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
[59
]
),字君实,号迂叟,世称
涑水
先生。
陕州
夏县涑水乡(今
山西省
夏县
)人,生于光州光山(今
河南省
光山县
)
[2]
。
北宋
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晋安平王
司马孚
后代
[4]
。
[1]
[3]
[46]
司马光于
宋仁宗
宝元
元年(1038年)中
进士
甲科。先后任
谏议大夫
、
翰林学士
、
御史中丞
等职。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
战国
至
秦
的八卷上进。
宋英宗
命设局续修,后
宋神宗
赐书名为《
资治通鉴
》。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升任翰林学士,竭力反对
王安石变法
,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不听,授他为
枢密副使
,司马光坚辞不就,于熙宁三年(1070年)出知
永兴军
。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他从
发凡
起例
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
宋哲宗
即位后,
高太后
听政,召司马光回朝,任
尚书左仆射
兼
门下侍郎
,主持朝政。他排斥新党,废止新法,在为相八个月后,于元祐元年(1086年)病逝,享年六十八岁。获赠
太师
、温国公,
谥号
“
文正
”。后配享哲宗庙廷,图形
昭勋阁
;从祀于
孔庙
,称“先儒司马子”,又从祀
历代帝王庙
[8]
。
[4]
[7]
[46]
[84]
- 全 名
- 司马光
- 别 名
- 司马温公 、 涑水先生 、 司马文正 、 司马牛 [85 ]
- 字
- 公实、君实
- 号
- 迂叟
- 谥 号
- 文正
- 封 号
- 温国公(追封)
- 所处时代
- 北宋
- 民族族群
- 汉族
人物生平
宋真宗
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1019年11月17日),司马光出生于
光州
光山(今河南省
光山县
)。此时其父
司马池
任光山
县令
,所以给他起名光。
[1-3]
六岁时,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书;七岁时,司马光不仅能背诵《
左氏春秋
》,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为家人陈说其大意。他好学不倦,“手不释书”,达到了“不知饮渴寒暑”的地步。童年时期,司马光还做出了“
破瓮救友
”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参见“
轶事典故-破翁救友
”部分)。
[78]
[95]
司马光的博学来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学强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也着意培养。他既诚实聪明,又十分乖巧懂事,深得父亲喜爱。同时,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受到许多当时的大臣、名士的赏识。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所以,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
[4]
及第之后,司马光被授为华州(今陕西华县)
判官
。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今陕西大荔)
知州
,两地相距较近,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成为忘年之交。同年,司马光和
张存
的女儿结婚。
[4]
宝元二年(1039年),因父亲司马池在苏州,为侍奉父亲,他求得朝廷改他
签书
苏州判官事。
[95]
这时,司马光的母亲去世,他只得辞官回家
服丧
三年。在此期间,西北党项首领
元昊
称帝(宝元元年,1038年)
[5-6]
,建立
西夏
。随后
宋夏战争
爆发,宋军连连失败。
宋仁宗
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官职。司马父子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由司马光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
[4]
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马池病死在
晋州
,司马光和兄长
司马旦
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故乡夏县。双亲的相继去世,使司马光悲痛万分,他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但他在居丧期间,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
贾生
论》。
服除
后,又作《权机论》《才德论》《
廉颇
论》《龚君实论》《
河间献王
·赞》《不以卑临尊议》《史评十八首》《应侯罢武安君兵》《项羽诛韩生》《汉高祖斩丁公》《甘罗》《范雎》《秦坑赵军》等。这些文章,以后成为司马光在《
资治通鉴
》中有关“臣光曰”的内容。
[4]
[95]
在居丧三年的时间里,他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情况。庆历四年(1044年),二十六岁的司马光服丧结束,签书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
宣德郎
、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
[4]
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接到诏旨。调他担任
大理评事
、国子
直讲
。赴京之日,僚友们空府出动,置酒为他饯行。司马光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即席赋诗:“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追随不忍轻言别,回首城楼没晚烟!”意气风发的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开封。
[4]
庆历七年(1047年),
贝州
王则起义
爆发。这时司马光父亲的好友
庞籍
在朝为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要务。司马光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具体建议“以计破”,威胁利诱并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诛“首恶”,余皆不问。实际上起义军只坚持六十六天,首领王则被杀,其余尽皆焚死。
[4]
皇祐元年(1049年),庞籍升任枢密使,举荐司马光任
馆阁校勘
,但没有得到朝廷许可。皇祐三年(1051年),再由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同知
太常礼院
。是年,任
贡院
属官。他在任职期间,对《古文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一文。
司马光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他是个为维系名分
