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究竟存不存在？”数十年来，这是始终困扰在考古学界的问题。

尽管中国历史文献记载里，它被称作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先秦的《诗经》、西汉《史记》等诸多典籍中，它也位列“三代”之首。不同于以甲骨文和殷墟作为信史的商朝，在考古研究领域尚缺少内证性文字材料的夏朝始终未能被学界完全认可。

河南偃师二里头，这里曾在考古学者的发掘中发现了目前所知、被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市干道网等早期遗址。而二里头遗址和夏朝在时间、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契合，也为学界提出“夏朝存在说”提供了依据。虽然尚有争议，但二里头“极有可能就是夏都”是学界的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是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现任队长。在与《中国报道》记者对话时，赵海涛直言，目前不必纠结于“夏朝是否存在”又或者“二里头是不是夏朝”的问题。在他看来，研究夏问题，最关键的是不能急于求成，应更多地从考古学提示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时期遗存，对其进行研究、阐释和解读，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和复原当时社会生活。

关键的“突破口”

提到二里头，绕不开的是徐旭生。他是著名考古学家，也是二里头遗址最初的发现者。

《史记·夏本纪》中清晰地记载了夏王朝自禹至桀共17位帝王，“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在民间流传数年。但《史记》距离夏朝已经2000年，其可信度便有了折扣。在考古研究领域，对于夏朝存在的证据，仍然还有一定的争议。

上世纪50年代，身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徐旭生开始了夏朝的线索收集，他决定循着文献记载从考古学角度探寻夏王朝的存在。

1959年，入了夏，已经71岁的徐旭生率队从北京前往豫西一带寻找“夏墟”。河南省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是一行人踏查的目的地。到达偃师二里头村时，徐旭生偶然发现，正在响应村里号召挖鱼塘的村民挖出了大量陶片，而这些陶片中，“殷（商）代早期极多”。徐旭生推断，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都邑的遗址。结束一个月的考察时，团队发现20余处遗址。

返回北京后，徐旭生写下了著名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对告成、二里头等遗址的重要性做了强调。这是夏文化考古工作的突破性进展。

徐旭生的考察成果引发学界关注，此前朴素的村庄二里头也因此成为考古史上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问世让考古学家们兴奋，寻找夏朝是在证实商朝之后的又一个目标，而二里头，则是极可能接近证实夏朝存在的突破口。

1959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队就进驻了二里头，开始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此后的60余年里，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发掘工作持续不断。首任队长赵芝荃、第二任队长郑光、第三任队长许宏，数百名考古工作者相继在这里接力，揭开“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时期”的疑团。在这个过程中，大型宫殿建筑群、青铜器作坊、绿松石器作坊等发掘成果为夏文化的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夏朝正从传说具化为真实的、可触碰的历史。

1960年，二里头考古工作开始第二年，考古工作者就在这里发现并试掘了被称为“1号宫殿”的基址。根据第三任队长许宏后来的介绍，宫殿是对大型建筑的称呼，用途尚无统一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这是为统治阶层使用的重要建筑。

美国汉学家艾兰教授曾指出，从二里头到周代的整个中国青铜文明，由礼器、礼仪（祭祖）活动到礼书上的“礼”，无论是器用层面还是彰显的贵族文化的底蕴，都是一以贯之的。

许宏说，第一代二里头考古工作者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就是明确了二里头是一处都邑遗址，在二里头出土成组青铜礼器和玉器的墓葬也说明于此。

有“王朝气象”的都城

2002年春天，初见那个绿色青铜铃时，许宏和工作队的其他队员们都有些意外。顺着线索向下清理，一条曲伏有致、色泽鲜亮的绿松石龙形体显现，长64.5厘米的龙身、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鳞纹、绿松石雕成的蒜头状鼻端……栩栩如生的“蛟龙”令考古学界兴奋——这件距今3700年左右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在中国早期龙形象中属独一无二。

不仅是这具堪称国宝级文物的“龙”，赵海涛告诉记者，二里头的宫室建筑和都邑整体布局呈现的诸多“中国最早”，显现出了诸多前无古人的因素。赵海涛是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现任队长，也是这支工作队的第四任队长。2002年，硕士论文答辩一结束，他便应当时的工作队队长许宏之邀来到二里头参与考古发掘工作。

赵海涛介绍，团队发掘发现，二里头遗址中心区至少存在两纵、两横4条道路，每条道路宽10—20米。它们纵横交错，呈方正、规整的“井”字形，这种道路网络不仅连接交通，也将宫城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区。

赵海涛向《中国报道》记者解释，中心区“井”字形主干道路体现的严谨、有序的规划布局，显示当时社会结构分明、等级明显，统治格局井然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2003年春天，许宏、赵海涛和同事们在这一“井”字形大道的内侧，终于发现了完整的宫城城墙。遗址宫殿区内是经勘探发掘所知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的集中区。城内是两组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的宫室建筑群，由宫城围墙包围着，“井”字大道上还有东西向、宽度可达1米的双轮车辙印记。

