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了《上海大学（1922—1927）》的烈士表中有周泽的名字，并有烈士简介。从中我们知道了，周泽烈士在杭州就读的是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作为骨干之一，曾经参与了著名的浙江风潮，搅动了半个杭城而被校方开除，应上海大学邀请，而转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这些上海大学知道，而我们江山完全不知道。我们还发现了，周泽不是在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中牺牲的，而是在上海世界语学会，1928年为保护担任重要任务的地下党人而牺牲的。这些事情，连上海大学也不知道。

当我们在查阅了百万字以后，才找到上海大学的周泽，我们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周泽

周泽烈士坚持地下斗争，两次入狱，牺牲于医院，大节煌煌，事迹昭昭，是个可以为之树碑立传的英雄。

谨发表此文以告慰周泽等烈士的亡灵。

他是于树德和安体诚的学生。于树德是李大钊的同学，他和安体诚都于1922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秦邦宪是他的同学，杨尚昆也是。秦邦宪即博古，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杨尚昆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与他们曾经在同一个课堂听课，一起到上海的街上撒传单、呼口号，一起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属于同一个党支部。

他有几个要好的同学，先是一起在杭州的学校闹学潮，一起被开除，一起在党组织安排下转学上海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系，又一起于1926年加入共产党。不久，其中一个同学被安排到中央宣传部，先是给总书记陈独秀做秘书，后来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再后来又受周恩来委托创建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另一个则辗转赴苏留学最终成为开国少将；还有一个参与创建了浙江东阳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他自己则被派往胡愈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创立的上海世界语学会任常务委员，担负着学会的日常管理工作，而他实际上是承担重要任务的地下特工，并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他是谁？他是烈士周泽。

因其工作的隐秘性，过去他的光辉事迹鲜为人知，经过最近一年清湖码头乡贤会同仁的努力，我们终于在《上海大学（1922—1927）》校史的烈士表中找到了周泽的名字。上海大学关于周泽烈士的简介是这样的：

“社会学系学生。浙江人。因参加“浙江风潮”，遭受反动当局迫害，被学校开除。上海大学学生会到杭州慰问，并邀请他与被开除的黄玠然、张崇文等到上海大学读书。大革命失败后，留在世界语学社工作，坚持地下斗争。一九二七年被捕。在狱中被敌人折磨致死，为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上海大学（1922—1927）》，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61页）

显然，由于同样的隐蔽战线原因，即使上海大学也对周泽烈士的事迹知之未详，其最后一句的叙述比较含混且不是很准确。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梳理还原这位“浙江人”的短暂而悲壮的革命历程。

一、浙江风潮

周泽（1900—1928），浙江江山清湖学坦人。民国十一年（1922），周泽从浙江省立第八中学（现衢州一中）毕业，考上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

1922年8月，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于树德（1894—1982）到这所学校任教员，他是来杭州发展党的事业的。于树德参与创建了中共杭州小组和中共杭州独立支部，中共杭州小组是浙江省最早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翌年夏，同样由李大钊于1922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安体诚（1896－1927）也应邀任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系教员。在安体诚和于树德两位共产党员教师的影响和教育下，周泽和同学张崇文、黄文容、李和涛、郦咸明、施荣庆等一批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学张新锦则早于其他同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上海五卅反帝运动爆发，第二天，在中共杭州支部领导下，杭州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成立。杭州罢课罢工罢市，举行反帝大游行。周泽和他的同学们都积极参加了相关活动，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

浙江法政学校校长凌士钧对此极不满意，于6月下令解散学生会，解聘进步教授安体诚、于树德、郑允恭等，并规定学生一律不得参加社会活动，引起了同学们激愤。周泽的同学张新锦（时任中共杭州特别支部组织部部长）、黄文容（又名黄玠然）发起了驱逐凌士钧的斗争，掀起了著名的“浙江风潮”。

凌士钧勾结反动的教育厅长，于11月就提前放假，并由教育厅长亲自签署开除张新锦、张崇文、黄文容、李和涛、周泽等13人的学籍，镇压了这次学潮。上海大学慰问团邀请他们去上海，张崇文、黄文容、周泽、李和涛四人转投上海大学学习。

二、红色学府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周泽与他的同学张崇文、黄文容、李和涛于1926年1月插班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

1922年10月23日成立的上海大学，是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背景下，由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合作创办的一所大学，也是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其办学宗旨是培养建国人才。