礼教
而敢于极言之臣。皇祐三年(1051年),宦官麦允言死,朝廷同意其葬礼用
卤簿
仪仗,司马光反对这一决定,认为
近习
之臣用此礼,不合名分。大臣
夏竦
死后,朝廷赐
谥
“
文正
”,司马光认为这种至美谥不能赐给夏竦这一类人。
[95]
至和元年(1054年),庞籍被罢相,出知
郓州
(今山东郓城境内),召司马光为为郓州典学。不久,升任通判。第二年(1055年),庞籍改知并州,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随其赴任,改通判并州。
[4]
[95]
嘉祐元年(1056年),他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二、三状),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而前后三状没有结果以后,又托
范镇
在奏事时代为转达,请仁宗有个明确答复。但这一切均未说服仁宗,司马光选择了沉默。
[4]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边议》10卷,议论很有见地,司马光便予以推荐。
[4]
各地司马光雕像
(3张)
庞籍和司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爱护,难能可贵。庞籍死后,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恩德,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
[4]
(
“各地司马光雕像”图册部分参考资料
[92]
)
不久,仁宗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职五年期间,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嘉祐七年(1062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赠婉仪,又赠淑妃,
辍朝
成服
,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下葬时赐卤簿。司马光认为董妃秩分低微,不能对她施以此礼。卤簿本用来表彰军功,更不能施于妇人。针对仁宗晚年迟迟不立嗣子一事,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最后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仁宗养子
赵曙
被立为皇太子。
[4]
[95]
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嘉祐六年(1061年),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他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
司马光四十四岁时,擢为知制诰,但司马光不愿就职,他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长。为此,他在嘉祐七年(1062年)三月,连上九《辞知制诰状》,说明不适宜任此职务;仁宗皇帝收回诏令,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4]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驾崩。四月赵曙即位,即英宗。两宫(指英宗与养母
曹太后
)矛盾加剧,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四月十三日进《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进《上皇帝疏》,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英宗没有太后支持“无以君天下”,太后离开英宗“无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两封章奏,一封给太后,一封给英宗。在奏章中,讲历史,摆利害,晓明大义,从全局出发,苦苦相劝,终于得到效验。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4]
在五年的谏官生涯中,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领、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司马光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而且这个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4]
在边事上,司马光指斥生事的边臣,如延州指使高宜
押伴
,对
西夏
的使者傲慢无礼,司马光请加治高宜罪行。又如,
赵滋
在雄州专以猛悍治边,以对付辽人。司马光批评朝廷的政策,指出:“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
[95]
司马光石刻像
(4张)
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司马光因对谏官彻底失望了,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上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
[4]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共8卷)进呈英宗。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
[4]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神宗赵顼即位。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4]
另一方面,得到更多空闲的司马光专心修史。熙宁六年(1073年),司马光之子
司马康
被表授为检阅《资治通鉴》文字。是年,司马光获授
提举
西京嵩山
崇福宫
。元丰四年(1081年)十月,他进献所修《百官公卿表》十卷、《宗室世表》三卷。这是司马光关于当代史的著述。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已六十六岁,《资治通鉴》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书呈上。十一月,《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修成,被司马光连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奏进给神宗。神宗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因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
资治通鉴
》,并亲自为该书撰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赏与银、绢、衣和马,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迁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
[4]
[95]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仅十岁的
赵煦
