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剖析了当前高校大学英语交际能力培养的误区,并在英语国际语视角下重新解读交际能力,指出英语国际语概念有助于应对交际能力培养面临的困境。基于英语国际语概念框架,文章从培养目标、技能培养、教师教育和教材教法等方面探讨了交际能力培养的转型,以期满足全球化发展和我国“双一流”建设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人才的需求。
1. 引言
“交际能力培养”是几十年来我国不同层次外语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一2020年)》(以下称《纲要》)提出,高校要培养“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新近研制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也明确提出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学生的交际能力。但是,近年来我国大学英语教学面临全国性的学分压缩危机(蔡基刚 2017),学界有些学者将其归因于作为英语教学重要目标的交际能力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适切性受到质疑:交际能力培养与高等教育追求高深学问的智力目标存在差距,无法完成高等教育智力探究的教育使命,难以满足全球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如何莲珍,林晓 2015)。
从大学英语教学中交际能力培养的实际现状来看,“交际能力”已经逐渐被抽象化、理想化和片面化,几乎演变成受过良好教育的本族语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言语行为能力。这与已有“交际能力”探讨忽视书面交际能力、忽视理解能力(吉哲民,李冬梅 2001)有关,也与交际能力研究和学科前沿理念脱节有关。我们认为,交际能力培养不应成为大学英语教学面临危机的“替罪羊”,培养交际能力的目标定位并没有问题。大学英语转型发展时期交际能力培养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和理解交际能力,革新交际能力培养范式,顺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
本文在剖析当前高校大学英语交际能力培养误区的基础上,以“英语作为国际语”(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EIL)为理论概念框架,尝试探讨大学英语交际能力培养的转型,以满足全球化时代我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人才的需求。
2. 大学英语交际能力培养范式的误区
“交际能力”概念最早由社会语言学家Hymes(1972)提出,是对Chomsky重“语言能力”轻“语言表现”观点的反对,重塑了关于语言本质的认识,使语言从以结构为基础的心智体系转变为重在实现交际目的之功能性工具。Hymes(1972)认为语言能力仅是交际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规则脱离真实社会环境中的语言运用将毫无意义;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语言运用状况的观察和理解必须依托真实的社会环境。因此,要真正掌握一门语言,学习者必须掌握语言所能表达的意义以及语言可以实现的功能。
当前我国高校的大学英语交际能力培养主要存在三方面误区:内涵界定上,将交际能力局限于日常社会交往中的语言能力;目标定位上,以学习模仿本族语者的语言和文化规范为努力方向;技能培养上,将交际能力简单等同于听说能力。
2.1 内涵界定的误区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简称《课程要求》)明确提出“听说为纲”的教学要求,各级教育部门相应大力推广交际教学法,将交际能力局限于日常交往中的语言能力。然而,且不论交际教学法的核心理念与中国学习文化相去甚远(Hu 2002),高校延续中学的交际能力培养模式显然与高等教育必须拥有的智力表征难以协调(何莲珍,林晓 2015)。其一,交际法主导的课堂活动(如头脑风暴、即兴讨论、角色扮演)都是自由、自发的言语互动,往往以促进目标语的自动理解和使用为目的。相较于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和听说法,这种通过“意义协商”以直觉掌握目的语的方式虽然更加人性化,使学习过程变得具体真实且轻松愉快,但过多开展这样的活动往往会导致反思性活动减少(Tarvin & Al-Arishi 1991),从而限制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
其二,从我们多年大学英语教学的实践经验来看,类似课堂活动往往重口语交际轻内容实质,几乎演变成课内“英语角”,实际效果有限。毕竟,课堂讨论的话题一般贴近学生日常生活,趣味性较强,旨在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的动机,但往往不易引出分析性语言,不利于系统性思维习惯养成,难以完成高校语言教学的学术使命。
2.2 目标定位的误区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英语的交际能力培养未能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和英语学习需求,始终遵循英语本族语者的语言使用规范。为了尽可能接近这一规范,师生在教学中和参与交际活动时往往忽视交际的有效性,过度追求语言的“正确性”,对语言“错误”容忍度低,对思想表达重视不够,精力没有用在刀刃上,致使学习效率低下(文秋芳2012)。将受过良好教育的本族语者言语行为能力作为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标准脱离了中国“英语作为外语”(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EFL)的教学实际,无视外语交际能力的特殊性(吉哲民,李冬梅 2001),无异于交给学生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标准化的本族语者语言规范”只能意味着“外语学习在不同程度上的失败而非成功”(Cook 2007:240)。以EFL中的语音教学为例,达到或接近本族语者发音的“完美语音”目标不仅不现实,而且还可能具有破坏性,会使学生有难以企及的挫败感,使教师感到工作失败的沮丧(Morley 1991)。学习过程中经历持续的挫败感会使学生对英语学习产生抵触情绪,并进一步增加他们的外语焦虑感,甚至抑制外语交际意愿。
