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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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式佛教艺术

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今南亚次大陆地区的巴基斯坦北部及中亚细亚的阿富汗东北边境一带）的希腊式佛教艺术。形成于公元1世纪，公元5世纪后衰微。犍陀罗地区原为公元前6世纪印度次大陆古代十六列国之一﹐ 孔雀王朝时传入佛教﹐1世纪时成为贵霜帝国中心地区﹐文化艺术很兴盛﹐犍陀罗艺术主要指贵霜时期的佛教艺术而言。因其地处於印度与中亚﹑ 西亚交通的枢纽﹐又受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 ﹑希腊—— 巴克特里亚等长期统治﹐ 希腊文化影响较大﹐它的佛教艺术兼有印度和希腊风格，故又有“希腊式佛教艺术”之称。犍陀罗艺术形成后﹐对南亚次大陆本土及周边地区的佛教艺术发展均有重大影响。

中文名: 犍陀罗艺术
地区: 古印度

表现: 希腊罗马风韵
所属国家: 犍陀罗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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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陀罗是古印度十六列国之一，本部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与喀布尔河交汇处的白沙瓦谷地。印度河以东的塔克西拉曾作为犍陀罗的首府，可以说是犍陀罗艺术的摇篮。白沙瓦谷地北边的斯瓦特河谷、西边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的哈达、贝格拉姆等地，也往往被划归犍陀罗艺术流派的范围。

犍陀罗艺术是由来自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地区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东征中亚、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时所带来的古典希腊文化与东方（中亚和印度次大陆）文化融合的结果。以希腊、罗马式装饰手法表现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地区的题材，后来越过帕米尔高原流传到我国新疆西南部地区，为我国的绘画、雕刻、建筑、工艺美术带来了希腊罗马风韵。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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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奇大塔

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的创造。佛教在前6世纪末兴起后，数百年间无佛像之刻画，凡遇需刻佛本人形像之处，皆以脚印、宝座、菩提树、佛塔等象征。1世纪后，随大乘佛教的流行，信徒崇拜佛像渐成风气，遂有佛像的创作。最初佛像乃从印度民间的鬼神雕像转化而来，而在犍陀罗地区，佛像的制作又较多地吸收了希腊式雕像和浮雕的风格。现存最早的犍陀罗艺术的佛像约作于1世纪中叶，是一块表现释迦牟尼接受商人捐赠花园的浮雕，其中佛和商人、信徒的形像皆用当地流行的希腊风格表现，仅佛头部雕有光轮以显示其神圣。其後表现佛从诞生、布道说法到涅盘的浮雕渐多，并有圆雕佛像出现。现存最早的犍陀罗圆雕佛像出土於马尔坦，佛的脸型、衣衫皆有浓厚的希腊特色，但神态肃穆，颇具佛教精神。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中叶是犍陀罗佛像制作的成熟期，这时已成功地融汇印度、希腊、波斯、罗马、中亚草原地区风格於一炉，形成独具一格的犍陀罗风格。其特色是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头发呈波浪形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且带胡须等。呾叉始罗城址和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贵霜王国首都富楼沙城址出土的佛像和浮雕，都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犍陀罗的佛塔建筑也有较大发展，对印度原有的窣堵婆式圆塔（见桑奇大塔）作较大改动，基座层级加多加高，圆塔本身变为基座的一层，上部伞盖亦加高增大，从而成为高耸入云的佛塔。

犍陀罗艺术

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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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纪后，犍陀罗艺术逐渐向贵霜统治下的阿富汗东部发展，公元5世纪时，犍陀罗本部因贵霜帝国的瓦解而衰微，但阿富汗的佛教艺术却一直繁荣到公元7世纪，此即後期犍陀罗艺术或“印度-阿富汗流派”，亦称巴米扬艺术。主要代表有巴米扬佛教遗迹、哈达佛寺遗址、丰杜基斯坦佛寺遗址等。这个艺术流派除继承犍陀罗艺术固有风格外，还较多地吸收了印度本土的传统，佛像脸形趋圆，衣衫变薄，以灰泥表现衣褶，并将印度的石窟建筑和巨型造像结合起来创立石窟佛像综合体，形成常见的多层宝塔。