继位,是为宋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
高太后
当政。高太后很快便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使他在政坛上再次活跃起来。三月十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二十七日,上《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又上《乞罢保甲状》《乞罢将官状》。四月,上《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再次重复他的“为君当有三德”论,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
[4]
[95]
高太后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不久,又下诏除授他为
门下侍郎
(副宰相)。但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知陈州。以后在周围亲友支持下还是到任就职了。司马光向高太后进言,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
吕公著
、
文彦博
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
[4]
司马光废除新法,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高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
尚书左仆射
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4]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高太后听闻讣讯后,悲痛不已,与宋哲宗前往其府邸祭奠,赐以一品礼服入殓,以及银、绢七千两(匹);追赠他为
太师
、温国公,
谥号
“
文正
”,哲宗亲自题赐其墓碑名为“忠清粹德”。朝廷又下诏令户部侍郎
赵瞻
、内侍省押班冯宗道
护丧
,将司马光的灵柩归葬陕州。
[59
]
他的灵柩送往夏县时,开封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他们如同失去亲人一样悲哭。岭南
封州
的父老们,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4]
[79]
绍圣
元年(1094年),
章惇
为相,议论司马光更变熙丰法度。同年七月,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
[65]
。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为清海军
节度副使
,又追贬朱崖军
司户参军
。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追复
太子太保
[68]
。
崇宁
元年(1102年)五月,又降为
正议大夫
。八月,禁止其子孙在京任官
[69]
。翌年(1103年),再次追降为左光禄大夫,旋即
除名
,将司马光列为“元祐党人”之首
[67]
,刻
元祐党人碑
,禁止元祐学术。
[80]
到大观年间,司马光又被追复为太子太保。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赠太师
[66]
,再次赐谥。宋高宗建炎年间,得以
配享
哲宗庙廷
[72]
[81]
。绍兴十八年(1148年),绘像于景灵宫
[72]
。
宋理宗
宝庆二年(1226年),理宗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
昭勋阁
,司马光位列其中
[49]
。咸淳三年(1267年),从祀于孔庙
[48]
。明嘉靖年间,从祀时称“先儒司马子”
[7]
[50]
。
康熙
六十一年(1722年),司马光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8]
。
主要影响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
编年体
史书《资治通鉴》。其书局在开封时已奉诏成立,到司马光来洛阳后,又随之迁到洛阳。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除了主编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
刘恕
、
刘攽
和
范祖禹
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司马光与三位协修人观点不尽一致,但全书的“是非予夺之际”,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一出君实笔削”,不假他人之手。而《资治通鉴》中“臣光曰”完全是司马光的观点。如《资治通鉴》开篇的“臣光曰”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
纪纲
是也。何谓分?
君臣
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他指出,只有维系
礼教
纪纲
名分
,“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这是司马光史学根本观点,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根本观点。他对现实的观点,也是由此出发的。他的史论与政论融合在一起,寓志于修史之中。
[95]
《
资治通鉴
》是中国最大的一部
编年史
,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
三家分晋
(前403年),下迄
五代
后周
显德六年(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
胡三省
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
王应麟
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
王鸣盛
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
十七史商榷
》卷一)。近代学者
梁启超
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资治通鉴》问世以来,注释、补订、续作、改作者连续不断,形成了“
通鉴学
”。就注释补订而言,有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
严衍
的《
资治通鉴补
》等;就续作而言,有《
续资治通鉴长编
》《
宋元资治通鉴
》《
宋元资治通鉴
》《
资治通鉴后编
》《
续资治通鉴
》《
明通鉴
》等。就改作而言,由《资治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新体裁,为中国史学独创一格,形成了纪事本末体系列和纲目体系列著作。
[77]
宣仁高太后是前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尽管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
[13]
,但他执政后,仍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
蔡京
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