2.3 技能培养的误区
现有交际能力研究将书面语交际能力边缘化,因而外语教学中的交际能力基本成为口语交际能力的代名词,即在面对面交际环境中口头交流信息的能力。高校普遍安装的大学英语教学软件系统基本上都是以训练学生一般日常生活交际能力为主(蔡基刚2011)。现代社会对书面交际能力同样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大多数人仍然“依赖阅读能力获取信息和知识”(Celce-Murcia & Olshtain 2000:118),书面交际作为语言交际的两大方式之一理应得到同等重视。如何克服注重口语的交际法在概念上和实际操作中的“天花板效应”是高等教育面临的迫切任务和重要使命(何莲珍,林晓 2015)。
《课程要求》突出“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07:1),这已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被认为既不适合中国大学英语“大班教学”和“教师语言能力不够”等现实教学环境,也不符合中国学生在英语读写基础上学习口语的教学实际(Du & Guan 2016)。大学英语泛化的交际能力培养目标与《纲要》培养国际化人才的要求之间存在差距,以日常生活为内容的口语交际能力培养显然无法使学生用英语在学科专业领域有效参与国际竞争。
3. 英语国际语与交际能力
英语国际语(EIL)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指“不同国家的人们相互交流时使用的语言”(Smith 1976:38)。由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不同母语的人选择英语作为交流媒介。与传统的EFL教学目标相比,ElL的教学目标更加强调学习者能够与他人交流思想和文化,并不要求学习者必须学习本族语文化规范,因此在所有权上EIL是“去国家化”的(Smith 1976:38)。EIL已经成为超越国界和文化的语言,用于不同母语背景者之间的交流沟通。
有学者将EIL等同于目前使用较多的“英语通用语”(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ELF),或者认为ELF正在逐渐取代EIL(文秋芳 2014),我们倾向于区别对待二者。Jenkins(2014)倡导的ELF过于激进,强调非本族语者是英语使用的主体,有权决定如何使用英语,过度排斥本族语者英语,使得ELF范式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操作性受损。早期ELF交际强调两种或多种语言文化背景者之间的英语交流,其母语都不是英语(House 1999);尽管后来研究者提出ELF不应排斥英语本族语者,但ELF中的具体语言“E”已被弱化(高一虹 2015),与本族语者英语偏离太远,甚至“前卫”到脱离了任何语言变体实体。因此从本质上说,ELF更多的是一种视角、态度和信念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组尚较松散的理论概念,还不是一个清晰一致、可被直接应用于语言教学的理论模式(高一虹 2015)。然而,EIL则是任何两个英语为二语说话者(无论他们是否来自相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总称,也包括二语者与母语者的交流(McKay 2002),定义比EIF更全面,可被看作ELF的上位术语。虽然国内多数学者采用ELF,我们则赞同 McKay(2012)的观点,认为EIL涵盖各种情境下的英语使用,包括Kachru(1992)的内圈(英语为母语国家)、外圈(英语为二语国家)、扩展圈(英语为外语国家)英语使用,更能反映目前英语广泛用于国际交流的现状,也更适用于语言教学。
ElL理论是对传统EFL交际能力培养范式的重要反思和理念颠覆,其核心思想是英语学习成功的标准不再以本族语作为唯一参照体系,而是全球化背景下交际的有效性。高校人才的“国际化”培养不再仅面向少数“内圈”国家,而是同时面向“外圈”和“扩展圈”国家。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交际者出于交际需要以EIL为媒介进行沟通和交流,不断协商和调整,共同构建一个相互理解的言语体系;这一体系具有流动性、灵活性、相依性和混合性等特点,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实践活动和语言交际功能(Alptekin 2010),非本族语者需要学习的正是如何在全球化交流中实现语言交际功能。归纳而言,EIL视角下的交际能力就是整合使用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符号资源进行交流的能力(Widdowson 2015);这种能力的培养关注交际的语境和可理解性,重视学生的交际和语用策略。
必须强调的是,EIL理论关照下的教学理念认为,一方面应对偏离本族语标准但不影响意义传递的语言变体形式予以宽容(文秋芳 2014),另一方面尽管英语学习者可以接受包括本族语语体、非本族语语体和本土化语言特征在内的多样性语言输入,但英语本族语仍是主体输入范本。作为语言输入共核的英语本族语承载着EIL用作不同母语者交流工具的基本功能,非本族语语体只是用来提高交流中的理解能力。因此,EIL教学框架仍是建立在英语本族语语体的基础之上,既防止教学与本族语语体过度偏离而脱离现实,又能保证以英语为工具沟通交流的可理解性。
4. EIL视角下的大学英语交际能力培养
2015年,国务院正式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要求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当前我国高校大学英语交际能力培养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与全球化发展“双一流”建设的需求存在差距,难以有效完成高等教育的迫切任务和重要使命。“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无疑是培养一流学生,使学生在各自学科专业领域内具有较强的国际交流沟通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有鉴于此,我们围绕培养目标、技能培养要求、教师教育和教材教法等方面,阐述大学英语如何在EIL理论关照下实现交际能力培养的转型,有效提升学生交际能力。