上海大学的校长是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副校长邵力子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也是国民党的老党员。校长于右任并不主持校政，校务工作主要是由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所主持。一大批共产党的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任弼时、沈雁冰、侯绍裘、恽代英、萧楚女等先后在上大执教和主持工作。从此，上海大学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鲜明旗帜，在上海的各项革命运动中走在前面，为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作出了贡献。社会上遂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之美誉。上海大学也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红色学府”。

上海大学烈士一览表

周泽和他的同学们加入上海大学不久，他们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军阀运动中大显身手。他们参加了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周泽因为积极散发传单，揭露孙传芳的罪行，从而被孙传芳当局下令逮捕，坐了近半年牢，直到1927年3月北伐军攻进上海才被释放。

因此，在上海大学的简史中留下了他们光辉的名字：

“五卅运动后，上大又吸收了各地参加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如南方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刘荣简转入社会学系；苏州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会主席匡亚明，领导学生参加五卅爱国运动被开除，由恽代英介绍进上大中文系学习，秦邦宪、杨尚昆、何洛也相继到社会学系学习。杭州法政专科学校（作者注：原文如此）的黄玠然、张崇文、周泽等同学，由支援上海五卅运动转入驱逐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运动，掀起了有名的浙江风潮被学校开除。上大学生会派学生代表团到杭州慰问，并邀请他们到上大来读书。这一批各地学生运动中的领袖，在中学时代参加学生会的工作有过锻炼，特别是经过了五卅斗争中的实践，因此，他们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都很强。到上大后，他们积极参加校内外的革命活动，进步很快，多数同学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上大在师寿坊时期的学生骨干。”（同上书第44—45页）

周泽被上海大学简史特别提名，被称为“积极分子”“各地学生运动中的领袖”“学生骨干”，并得以与匡亚明、秦邦宪、杨尚昆、何洛等中国共产党名人相提并论，足以证明，周泽在上海大学的表现是不平凡的。

三、“世运”之光

周泽进入上海大学的1926年初，五卅反帝的高潮已经过去，北伐尚未开始，革命活动从校外逐步转入校内。学校学务处添设注册课，实行学分制，学生的学习生活比较正常，虽然校内社团活动仍然非常活跃。周泽在学好正课的同时，选修了第二外语：世界语。

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未来的全世界都用同一种语言，这个设想看起来遥远，可在百年之前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想法并尝试付诸实践，这就是所谓的“世界语”运动。

面对各国民众语言不通而交往日益密切的现实，波兰人柴门霍夫于1887年创造出一种声音优美、便于学习、富于表现力的新语言，名为Esperanto。从此，世界语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开来。

正是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周泽在1926年学会了世界语。当他从孙传芳的监狱中走出时，时值1927年3月，即应胡愈之之约，办理上海世界语学会事务。

上海世界语学会，20世纪初创办于上海，由世界语学者胡愈之负责组织。周泽因对于世界语有研究，遂任上海世界语学会常务委员，常住会内，负责办事，兼任世界语学会所附设之世界语函授学社教员，批改课务，办理杂务，极为认真。由于周泽的工作勤勤恳恳，上海世界语学会风生水起，蒸蒸日上。

不料风云突变，周泽突于1928年5月被捕、8月致死，胡愈之又被迫流亡法国，世界语学会遭受重创。

周泽在早期世界语运动中，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有作品《世界语运动概况》（上海世界语学会，周泽著，1928年出版）存世。

四、地下特工

至于周泽在世界语学会期间的其他工作，上海大学的“周泽烈士简介”一节，仅提到“大革命失败后，留在上海世界语学社工作，坚持地下斗争”，由于周泽工作的特殊性，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其“地下斗争”的详情。在周泽牺牲时，幸好《民国日报》有一篇报道，披露了一些宝贵的信息。文中提到周泽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案由，是与“有共产嫌疑”的李圣悦夫妇同住。

由于李圣悦夫妇是存活到新中国的名人，人们不难查到他们的情况：

李圣悦即李平心（1907—1966），江西南昌人，历史学家。1925年，李平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27年1月，受中共党组织的安排，李平心肄业离校，赴浙江第六师范学校（台州）任社会学和哲学教员，并与人一起编辑出版《世界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同年2月，李平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令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李平心亦遭通缉。6月，他由临海潜回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共上海沪东区委的宣传工作。1928年5月，因叛徒出卖，李平心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时与周泽同住世界语学会），10月经保释返回南昌。