规模宏大、排列有序的建筑群往往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许宏将这座宫城形容为“中国最早的紫禁城”。用许宏的话来说，二里头宫城是通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加以验证的。大学时期，他曾听苏秉琦教授讲授“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了什么，才能遇到什么”。

许宏说，在二里头宫城之前，考古发掘的都邑遗址都是不求方正、因地制宜的。而尽管二里头宫城的面积仅有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但却是历史上宫城质变的开始。

在之后的研究中，多位研究者也认为，二里头遗址是一处史无前例的王朝都城遗址。二里头王都的出现，为之后高度发达、繁荣的商周青铜礼乐制度、王国文明开启了序幕，奠定了最主要的基础。方正、大型夯土基址为代表的宫殿，以中型墓葬为代表的各级墓葬所显示的墓葬制度，以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形器等遗物为代表的器用制度……这些都在考古学上形成共识，即表明代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宫廷礼制、礼乐制度已经形成。

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总结说，二里头遗址代表的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二里头文化也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许宏认为，这里即为“最早的中国”。

“最早的中国”之后，学界更为通俗的观点是，二里头文化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中国历史得以由万邦林立、多元竞争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枝独秀、一体发展的王国时代。

在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的表述中，二里头文化出现前，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许多璀璨的文化，比如晋南的陶寺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那是万邦林立、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

“二里头文化在其中脱颖而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顺利完成从古国到王国的进化，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一体的王朝’。这意味着，二里头文化是对‘古国时代’的总结，也是‘王国时代’的发端。”赵辉指出。

赵海涛也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二里头文化开启了夏商周青铜礼乐、王朝文明的序幕，为高度发达、繁荣的商周文明奠定了基础，并与商周文明一道，构成早期华夏文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极有可能是夏都”

二里头挖掘工作进行至今，学界内外不可置否的是二里头显示出史无前例的伟大创造，其“王朝气象”也在后续早期中国政权发展中有所继承。

在考古学中，能够证明朝代存在的直接证据就是文字。安阳殷墟发掘的甲骨文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商朝为信史，考古学上这才确立了殷商文明。

采访中，赵海涛解释，在周代的文献中，中原地区比商代早的朝代叫“夏”。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公元前1750至前1520年，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存在着一个强大、发达的王朝国家。因此，在现有条件下，夏都和夏文化是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最佳历史属性。

对二里头归属夏问题的质疑者则认为，要证明夏朝的存在，也得依靠直接文字材料予以佐证才行。赵海涛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二里头时代属考古学上的“原史”阶段，即一个时期还未发展出自己的书写系统，只能被外部其他文明以当地的文字所记载。而目前在二里头的发掘中，只在出土的陶器和骨器上发现一些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划符号，还没有形成像殷墟甲骨文那样成熟的文字系统。

1996年，国务院开始启动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调动了天文学、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力量，应用包括碳14测年等较先进的断代技术，将上古三代研究推向了高潮。但由于夏代纪年问题的模糊和学者间判定的分歧，这一工程至今未出“繁本”报告。

在多数研究者看来，经过年代、地域、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特征等多方论证，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二里头文化即为夏文化。这也是目前学界对于二里头与夏的普遍“共识”。

历史考证中，存在200多年的二里头文化被分为一、二、三、四期。曾有人将四期一分为二，前段为夏，后段为商，也有人以整体划论，众说纷纭。在赵海涛的研究结论中，夏商的分界点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的最末。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也曾对此判断表示了认同。

赵海涛向记者用了更为严谨的表述：“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都。”他坦言，学界之所以有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判断，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科学考量。首先是通过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来判定二里头所处的相对年代，它处在龙山文化和商朝文化之间；其次是通过碳14年代测定法，测定二里头遗址年代（最新测年研究为距今3750—3520年）跟史书记载的夏朝中晚期比较吻合；此外，二里头遗址所处位置是河南省西部，这也符合史书记载的夏朝主要活动区域。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四任队长的接力带队发掘62年，仅发掘了总面积的1.7%。赵海涛坦言，按现在的发掘速度，全部完成需要3000多年。“二里头的发掘是长远大计。”赵海涛说，尽管当前对二里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但待发掘的空白点、需深入研究的课题仍较多。

赵海涛向记者指出，二里头已进入王朝文明阶段，它是向前探索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最重要的起点和标尺。二里头王都的出现及其广泛的文化影响力，充分说明了二里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与引领者，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连绵不断的重要体现。

“考古就好比破案。”在他看来，当前不必急于为二里头的归属作定论。而是应以二里头为例，对都邑的布局结构和演变过程有更深入、详细的探究，以了解当时的王权特征及发展过程。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邱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