斯拉夫现代主义建筑群落中随处可见，控诉着那场围城战。莫斯塔尔事实上经历了两场围城战，第一场围城战发生在1992年4月到6月，波黑宣布独立后，南斯拉夫人民军包围了这座城市。为了抵御塞尔维亚，波黑克族政党“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和穆斯林政党“穆斯林民主行动党”建立了共同应急委员会、警察部队、巡逻队等。然而，南斯拉夫人民军撤走后，克族和穆族的战火很快就引燃了。1992年的7月，克族一方宣布成立克罗地亚黑塞-波斯纳共和国（Croatian Republic of Herzeg-Bosnia），成为波黑境内与塞族共和国一样的政治实体，并寻求与克罗地亚的合并。

莫斯塔尔彼时正是被定为“黑塞-波斯纳”的首都，虽然出于战争形势，实际的政治中心是莫斯塔尔近郊的格鲁代。1993年夏天，持续了一年的第二场围城战开始了，克罗地亚军队直接控制的波黑克罗地亚防御委员会包围了莫斯塔尔，并以莫斯塔尔为中心展开领土扩张和对穆斯林的清洗。穆斯林居民一再被克族激进士兵告知他们该回土耳其或者伊拉克，“这里是克罗地亚共和国，历史上就是克罗地亚人的土地”。

今天的莫斯塔尔不再有塞族人。他们随着南斯拉夫人民军的撤退，也都迁出了这里。对塞族人口的转移后来被证明是一个交易，克罗地亚领袖图季曼和塞尔维亚领袖米洛舍维奇在战争开始不久后，私下签订了如何切割并瓜分波黑的合约，一半并入塞尔维亚，一半并入克罗地亚。米洛舍维奇和图季曼几次商讨切割波黑的会晤录音在战后作为机密资料流出，人们才恍然大悟——莫斯塔尔就是塞方在交易之下让渡给克方的领土，于是，所有生活在这里的塞族就作为筹码，必须离开。

“我童年时最好的朋友是塞族人，他就在那时跟着他的家人离开了，从此失去了联系”，Elvir说。他是穆斯林，莫斯塔尔一家促进族群和解的NGO的负责人之一。他告诉我们，米洛舍维奇对那些被他要求迁至塞尔维亚的塞族人的承诺大多没有实现，他们最终只是成为了难民潮中的一支，“他们期待塞尔维亚政府安排住房、分配就业，然而大多数人发现，到了那边只能靠自己从头再来，一些不那么善于打拼的人就只好在那些年里流落街头……”

父亲是穆斯林、母亲是塞族的Damir在塞尔维亚边陲小镇读中学的一个同班同学Ana就是从莫斯塔尔迁过来的塞族，她在那座老桥上学会了走路——迈出了人生中的第一步。“那座奥斯曼式的老桥绝不止是穆斯林的精神象征，它同样是无数塞族人、克族人的故乡。“Ana的facebook头像是她回去旅游时与那座桥的一张合影”，Damir说。

“这是穆斯林、克族和塞族共同的城市，没有了塞族，它不再完整”，我们在莫斯塔尔的airbnb房东说。他是穆斯林，曾经是Pavle的战友，一起保卫过这座城市。

在后战争时代的前南斯拉夫，民族分裂与仇恨通过各个共和国的宣传机器，持续地印在了全世界的意识之中。游客、前来报道的西方媒体与研究者，再生产着这样的印象。有学者指出，在莫斯塔尔，很多人被采访了无数次，他们谙熟来自西方来访者们想要的“冲突故事”的框架，并主动把后者想要的东西喂给他们。

然而，即便是在战争发生期间，南斯拉夫从不缺少塞族、克族、穆族普通人之间对彼此的恻隐、爱护与援助的故事，只是它们不受媒体的欢迎。尽管波黑除了惊骇了世界的斯雷布雷尼察外，还有9个城镇遭受过种族清洗，但绝不是所有的塞族人和克族人的种族狂热都被民族主义政治家与激进分子调动了起来。在波黑一些塞穆混居的镇子，跨族群通婚现象在战争时期甚至飙升——塞族普通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穆斯林邻居不被本族群的激进分子所杀害而选择与他们结婚。在后来的审判中，也有不少回忆指出，那些克穆混居处，有相当多的克族人帮助穆斯林，一些克族人还因此被杀害。而萨拉热窝、莫斯塔尔这些本来就通婚极高的城市，很多跨族群家庭无法面对战后社会按照民族的分野重建，更无法作出让自己的孩子读哪个民族学校、接受哪套历史叙事的选择，而不得不移民到海外生活。