与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
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
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哲宗的不满。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击。
[9]
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
老子
、
扬雄
等诸子研究方面,司马光都颇有成就。在理学上,他弘扬儒术,力辟佛老,对儒家经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释,有重要的地位。同二程的观点相比,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朱熹将其与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合称为北宋“
道学六先生
”。
[11]
[95]
司马光之书法的成就,主要是由于他具有对书画和金石的学识与鉴赏之能,并根据个人胸臆,博采众家之长,融秦篆之圆劲、汉隶之凝重、晋人之蕴藉、唐楷之刚健于一炉,从而形成鲜明的个人面貌和风格,这在宋人书法中无疑是自成一家、独树一帜。
黄庭坚
《论书》曾评价说:“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
宋高宗
也称:“司马光隶书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隶书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
[42]
历史评价
-
①司马光方直。 [15]
-
②未论别者,即辞枢密一节,自朕即位以来,唯见此人。 [15]
文彦博
:
-
①君实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须求之古人。 [15]
-
②彦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辽侦事,回云:“见辽主大宴群臣,伶人剧戏,作衣冠者见物必攫取怀之,有从其后以鞭扑之者。曰:司马端明邪!”君实清名,在夷狄如此。 [15]
邵雍
:
-
①君实脚踏实地人也。 [15]
-
②君实九分人也。 [15]
程颐
:
-
②熙宁中,洛阳以道德为朝廷尊礼者,大臣曰富韩公,侍从曰司马温公、吕申公。士大夫位卿监,以清德早退者十余人,好学乐善有行义者,几二十人。 [63]
苏轼
:“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郊,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平!’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尤好礼,为冠婚丧祭法,适古今之宜。不喜释、老,······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
[58]
黄庭坚
:
-
②司马温公,天下士也。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也。观此书(《司马温公与潞公书》),犹可想见其风采。余尝观温公《资治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讫无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盖如此。 [74]
邵伯温
:“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
富弼
、韩琦、文彦博,台谏曰
唐介
、
包拯
、司马光、
范镇
、
吕诲
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62]
陈瓘
:
-
①凡温公之学,主之以诚,守之以谦,得之十百而守之一二。 [97]
-
②司马文正公最与康节善,然未尝及先天学。盖其学同而不同。 [97]
朱熹
一方面肯定司马光,说:“温公可谓智仁勇。他那治国救世处,是甚次第!其规模稍大,又有学问。其人严而正。”
[15]
并在门生问“温公当路,却亦如荆公,不通商量”时,解释道:“温公亦只是见得前日不是,己又已病,急欲救世耳。”但在《朱子语类》中,朱熹及其子弟也曾直接批评司马光道:“诸先生皆以为司马公许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鉴;及到入朝,却做得许多不好事”,“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温公之说,前后自不相照应,被他(
章惇
)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
[14]
王称
:“君子之用世也,惟人心,岂可以强得哉,湛然无欲,而推之以至诚,斯天下归仁矣,光以忠事仁宗,而大计以定,以义事英宗,而大伦以正,以道事神宗,而大名以立,以德事哲宗,而大器以安,方其退居于洛也,若与世相忘矣,及其一起,则泽被天下,此无他诚而已,诚之至也,可使动天地、感鬼神,而况于人乎?故其生也,中国四夷望其用,及其死也,罢市巷哭思其德,其能感人心也如此,是岂人力所致哉,自古未之有也。”
[18]
吕中
:
-
①所贵乎大臣者,非以其有过天下之材智也,必其有服天下之德望也。 王安石 所以变旧法之易者,以其虚名实行,足以取信于人。司马光所以改新法之易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之为宰相也。然安石其权臣,温公其重臣欤。 [19]
-
②天将禄人之国,必先祚其君子。天将以元丰为元祐,则使司马光获相于初元。天将使元祐为绍圣,则不使司马光慭遗于数岁。当是时,新法已多变夹,然君子未尽用也,小人未尽去也。公薨于今日,而党议已兆于明日。使光尚在,则君子尚有所立,必无朋党之祸,必无报复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乱之所系也。 [20]
脱脱
、
阿鲁图
等《宋史》:“熙宁新法病民,海内骚动,忠言谠论,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摈弃不用。聚敛之臣日进,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方是时,光退居于洛,若将终身焉。而世之贤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妇,日夕引领望其为相,至或号呼道路,愿其毋去朝廷,是岂以区区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诚之著也。一旦起而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开言路,进贤才。凡新法之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张之,不数月之间,刬革略尽。海内之民,如寒极而春,旱极而雨,如解倒悬,如脱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与咨嗟叹息,欢欣鼓舞,甚若更生,一变而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称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光于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慭遗一老,则奸邪之势未遽张,绍述之说未遽行,元祐之臣固无恙也。人众能胜天,靖康之变,或者其可少缓乎?借曰有之,当不至如是其酷也。《诗》曰:‘哲人云亡,邦国殄瘁。’呜呼悲夫!”
