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

（1887年~1939年）

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作为《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之一，钱玄同曾经出入北大红楼，在这里留下足迹。在北大红楼的岁月里，钱玄同从一个复古主义者转变为反传统主义者。

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

——虽然钱玄同把希望寄托于欧化，但他并不是一个“全盘西化”的崇洋派，他对“欧化”有自己独特的解释

电视剧《觉醒年代》，演绎了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一段颇为有趣的掌故——“双簧信”。正是这一事件，拉开了新文学与封建复古主义思潮斗争的序幕。而这一事件的主角，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文字改革的旗手钱玄同，却自演了一次他所批判的“反面角色”。

一出“双簧”成新文化运动标志性事件

陈独秀将《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大学之后，编辑方法和内容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从第4卷第1号开始，杂志只刊载白话文，且采用了新式的标点符号。

这些变化实际上是杂志新文化主张的昭昭宣示。然而，这些变化，没有一个“敌人”出来迎战。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力，新文化阵营的钱玄同和刘半农合演了一场“双簧”。

1918年，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一个封建卫道士的口吻，给《新青年》杂志社写了一封公开信。全信用文言写成，共4000余字，历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罪状，其中说白话文主张如同“狂吠之言”。公开信还认为，使用新式标点、引进西方文化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文中还特意大大赞扬了当时的桐城派古文家林纾。

刘半农署名为“本社记者半农”，也写了一篇，标题为《复王敬轩书》。全文洋洋洒洒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并批评王氏这样的守旧者是“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尤其以林纾当射击的靶子，刘半农讥笑林氏翻译的外国名著虽然数量很多，却没有什么价值。

轰动一时的“双簧信”将新文化运动的理念从书斋推广到大众之中，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促成《狂人日记》发表

钱玄同早年与鲁迅、黄侃等人师从章太炎学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

1913年8月，钱玄同由浙江杭州转往北京，先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国文、经学讲师，又于1915年就任该校国文部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1917年至1927年间，钱玄同兼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

1917年初，钱玄同在向《新青年》撰稿的同时，也在为杂志寻求合适的撰稿人。他记起在东京的同窗好友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钱玄同经常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劝说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来，而周树人却迟迟没有动手。钱玄同不厌其烦经常拜访他们。他与周树人常常是下午四五点钟开聊，一直聊到深夜十一二点方散。

一次，钱玄同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钱玄同立刻争辩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句话切中要害，打动了周树人的心，他终于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的旧礼教的白话文小说 《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5月号上，署名鲁迅。从此，周树人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杂文等作品不断，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钱玄同是鲁迅《狂人日记》的催生者，其意义远超过了文学革命。

在北大任教期间，特立独行也是钱玄同的“符号”。

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张中行，是钱玄同的弟子。他晚年这样回忆道:“第一次考钱先生这门课，上课钟响后，钱先生走上讲台，仍抱着那个黑色皮书包，考卷和考题发下之后，他打开书包，拿出一叠什么，放在讲桌上，坐在桌前一面看一面写，永远不抬头。我打开考卷，看题四道，正考虑如何答，旁坐一个同学小声说，好歹答三道就可以，反正钱先生不看。临近下课，都交了，果然看见钱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注册科，放下就出来。后来才知道，期考而不阅卷，是钱先生特有的作风，学校也就只好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盖一个，只要曾答卷就及格。”

张中行回忆，钱玄同这样做是因为他治学一向求实求高。他认为课堂所学是入门，考和评分只是应付功令，与学术毫不相干。他自己讲课认真仔细，台下学生学习用功，双方目的已经达到，考试就大可不必了。

新京报记者 吴为

实习生 李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