丝路上的犍陀罗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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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古老的贸易之路。几个世纪以来，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与互鉴至关重要。丝绸之路是一条重要的陆路通道，将东亚、东南亚与东非、西亚和南欧贯通起来。在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以及后来的贵霜王朝迦腻色伽国王时期，犍陀罗地区（即目前的巴基斯坦西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地区）兴建了大量的佛塔和寺院。从这些佛教建筑中出土了许多石刻造像、灰泥造像、铜像、青铜像以及铜币、银币和金币，目前大部分陈列在巴基斯坦和国外的博物馆里。这些出土文物显示，犍陀罗艺术受到了来自中国、波斯、罗马和希腊等不同文明的影响。在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以及贵霜王朝迦腻色伽国王时期，大乘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中国、日本和韩国。

公元前3世纪，佛教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支持下传遍古印度，并扩展至亚洲其他地区。公元前3世纪末期，阿育王皈依佛教，并在该地区佛教传播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巴基斯坦拥有超过5000个佛教遗址，佛教艺术和建筑资源丰富。

犍陀罗是南亚的重要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作为佛教中心，因此被称为“佛教圣地”。犍陀罗（Gandhara）这个词可以一分为二：“Gand”意为“香气”，“Hara”意为“土地”，犍陀罗即为“芬芳之乡”。广义的犍陀罗地区包括了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印度河下游谷地、塔克西拉山谷（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北部）和整个克什米尔地区，实际的（即狭义上的）犍陀罗地区为一个三角形地带，东西长100公里，南北长70公里。然而，犍陀罗艺术突破了重重地理阻隔，向阿富汗东部、乌仗那、巴尔赫、斯瓦特山谷、布内尔、迪尔、巴焦尔特区和白沙瓦山谷等各地延伸，直至克什米尔。

丝绸之路沿线的犍陀罗佛塔和寺院

早在佛陀时代之前的古印度，在亡者遗骸之上建塔或墓的习俗已为人所知。曾到此朝圣的中国高僧法显和玄奘在文献中频频提到，舍卫城附近的一座小邑中存有佛舍利，其上矗立着与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等过去七佛有关的古佛塔。对此，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在论及佛塔崇拜时认为，无论上述中国高僧所见的古佛塔实际建造日期为何时，这些所谓的过去七佛舍利塔实际上表明了为亡者建造纪念塔是当地一项古老的习俗。佛陀涅槃后，人们在佛陀舍利（佛陀遗骨）之上建造佛塔，分布在八个主要部落，即供奉于拘尸那城、摩羯陀国、毗舍离国、迦毗罗卫国、遮罗颇国、罗摩伽国、毗留提国和婆罗国，此外香姓婆罗门和孔雀一族也建造了供奉佛陀舍利的佛塔。从上述和其他一些传统中可清晰地看出，在佛陀时代，建塔已经是古印度地区早已有之且为人熟习的风俗。同样清楚的是，佛塔直到阿育王时代才成为佛教徒明显的崇拜对象。早期佛教文献关于寺院内部构造以及僧侣生活细节的记载十分丰富，然而却没有关于阿育王之前佛塔崇拜的任何记载。如果早期的僧侣确实崇拜佛塔等纪念物（就像他们后来那样），而文献对此的记录竟然阙如，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尽管自佛陀涅槃后，建造在佛陀舍利之上的八座佛塔一直是僧侣崇拜的对象，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佛塔在阿育王之前就被公认为佛教信仰的标志。正是阿育王打开了上述八座佛陀舍利塔中的七座，将佛陀舍利细分给了王国中所有的主要城市，并在每个舍利上都建造了宏伟的佛塔。阿育王可谓是推动佛塔崇拜的第一人。

考古人员在犍陀罗地区（特别是塔克西拉山谷）发掘出了许多属于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5世纪的佛教圣地遗址，其中最早的一个是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建造的法王塔（Dharmarajika stupa ，又译达磨拉吉卡窣堵波）。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关于该遗址的主佛塔建造在佛陀舍利之上的观点或许是正确的，阿育王很可能将佛陀舍利分配到此处并建塔，并且称其为dhato-garbhastupa（意即存放舍利的佛塔）。

考古人员在锡尔卡普市挖掘出了数个文化层叠加的建筑遗址。其中，在属于安息帝国时期（公元1世纪）最后阶段的层位中发掘出一座圆形小佛塔，设计精致，用浓厚的石膏绘饰出当时较为常见的茛苕叶纹，其功能似乎只是为了私人祷祝和礼佛。而另外一座佛寺位于凸起的基座上，前面有一个门廊，中间为一个长方形的中殿，后面是一个圆形后殿；整个佛寺被一条走廊通道所包围；由于这种形状，该佛寺被称为拱形庙。该层位除了上述佛教建筑之外，其庭院内还有双头鹰神殿遗迹，融合了西方古典、印度以及当地建筑的风格。