[4]
杨荣
:“宋司马君实、范景仁,其名德高风,足以师表当世。二公相得欢甚,皆自以为莫及。又尝约更相为传,而后死者则志其墓。既而景仁先卒,君实克践其言,至今天下后世称用舍大节,不谋而符者,惟二公焉。”
[87
]
谢肇淛
:“宋之人物,若王沂公(王曾)、李文正(
李昉
)、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
寇准
)、赵忠定(
赵汝愚
)之应变,韩魏公(韩琦)之德量,
李纲
、
宗泽
之拨乱,
狄青
、
曹玮
、
岳飞
、
韩世忠
之将略,程明道(程颢)、朱晦庵(朱熹)之真儒,欧阳永叔(欧阳修)、苏子瞻(苏轼)之文章,洪忠宣(
洪皓
)、文信国(
文天祥
)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26]
林时对
:“国之任相,犹室之任栋;用匪其材,鲜不颠覆。虽云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然转亡为存、图危于安,不乏斡旋补救之术。如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古来旁求爰立、或取诸梦卜、或起自屠钓,咸能光复启宇,祀夏配天。无论汉、唐、宋全盛,萧(
萧何
)、曹(
曹参
)、丙(
丙吉
)、魏(
魏徵
)、房(
房玄龄
)、杜(
杜如晦
)、姚(
姚崇
)、宋(宋璟),洎韩(韩琦)、富(富弼)、范(范仲淹)、欧(欧阳修)、司马诸公,克奏戡定弭宁之略。……国以一人兴,岂不诚然哉!”
[27]
王夫之
:
-
②毕仲游之告温公曰:“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钱粟,一归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余于财,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于古今之治体矣。温公为之耸动而不能从。不能从者,为政之通病也,温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废实,二曰防弊而启愚,三曰术疏而不逮。 [29]
-
③马、吕两公非无忧国之诚也,而刚大之气,一泄而无余。一时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于蛮烟瘴雨之中,愔愔自得。上不知有志未定之冲人,内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难仰诉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强敌,一举而委之梦想不至之域。群起以奉二公为宗主,而日进改图之说。二公且目眩耳荧,以为唯罢此政,黜此党,召还此人,复行此法,则社稷生民巩固无疆之术不越乎此。呜呼!是岂足以酬天子心膂之托,对皇天,质先祖,慰四海之孤茕,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称大臣之职者哉? [29]
爱新觉罗·玄烨
:
-
①司马光立朝行己,正大和平,无几微之可议。不祗冠有宋诸臣,求之历代亦不可多得。 [30]
-
②司马光综史传为《通鉴》,其 学殖 淹博,文词最为典雅。岂不能为四六者,盖因宋承五季之后,时犹崇尚俳偶,竞趋浮华。故光以不能四六为辞,所以矫当世之失,而欲返之于淳朴。其用意良深矣。固非如后世鄙陋无文之人高谈性命而蔑视辞章,以自文其不学者所得而藉口也。 [30]
-
③宋哲宗之初,廷臣成欲革除新法,犹以改父之政为嫌。司马光毅然为以母改子,遂使群疑立释。可谓要言不烦,善处大事者矣。若以绍圣更法,遂尤其建议之际,已留瑕隙,令惠卿辈得持其短长,是皆事后之见尔。 [30]
朱轼