《民国日报 》民国十七年八月廿八日报道

胡毓秀，李平心夫人。江西高安人，1906年出生于今瑞州。民国15年（1926年）北伐军攻克高安县后，她负责筹建县妇女协会，11月初，胡毓秀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开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后随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等南下广东，在参谋团工作。民国17年到上海，先后在中共领导下的太阳社、中华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工作。1928年1月，大革命失败以后，胡毓秀来到进步文化人士聚集的上海。5月，她和《太阳月刊》的编辑李圣悦（平心）结婚。不久，被叛徒出卖囚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三个月后才出狱。

由此可以推知，周泽所管理的世界语学会，是上海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场所之一。因为，周泽与同住的李圣悦夫妇并非一般的房东与房客的关系，李平心是他上海大学的同学。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李平心是专事研究和翻译的共产党员，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个怀有特殊任务的人，隶属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部，与周泽同住显系组织安排。在他们获释以后，周泽已经牺牲，但他们夫妇仍然潜回上海，继续未竟事业，李平心任林育南秘书，负责起草文件法令、翻译以及联络工作，在周恩来、林育南领导下，参与了《土地改革法》《教育改革法》《苏维埃选举法》等重要文件的起草。这些文件后来传到了江西瑞金的苏维埃中央，参与了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也可以说，周泽的牺牲也为此作出了间接的贡献。

我们无法知道，周泽作为一个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是否参与了李平心的前期研究工作，但至少可以肯定，对于李平心夫妇，周泽是个保护者，是个以世界语学会工作为掩护的中共地下特工，并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五、上大烈士

1928年5月23日，因赁居世界语学会内之江西人李圣悦夫妇，以共产党嫌疑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拘捕，周泽因同住，受连累被捕，入龙华监狱，这是他第二次被捕的缘由。

周泽被捕后，受尽折磨。其友徐耘阡、李和涛等，即为之多方营救，未蒙释放，非常苦闷，又因狱中饮食不良，得了痢疾，直到七月底，才审明无罪，交保出狱，就于七月卅一日带病直接住进法租界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

“清湖乡志”中讲到时在中华书局工作的乡人李直先生曾参与营救周泽，应属这第二次牢狱之案，李直出了大力。

周泽住进医院后，已重病在身。当李等看望时，周泽会讲些愤懑郁积的话，朋友们尽力安慰，希望能早日康复。后来病状加剧，到八月十九日早上，周泽横眉瞪眼，怪医生为什么治不好。当时护士不在，他就把茶壶打破，用碎片刮破颈部，擦伤胸腹，等看护妇赶到，已流血斑斑，不省人事。谁知不久，周泽即气息奄奄，午时一点钟，竟流血过多而亡。

红十字会医院当值医生写了死亡证明书，说明周泽因“身体抵抗力微弱，昨晚起神经有错乱，今晨将茶壶击破，取碎片将面部刮破，血流颇多，于下午一时去世”。

周泽之死，显然并非简单的自杀行为，因为周泽平时沉默寡言，从事的又是秘密工作，内心愤懑郁积无法排解，病痛加剧，加之地下党人被捕，事业受挫，精神压力太大，一时神经错乱，将面部、颈部、胸腹乱刮一气，在不知中自残流血致死。

1980年1月、1982年7月，上海大学两次派员访问黄玠然（即黄文容，时任全国工商联合会秘书长兼党组副书记），他在回忆中讲到，“我原在浙江法政专科学校读书。……一九二五年由支援上海的五卅运动转入到驱逐浙江教育厅长的运动，掀起了有名的‘浙江风潮’，学校把我们开除了。这时，上海大学派代表团到我们学校来慰问，并请我们到上海大学去读书。于是，我同张崇文、周泽等四人于一九二六年二月进上海大学，我是八月离开上大的。周泽、张崇文和我都是张崇德介绍入党的。”

1984年12月，张崇文（全国政协委员，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在回忆中讲到，“五卅运动后，法政学校因校长凌士钧解聘了进步教师安体诚、于树德、郑允恭，并禁止学生参加一切社会活动，而掀起了驱赶校长的学潮。但由于我们年轻单纯，学潮失败了，被校方开除。此时，上海大学欢迎我们去读书，于是，我与黄玠然、周泽等于一九二六年一月进了上大社会学系。”

上海大学在《上海大学（1922—1927）》中公布，周泽为烈士，并有“周泽烈士简介”。

周泽故居

周泽烈士牺牲已有九十五年，为早期共产革命赴汤蹈火的事迹，经此次调查才基本疏清，亦算可叹可贺，庶可告慰烈士英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