贵霜时期的佛塔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方形佛塔取代圆形佛塔开始流行；寺院中出现厨房，建筑多由半方石砌筑，寺院中有田地。佛教造像艺术此时突然出现了人格化形象，首次出现了雕刻的佛陀形象。佛陀形象在开始时表现为画面中的人物主角，即用高浮雕的形式在佛塔基座的壁柱之间展现佛陀的生平事迹。随后，独立式佛像将在下一阶段逐渐显现并充分发展。

稍后一个时期，佛塔建造出现另一个发展趋势。小佛塔取代了大佛塔成为主流，且主塔周围是还愿塔，此类布局结构主要见于莫赫拉莫拉杜（MohraMoradu）等建筑遗址。上述遗址中的小佛塔多为高浮雕装饰，在片岩或灰泥上雕成，描绘了许多佛像。在最后阶段（公元前4~5世纪），佛塔形状进一步改变，高塔取代了低塔成为更加普遍的样式。

在白匈奴入侵犍陀罗之后，佛教逐渐失去了它在贵霜王朝时代所拥有的王室赞助。由于佛教普及而一度式微的印度教，在此时获得了白匈奴的支持而再度复兴。佛教庙宇大量荒废，许多僧侣逃往山区（今巴基斯坦西北偏远地区）避难。在公元7世纪，玄奘来到犍陀罗，他认为此地曾经臣服于迦毕试国，但后来它已成为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的支流。虽然曾有许多寺院，但已成为废墟。在经历破坏之后，犍陀罗从未恢复。

在斯瓦特、布内尔、迪尔等地分布着许多佛教遗址，这些遗址保留了佛塔、寺院、精舍、居住点、洞穴、石刻和铭文。

据公元4世纪来到斯瓦特的法显记载，该地区约有600座寺院。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宋云在公元6世纪到达该地，在当地寺院里看到了近6000幅画像。玄奘于公元7世纪来到斯瓦特，在目睹了当地佛教衰败的景象后，他说：“夹苏婆伐窣堵河，旧有一千四百伽蓝，多已荒芜。昔僧徒一万八千，今渐减少。”即使在今天的斯瓦特，仍有超过400座佛塔和寺院遗址，占地面积约160 平方公里。僧侣们在山上建造了许多佛塔和寺院，其目的一是不影响山下的农业生产，二是免于战乱侵扰。他们在朝圣者经常沐浴的水泉旁建造了寺院。

犍陀罗艺术与东西方文明的交融

犍陀罗艺术主要是一种佛教艺术。犍陀罗的佛教艺术并不局限于其狭义上的地理边界，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蔓延至许多区域，例如斯瓦特北部地区、印度河上游以及塔克西拉山谷等。实际上，考古人员在这些地区发现了许多佛教遗址，在发掘过程中，大量与佛教传说有关的雕塑重见天日。犍陀罗佛教艺术起源于该地区，并且从公元1世纪到8世纪长期繁荣兴盛。从发掘出的庙宇、寺院遗址中可以看出佛教艺术在此地进行了复杂的重组。因此，犍陀罗艺术也被称为“希腊佛教”或“罗马佛教”艺术，因为它包含了一些源于西方的元素。然而，斯瓦特和犍陀罗的雕塑所展现的西方艺术影响也促进了佛教概念的发展，因为佛教的许多理念通过此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这有力地印证了连续性理论，雕塑以可见的方式彰显了东西方思想和文明的融合。

大犍陀罗（即广义的犍陀罗地区，包括整个开普省、旁遮普北部和阿富汗东部）的佛教艺术受外来文化影响显著，有学者也因此认为犍陀罗艺术就是希腊或罗马艺术的产物。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犍陀罗艺术的概念源自本土，受到了印度、中亚、波斯、希腊和罗马等地的相互作用，其影响真实可见，正如犍陀罗雕塑所示。

波斯的阿契美尼亚人在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统治着犍陀罗地区，随后到来的是公元前190至前90年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和印度-希腊人，这些外来文化深刻影响了当地的艺术和手工艺。此后，公元前90年至公元1世纪中叶抵达犍陀罗的斯基泰人和安息人为当地传统注入了新趋势。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5世纪，贵霜人在犍陀罗艺术和建筑领域进行了更多创新。迦腻色伽统治时期被认为是犍陀罗艺术的黄金时代。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外来统治者不仅在犍陀罗地区建立了政治统治，而且也塑造了该地区的文化价值观。