:“宋至元丰之末,仁英之遗老凋谢略尽,光与吕公著、范纯仁等废居田野,年皆垂暮,而吕、蔡、章、曾之党,上自公卿侍从,外至州郡,盘根连体,布满于天下,黩货殃民,怙兵专杀。当是之时,宇内既已困,人心既已去,事势既已坏,而宣仁太后以耄期女主,熟观三朝之变态,慨然发愤,思致太平,进用耆艾,与百姓更始。虽数年之间,功效著见,譬犹返照之光,不可以久。而绍圣以后数十年,衰剥之运,其势方兴,已如北风凄厉,霰雪交下,奔腾澎湃而不可止。彼奸逆之炽盛,虽在窜斥伏匿之中,尚能举指摇目,恫疑虚喝,使当事之人寒心自危,变色却顾。或倡为调停之论,或遂就中立之谋,岂不知其不可哉?其气燄使之然也。光以旧臣起家,值两宫之顾遇,誓心刻骨,区理众事,如救溺追亡,惟恐不及。保甲、青苖之法,更革于前。章惇、蔡确之徒,放流于后,期月之顷百度。”
[96]
李光地
:
-
②武侯有手段,侈人以司马温公比之。温公是个好人,才具焉能比武侯? [31]
顾栋高
:“公通籍垂五十年,历事四帝,凡朝廷大议无不与。然迹其为相柄政,出生民于涂炭,厝宗社于奠安者,自元丰末年至元祜之九月,一年而已。中间力争大计而抵牾者有三:初与韩魏公争刺义勇,继与欧公争濮王典礼,最后与荆公争新法,皆奏章至六七上,或至中书面白,甚且上章乞罢以去。唯公忠厚质直,根于天性,学问所到,诚贯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谨慎,因事合变,动无过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疗饥,参苓之可以已病。使有圣人者作,收而置之德行、政事、文学之科,吾知其不取彼而代此也。”
[34]
-
①司马力攻新法,忠彦敢言正直。 [35]
-
②宋代称六君子,濂溪明道伊川。康节横渠同是,温公君实为然。 [35]
蔡东藩
:
-
①到底安邦恃老成,甫经借手即清平。如何天不延公寿?坐使良材一旦倾。 [37]
-
②本回叙高后垂帘,及温公入相,才一改制,即见朝政清明,人民称颂。……但司马光为一代正人,犹失之于蔡京,小人献谀,曲尽其巧。厥后力诋司马光者,即京为之首,且熙丰邪党,未闻诛殛,以致死灰复燃。人谓高后与温公,嫉恶太严,吾谓其犹失之宽。后与公已年老矣,为善后计,宁尚可姑息为乎? [37]
蒙文通
:“温公元祐时罢免或修改熙丰新法,未见其复行形势税簿,王居正亦未言元祐时废止主殴佃客至死减等之法,是荆公、温公虽有不同,而其本质则一也。且温公虽主节费,而元祐更化时于冗官、冗兵、冗费等弊政,仍无所触动。是二人之政治才能实伯仲之间耳。”
[76]
程应镠
:“纵观中华民族那些逝去的巨人行列,宋代人物中以功业彪炳史册的并不多见,相反以人格的力量、道德的光彩令后人仰止的却远较其他朝代为多,例如范仲淹、司马光、
包拯
、文天祥……即使王安石这样有争议的人物,作为政敌的司马光仍称他‘节义过人处很多’。”
[89]
轶事典故
司马光半身像或头像
(2张)
司马光为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又恭敬、节俭、正直,温良谦恭、刚正不阿,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举动都符合礼节。在洛阳时,他每次到夏县去扫墓,一定要经过他的兄长
司马旦
的家。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侍奉他仍像严父一样,保护他像抚育婴儿一样。从小到大到老,他说话从来没有随便说过一句,他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他的诚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陕西、洛阳一带的人们都以他为榜样,与他对照,学习他的好品德。如果人们做了不好的事,就说:“司马君实莫非不知道吗?”