萨拉热窝市中心不远的一座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它坍塌到让人走在期间时心惊肉跳，不禁好奇狙击手们集中了多少火力来对付这座“堡垒”。然而，查询了这座废墟的历史，我们惊诧地发现它是在战争开始前夕刚刚建成的一座养老院，从未投入使用过。坊间的一个说法是，萨拉热窝围城战的很多塞族士兵，事实上不忍心对着他们的同胞开火，于是选择集中火力对准这座空无一人的硕大建筑，一轮又一轮的完成他们的轰炸使命。Marko在1980年代末出生于塞尔维亚城市查查克，他对那场战争唯一的记忆是，南斯拉夫人民军征召他的舅舅入伍前往波黑，全家人想尽办法帮他的舅舅躲兵役。“我们知道他入伍是要去打穆斯林的，没有人希望舅舅去打这场无意义的仗，杀害自己的手足。”

事实上，冲突三方的政治领袖们即便在战争期间就有着密切的利益纽带，那些民族主义政治家/军人很多都卷入在军火生意中——塞族人把武器卖给克族，克族再卖给穆斯林……民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像这些有着共同利益的“伙伴们”一起玩的一个游戏，他们发战争财，也借着战争得势并巩固权力。但“游戏”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战争结束后的今天，灾难性结果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

从哪里和解？

即便像Pavle这样颇国际化（曾经在意大利生活过多年），交往着在这里做研究的美国女友的莫斯塔尔人，生活在莫斯塔尔也只能靠带免费旅游团一次又一次参观城市未愈合的伤疤为生。不过，这对于他而言，是另一种尊严的捍卫：不加入民族主义政党，也不为作为新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国际NGO服务。

在波黑，不加入自己族裔的民族主义政党，几乎是不可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的。这是民族主义政党续命的一项重要工具——即便你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依然要玩他们设定的游戏规则。困顿的底层近年来一次又一次走上街头，却一再被本地政客们用民族主义叙事分化，将经济问题转移至族群问题。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政党会马上搬出“帝国主义对科索沃的威胁”，波黑穆斯林的媒体上开始宣传“塞族要来杀我们了”。这足够让人们不再思考他们所面临的经济状况，而陷入歇斯底里的民族仇恨。而那些纷纷致力于“民族和解”议程的国际NGO，看似是民族主义政治的反面，却与本地政客们一起，让这个社会维持自1990年以来的原貌，它们无不在推动国际社会对波黑的进一步干预，让早已无主权可言的波黑彻底沦为欧洲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输出地——一个彻底的失败国家。

大量来自欧洲的NGO，在波黑做着民族和解的工作，养活了本地具有国际视野的精英们。事实上，波黑战争结束的22年来，这里所有的国际NGO都在做所谓民族和解的议程。“普通人从来都不需要被和解，那些族群混杂的地区，人们跟自己的邻居一直很好。和解的唯一办法是把那些通过煽动民族主义而巩固权力的政治家们抓起来”，Krunoslav Stojakovic说。我们在《雅各宾》杂志上读到了波黑学者Stojakovic写的关于波黑的文章，随即约他在贝尔格莱德的“十月”见面。他是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贝尔格莱德办公室主任，也活动于前南斯拉夫社会运动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没有任何组织把“民族和解”放置在议程之内，大家深谙它的“虚构性”。

制造着结构性民族分裂的本地政客和致力于“民族和解”国际NGO就是这种灾难得以延续的一体两面，共同从现状中获利，却又在修辞上充当彼此的替罪羊。

无论在光谱上位置多么不同的政党——执政党或反对党，都没有真正的经济议程，无不内嵌于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没有人有能力或者有意愿建立国内的生产，或是推行另类的经济发展模式。所有人都相信，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是当今唯一可操作的模式。而他们也从这样的经济模式中榨取了大量利润。作为制定这一游戏规则的欧盟，自然支持这些政客——仅仅是在修辞上与他们对立。“没有人会说，我们需要更健全的社会系统，需要建立自己的生产体系，需要更公平的医疗和教育系统。霸权性的主流叙事就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Stojakovic补充到。

创伤的历史与干涉的当下固结为一个跳不出的政治框架，让这里的政治只能在“民族主义”和“反民族主义”这两个“去政治化”的议程之中展开，没有真正的选项。人们越来越愤怒，没有人想继续“被和解”了。他们不需要那些从荷兰、瑞典远道而来的外国人不断地问他们，1990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创伤，到底哪一方先发动了那场战争，哪一方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哪一方是无辜的受害者……人们都在努力望向未来，而不是不断地纠结于过去。然而，与此同时，各个共和国也并不想让人们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官方叙事里，每一方都宣称自己掌握着战争的真相，争夺最大受害者的位置。就进入这样一个无限的死循环。

这段历史也成为了今天经济的支柱，波黑的各大城市都在努力搞“战争旅游产业”，外国游客们过来消费这些痛苦的故事，完成他们的“虚拟冒险”。创伤经济、民族和解、真相争夺的共同作用下，让波黑这个社会就卡在了那个时间断层中，无法走出来。

“我们不需要和解，需要的是斗争！唯一的出路是团结起来，跳出身份政治的迷雾，把社会问题还原到经济问题”。塞族左翼活动家Drazen这段话，在我们旅程结束之际，持续地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