法国学者阿尔弗雷德·福彻在撰写关于犍陀罗艺术开端的文章时，支持地中海影响犍陀罗艺术发展的学说。他认为希腊无疑是影响犍陀罗艺术的最早来源，并且显著改进了犍陀罗当地艺术。约翰· 马歇尔发掘了锡尔卡普（这是塔克西拉地区的第二座城市），证实了福彻的观点。根据塔克西拉的发掘情况，马歇尔认为犍陀罗艺术源于热衷希腊艺术的安息人文化，并在近东的外国工匠的支持下获得了独特的风格。

一些西方学者将犍陀罗艺术与罗马文化联系起来。他们没有在犍陀罗艺术起源地发现该艺术形式的发展，而是将贵霜时期犍陀罗艺术展现的成熟形式与罗马人的影响联系起来。这一理论的支持者称，罗马帝国的商业和政治权力以积极的方式影响了印度次大陆人民的生活和文化，尤其是那些通过陆路直接与巴克特里亚、西北部相联系的地区，以及通过西海岸诸港口与印度内陆相联系的地区。这些与罗马有关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密切，并在迦腻色伽时期达到顶峰。

犍陀罗的考古环境表明它发展出了一种混合了西方和亚洲文化的组合模式。这种复杂文化背景培养出的工匠创造了这种独特的佛教艺术。佛教艺术的详细主题包括佛教基本概念的象征性表达，例如佛塔崇拜、佛陀或菩萨造像等，一般都带有浓厚的当地特色。

也有一些考古学家不同意犍陀罗艺术完全源于希腊人或罗马人的影响，他们认为这种艺术借鉴了东西方思想并将两者合二为一，然后向四周扩展至印度、阿富汗、中亚、中国和远东地区。艺术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古印度的，它源于两者并将不同的元素与自身的形式融为一体，创造了一个新的传统，即今天人们所知的犍陀罗艺术。 ^[1]

犍陀罗艺术与佛陀身边的希腊大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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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历山大东征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古希腊文明在今天的印度西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十分繁盛，并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极大的丰富了西域和中亚的文化多样性。甚至继续向东传播，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 ^[2]

极盛时期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几个势力范围

巴克特里亚是古希腊人对北阿富汗东北地区的通常，在中国史书上被称之为大夏。留守中亚的希腊人，在当地建立了极具异域色彩的希腊- 巴克特里亚王国。在国王德米特里一世的扩张政策下，领地西靠兴都库什山、东到印度河、南到今日的白沙瓦，连属于旁遮普的犍陀罗地区也被纳入势力范围。在这段时间里，已经进入了巴克特里亚的佛教获得了统治者的支持，并将许多传统的希腊艺术成功吸收。

德米特里乌斯一世的印度化钱币

德米特里一世的头像，就经常出现具有印度特色的大象和大象头盔形象。在他发行过的钱币上，也是正面刻有带大象头盔的自己，背面则是赫尔墨斯神的双蛇杖。大象自然是印度的文化象征，也是印度教里的重要神兽，赫尔姆斯神则由希腊移民来看。显然，双方的接触很快就产生了文化融合。

犍陀罗艺术

西域出土的武士形象头戴弗里几亚式头盔

在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鼎盛时代，希腊势力也曾对天山地区施加过影响，一度远及今天的塔里木盆地。今人就有在新疆的天山北麓发现，带着弗里几亚式头盔的希腊战士跪像。在相当于东汉晚期的楼兰古国的遗址里，还发现了希腊罗马式的赫尔墨斯头像织毯。前者无疑是希腊武器技术传播的结果，后者则与商业活动有关。毕竟，赫尔墨斯在希腊神话中也有代表商业活动的含义。

赫尔墨斯头像织毯

在米南德一世的统治时期，因内战而分裂出来的印度希腊王国达到全盛时代。米南德作为与佛教结缘的统治者，分别在西方古典文献和东方佛教经典中都留下痕迹。南传佛教经典《弥兰陀王问经》和汉传佛典《那先比丘经》，就是这位出生阿富汗的希腊君主向高僧龙军问道后的集录。