司马光对财物和物质享受看得很淡薄,没有什么爱好,对学问却没有不精通的。他惟独不喜欢佛教、道教,说:“佛道的微言大义不能够超过我的书,其中的荒诞我却不相信。”他在洛阳有田地三顷,妻子死后,他卖掉土地作为丧葬的费用。他一辈子粗茶淡饭、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司马光砸缸
(3张)
司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华,他在《
训俭示康
》中曾提到小时候长辈会给他穿华美的衣服,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宝元年间中举时,曾得到仁宗的接见。酒席宴会上,每人都在头上插满鲜花,肆无忌惮地嬉戏取乐,唯独司马光正襟危坐,也不戴花。被同行的人提醒后,司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
[39]
司马光有一个老仆,一直称呼他为“君实秀才”。一次,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听到仆人的称呼,不禁好笑,戏谑曰:“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经是宰相亦,大家都称为‘君实相公’!”老仆大吃一惊,以后见了司马光,都毕恭毕敬地尊称“君实相公”,并高兴地说:“幸得大苏学士教导我……”司马光跌足长叹:“我家这个老仆,活活被子瞻教坏了。”
[39]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纳妾蓄妓的风尚。司马光是和王安石、岳飞一样,极为罕见的不纳妾、不储妓之人。婚后三十年余,妻子张夫人没有生育,司马光并未放在心上,也没想过纳妾生子。张夫人却急得半死,一次,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美女,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马光见了,不加理睬,到书房看书去了。美女也跟着到了书房,一番搔首弄姿后,又取出一本书,随手翻了翻,娇滴滴地问:“请问先生,中丞是什么书呀?”司马光离她一丈,板起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书,是官职,不是书!”美女很是无趣,大失所望地走了。
还有一次,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张夫人和丈母娘合计,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司马光不客气了,生气地对丫鬟说:“走开!夫人不在,你来见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宾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说俨然就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白头偕老的翻版。唯独一人笑道:“可惜司马光不会弹琴,只会鳖厮踢!”张夫人终身未育,司马光就收养了哥哥的儿子
司马康
,作为养子。
司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为命。洛阳的灯会享誉天下,逢元宵节,张夫人想出去看灯,司马光说:“家里也点灯,何必出去看?”张夫人说:“不止是看灯,也随便看看游人。”司马光一笑,说:“看人?怪了,难道我是鬼吗!”
[40]
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居所极简陋,于是另辟一地下室,读书其间。当时大臣
王拱辰
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珍宝丝绸无数,但司马光不为所动。司马光年老体弱时,其友刘贤良拟用50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婉言拒之,他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
[41]
司马光一生,特别是居洛十五年,最经常的事是读书, 写书。正因为如此,他也十分爱书,讲究藏书之法。据《
梁溪漫志
》载:“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尝谓其子公休曰:‘竖贾藏货贝,儒家唯此耳。’”每年从伏天开始,到重阳节之间,每当天晴的次日,司马光就要把藏书摆到桌上,放到阳光下晾晒。在读书时,一定先看看书桌上有无灰尘,只有书桌一尘不染时才端坐阅读,有时坐着读书累了,就一边走动一边看,这时他就用一块方正的木板托着书来阅读,从来不用手直接捧着,或者像有些人把书卷着那样阅读。这不仅仅是害怕手上的汗渍玷染了书页,也害怕触动书的四边。他“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复以次指面捻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司马光自己常说:“今
浮屠
老氏
犹知尊敬其书,岂以吾儒反不如乎!”