米南德一世召见高僧龙军

在《那先比丘经》中，弥兰陀王告诉高僧，自己的家乡在大秦国的阿荔散。所谓大秦国，应该是当时中国人对希腊罗马世界的统称，所以这可以作为弥兰陀王有希腊背景的一个佐证。阿荔散则是对亚历山大殖民城市的音译结果，在当时的阿富汗与印度地区都有分布。

马其顿人在北印度和阿富汗建有多座亚历山大城

在内容方面，《弥兰陀王问经》有着柏拉图式的行文风格。至于与不少人猜测这本书最初来源于一个改编自希腊原稿的文本。

在米南德王的支持下，希腊人发行了极具印度本地风格的方形钱币。上面有着象征着轮回的法轮，反面则是来自于希腊文明的棕榈叶。这种双面钱币正是两种文化交融的直接写照。到了罗马人的时代，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还有在《道德论集》里提到当地的佛教习俗。在米南德一世去世之后，他的骨灰被分给各个希腊城市供奉与祭奠。这不禁令人想到佛陀的做法，也是米南德王最后皈依佛门的旁门证据。

米南德一世的转世轮回钱币

此后，希腊文化几经风霜，最终消失在了东方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其中的很多元素却融入了其他文化体系之，让佛教获得了包括希腊人在内的众多族群支持，更奠定了佛教沿着丝路东传的国际性基础。也是在这个时代，佛像也向偶像崇拜做出了妥协，改变了早期不建造像的传统。将身材高大俊美的造像，被作为圣人和神灵的栖身之地，受到希腊写实艺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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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波罗神像为原型的早期佛像

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家，第一次将佛陀的形象呈现在大众面前。其风格融合了之前的希腊太阳神阿波罗造型。在中亚铁尔梅兹、昆都士、迪力别尔津等地，都留下了很多造型精美而保存完好的艺术珍品。

希尔卡普的双鹰庙宇

神龛上的双鹰浮雕

比如希尔卡普的双鹰庙宇，很能说明希腊文化和佛教信仰的融合。这是一座佛教寺庙，但外形却类似典型的希腊神庙。中间为台阶，台阶两边的祭坛上有三个壁龛，整个柱子还有科林斯式的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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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着德尔菲格言的阿伊-哈努姆石块

另一个希腊古城遗址--阿伊-哈努姆就更像是区域中心。这里也出了很多具有希腊文化特色的遗物，比如疑似宙斯或者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老者神像。而在残存的石柱上还有一句希腊文格言：少年时，举止得当。年轻时，学会自制。晚年时，死而无憾。这是一个名叫科林楚斯的希腊人从德尔菲神庙抄写来并带回这座希腊殖民地的。这说明即使隔着千山万水，中亚希腊人依旧在和文化上的祖国保持着精神联系。

阿伊-哈努姆波斯化女神银盘

当然，阿伊-哈努姆的波斯文化的影响也是很明显，在一个带有壁龛的神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自然女神西布莉的银盘。在银盘中的女神驾着战车、目视前方，带着类似于王冠的头饰，前面还有胜利女神尼克，头顶是太阳神赫利俄斯在天空中闪闪发光。但战车本身却是由狮子在拉扯牵引的，这个形象来源于典型的波斯文化圈，祭坛结构也是典型的拜火教风格。

阿伊-哈努姆遗址内的宙斯大脚掌

该城市遗址内还出土了一个宙斯神庙的巨大脚掌雕塑。根据尺寸推算，这是一座巨大宙斯坐像的遗迹，大小相当于正常人的三倍，放在古代的城市里非常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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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在海兽上的宁芙

阿波罗在抢夺达芙妮

在印度、波斯、希腊风格交织的圆盘装饰盘浮雕上，希腊人依旧保持着自己的信仰传统。这些融合了印度风格浮雕和希腊盘画风格的装饰盘，通常以希腊神话为养料库，描绘着特洛伊木马屠城、阿波罗追求达芙妮、酒神喝醉、塞壬海妖抢夺醉酒等经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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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盘浮雕上的哀悼宴会

除了常见的神明欢爱的场面，另一类主题是祭奠死者的哀悼宴会。主人公身穿希腊式长袍，斜靠在长台上，手中拿着酒杯与旁边的人交谈，背后有人举着月桂花冠。有学者认为，这一题材的雕塑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出现在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墓碑上，意味期待死者的复活与重生。