[42]
宋朝时,
交趾
(今
越南
)国遣使进贡珍奇异兽,说是麒麟。司马光上奏朝廷说:“大家都不认识,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又不是它自己来的,算不得吉祥的象征;如果是假的,恐怕被夷狄笑话。朝廷应该厚赏使者,让他带回去。”
[44]
司马光退居洛阳后,和文彦博、富弼等十三人,仰慕
白居易
九老会
的旧事,便会集洛阳的卿大夫年龄大、德行高尚的人,他认为洛阳风俗重年龄不重官职大小,便在资圣院建了“耆英堂”,称为“洛阳耆英会”,让闽人郑奂在其中画像。当时富弼七十九岁,文彦博与司封郎席汝言都已经七十七岁,
朝议大夫
王尚恭
七十六岁,
太常少卿
赵丙、
秘书监
刘几
、卫州防御使
冯行己
都已七十五岁,天章阁待制
楚建中
、朝议大夫王慎言已七十二岁,
太中大夫
张问
、龙图阁直学士
张焘
已七十岁。当时宣徽使王拱宸任
北京留守
,写信给文彦博,想要参加他们的集会,王拱宸七十一岁。而只有司马光还没到七十岁,文彦博素来看重他,便用唐朝九老狄兼謩的旧例,请他入会。司马光因为自己是
晚进
后辈而不敢在富、文二人之后。文彦博不听,让郑奂自
幕后
传司马光画像,又到北京传王拱宸的画像,于是参会的有十三人,他们置酒赋诗相互取乐。当时洛阳有许多
名园
古刹
,有
水竹
林亭的风景,司马光等人头发和眉毛雪白,仪表神态端庄美好。每次聚集宴会时,洛阳的百姓都随从观看。
[43]
人际关系
关系
|
姓名
|
备注
|
---|---|---|
远祖
|
司马孚
[47]
|
西晋安平献王。
|
司马阳
|
北魏时曾为征东大将军。
|
|
四世祖
|
司马林
|
布衣
|
曾祖父
|
司马政
|
布衣
|
伯祖父
|
司马炳
|
布衣
|
祖父
|
司马炫
|
中进士,官至耀州富平县令。政绩显著,且以气节著于乡里。
|
父亲
|
司马池
|
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为人清直仁厚。
[4]
|
叔父
|
司马沂
|
——
|
司马浩
|
——
|
《
宋元学案
·涑水学案》将
邵雍
、
张载
、
程颢
、
程颐
、
陈舜俞
列为司马光的“讲友”,
刘恕
、
刘邠
列为“
学侣
”,
吕诲
、
范镇
、
吕公著
、
李常
、
赵瞻
、
傅尧俞
、
孙固
、
李周
列为“
同调
”。
[15]
《
宋元学案
·涑水学案》将
刘安世
、
范祖禹
、
晁说之
、欧阳中立、樊资深、
田述古
、
尹材
、张云卿、李陶、
邢居实
、牛师德列为司马光的“门人”,而把
陈瓘
、唐广仁、
黄隐
列为其“
私淑
”。
[15]
主要作品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
稽古录
》二十卷(写自
伏羲
至宋英宗治平四年,是一部简要的编年体通史
[95]
)、《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
太玄经
》《注扬子》《
书仪
》《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
类篇
》《
司马文正公集
》等。
诗
|
|
---|---|
词
|
|
文
|
(
诗词作品参考资料
[12]
)
后世纪念
司马光墓(司马光温公祠)位于山西省运城市
夏县
城北15公里的鸣条冈,坟园占地近3万平方米,东倚太岳余脉,西临同蒲铁路,司马光祖族多人群厝于此。墓地分为茔地、碑楼、碑亭、余庆禅寺等几个部分。中,余庆禅院是为保护司马光墓于宋代建立的一处寺院。茔地位于右翼,禅院列于左翼,碑楼在最前方。碑楼高大、壮观,内有“司马温国公神道”碑一通。碑身厚硕高大,碑文介绍了司马光一生的成就。碑额由宋哲宗御篆“忠清粹德之碑”,碑文为
苏轼
撰并书。
[90-91]
司马温公祠位于浙江省
绍兴市
下大路98号。据方志载,司马光四世孙司马伯伋助宋高宗南渡,遂居家于山阴(今浙江绍兴),立祠奉祀,岁久颓圮。至清代,由其后人重修。现存祠屋两进,坐北朝南。第一进门厅,第二进面阔五间,明间后槽正中原有司马光泥塑像,今不存。
[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