喀什出土的希腊宴会场景浮雕

这块希腊风格的浮雕石板，于1977年出土于西域的喀什。这是西域女子化妆用的黛砚，但是浮雕上展现的是古希腊文化中十分经典的会饮场景。半裸上身的成年男子坐在床榻上饮酒。在美少年的陪伴下享受音乐，顺便交流哲学和人生经验。床榻前，身材诱人的女乐师正在给他斟酒和表演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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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陀罗艺术中的酒神节场景

在各种装饰盘中，出现的最多的还是酒神狄俄尼索斯。这也是希腊神话中到达过印度的神祗。犍陀罗地图也有很多希腊人庆祝葡萄丰收和酒神节的景象。在希腊文化影响下，酒也深刻地影响到了本地的宗教活动，就连佛教寺庙里也出现了制造和保存葡萄酒的器具。

犍陀罗艺术中的葡萄丰收场景

在犍陀罗地区的佛教寺庙神龛和阶梯侧面，都有出现佛教徒饮酒的浮雕。这是因为佛教徒认为酒神醉酒的精神恍惚之态，很容易让人想起西方极乐世界。犍陀罗的浮雕里经常出现葡萄藤、裸体小孩、野猪、小鹿等主题图像。其中葡萄藤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配合动物和小童形象，强调的是富有生命力和乐园的主题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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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大力神形象（左）

在很多犍陀罗浮雕主题中，还有一位肌肉健硕、须发浓密、手持大棒的大力士。这是有着古希腊特色的英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在传统希腊神话中，无论是打死尼米亚雄狮还是他的其他功绩，反映的都是他力大无穷、且具有征服自然力的能力。所以被视为体育竞技的保护者，以及人类安全的守护者。

比较接近原本的犍陀罗大力神形象

到了印度，他的橄榄木棒变成了更加规则的、中部收敛成棒状、下部有圆形棒头的金刚杵。当然，赫拉克勒斯本人也谦虚的退到了佛祖身后，成为一个默默陪伴佛祖的卫士。这一形象陆续东传，一路进入中国。在甘肃麦积山出土的狮子头盔武士像，就是赫拉克勒斯在远东的变体。甚至是北齐大臣徐显秀的戒指上，也有这样的赫拉克勒斯形象。

大力神在印度成为佛陀的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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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稍晚一些的佛陀与大力神

在麦积山石窟里已经高度中国化的赫拉克勒斯

北齐徐显秀戒指上的赫拉克勒斯

除了大力神，北印度当地还吸收了具有地中海特色的花童形象。在希腊罗马的神话语境中，他们代表着迎接胜利者的凯旋，或者代表着迎接死者前往另一个世界。在被佛教吸收之后，就成为了极乐世界丰饶多产的代名词。

犍陀罗艺术中的花童形象

在希腊世界，雅典娜是城邦和家宅的守护神。到了印度，智慧女神就变成了佛寺的卫士。在印度河流域的拉合尔，当地的佛寺里有一个头戴希腊头盔、身披亚麻袍的雅典娜神像，看起来威风凛凛。但又和印度本地女神像一样变得更加圆润，身体线条表的更加丰腴。

犍陀罗风格的雅典娜女神

在旧的泰坦神族被宙斯代表的新神族击败后，其成员阿特拉斯被罚擎天。在印度寺庙里，阿特拉斯因为神力成为了柱子顶端的重物托举者，他的神力被视为建筑物长久伫立的坚定保证。

犍陀罗风格的泰坦神阿特拉斯

在希腊化世界中，带翅膀的天使形象非常常见，比如胜利女神尼克和爱神厄洛斯。在阿富汗的黄金之丘也出土了带着翅膀的、装饰风格高度印度化的阿芙洛狄特像。

阿富汗出土的印度化阿芙洛狄特

这一形象到了新疆的米兰佛寺，就变成了带着翅膀的小爱神厄洛斯，也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米兰天使。他的嘴唇微合而鼻子修长、鼻头略有钩状，光头上留有发髻而非毛桃形。身着浅圆领套头衣衫的形貌，以及光与影和凹凸法造成的立体效果等等，都体现了鲜明的希腊式犍陀罗艺术风格。

米兰佛寺中的小爱神厄洛斯

值得一提的是，这幅米兰天使像的作者在画旁边提名Tita，也就是Titus的东方变体。这暗示了作者其实具有希腊罗马文化背景。在他的笔下，厄罗斯是由古希腊式的高度写实的形象，变成了更加宗教程式化、失去个性、也显得更加超凡脱俗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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