4.1 培养方向和目标
在全球化时代,英语不仅是交流和沟通的工具,更重要的还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手段。Widdowson(1997)指出,EIL一般是指用于诸如商业、银行业和科技行业的英语,或者说是用于职业和学术活动的英语,即专门用途英语(ESP)。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ElL就是出于职业或学术目的与世界各地的同行进行交流的全球化语言(global language),而不是与英语母语者聊天的社交语言。“双一流”高校的学生会更侧重学习学术英语(EAP)。EAP教学旨在使学生掌握学科专业语篇独特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实现有效交际,文本选择注重信息性和论述性,重在培养学术识读能力(academic literacy)(Wingate 2015)。了解和使用专业语篇领域公认的语言偏好、话语图示和语篇结构是学生提升学术交际能力、成为语言“专家使用者”(expert users)(House 2005)的重要途径。EAP教学文本是信息的载体,作者是否为本族语者并不十分重要。教师应在教学文本中特别安插一些非本族语者撰写的文章(Wood 2001),因为非本族语者撰写的文章不仅能为学生提供现实可及的模仿范本,而且体现了ElL的真实使用状况。EIL视角下的交际能力培养应使学生认识到使用“专长英语”(expertise English)(Rampton 1990)进行交际的能力是决定我们在国际社区地位的关键因素。
基于以上认识,大学英语交际能力培养目标总体上涉及两个层面:其一,通过多维立体输入让学生充分接触各类英语变体,提高EIL意识,即认识到全球化背景下英语的国际语功能。交际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双向互动的过程,听话者的态度是影响言语可理解性的重要因素(张伶俐,汪卫红 2015)。随着英语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教师要引导学生改变他们对非本族语者英语(如南非英语、印度英语等)的态度,增强对不同英语变体的容忍度,获得满意的交际效果。其二,通过培养学生的交际策略和语用策略,尤其是“在线生成恰当策略的能力”(文秋芳 2012:291),提升学生在全球交际中的国际可理解性(intemational intelligibility)。英语教学应以交际中的相互理解性为出发点来探索各种交际场合的语言使用特征,练习不同交际场合下实现双向理解的各种策略和技能(Sifakis 2006)。语码转换、图示与文字混杂使用、“跨语言”(translanguaging)表达和适应策略(Jenkins & Leung 2019)都是EIL交流中的常用方式。学生在实际交际中的重心应是关注可理解性的重要影响因素,语音语调以对方能够听懂为目标,词汇、语法以达意为原则,能够流利、自信地表达。
ElL视角下的交际能力是顺利完成交际任务的“做事”、“成事”能力,强调使用交际策略和语用策略有效、创造性地达到交际目的。因此,外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二语使用者”(Cook 2007)和“有效交际者”(Bjorkman 2014)。ElL交际缘由、需求、动机等多元混杂,并随情境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情境敏感性”(sensitivity to context)。EIL交际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情境敏感性培养或许是增强EIL意识最根本的途径(Kirkpatrick 2019:259)。
4.2 技能培养要求
《课程要求》提出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和适应国际交流需要的目标(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7:1),这一目标在大学英语中被默认为一般性日常生活口头交流或者生存性口头交际能力。事实上,多数英语学习者学习英语并不是为了成为英语国家社区成员,而是为了通过教育和训练成为国际社区(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成员,更多涉及运用“职业和学术语体”(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register)与世界各国的同行对话交流。学生的口头交际不一定要语法完全正确、发音地道,在具备获取重要信息的听力能力的基础之上,重在交流表达和沟通理解,而交流沟通最终依赖于内容的输入和输出。这就要求大学英语交际能力培养改变当前的“听说为主”要求,注重读写,甚至转向“读写优先”。
国际社区的职业或学术语体以书面语言为主,甚至口头交际也使用书面语言。这些书面语言逐渐固化成语言规范内的“标准语言”,并根据全球化交际的需要自行调节,不需要本族语者的“监管”(Widdowson 1997:143),因为熟练的说话者本身就是“社团规范的仲裁者”(Mufwene 2001:139)。由此可见,EIL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可被理解为服务于职业或学术用途的ESP或EAP;它以书面语体为主要交际模式,强调“信息”和“交流”,并允许在国际可理解性范围内偏离本族语语言规范。201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就明确要求学生必须具有较强的本专业外文书籍和文献资料的阅读能力,能正确撰写专业文章的外文摘要,能使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学术识读能力是专业领域学习和研究的基础,是交际能力培养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大学英语交际能力培养应注重阅读和写作技能培养,加强针对性、分层次、专业性读写能力训练,让未来的专业人士能够读懂各类英语材料,能用英语撰写报告、论文并与国际同行顺畅地交流探讨。
4.3 教师教育和教材教法
学生的ElL意识培养有赖于教师观念转变。教师教育和培训要有意识地引导教师从无条件遵循本族语规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比如纠正他们对包括具有中国口音英语在内的非本族语英语的偏见(He & Li 2009;高一虹,林梦茜 2010)。相关教师职前及在职培训可从两方面入手。第一,阐释推介EIL前沿理论,帮助教师理解转变观念的理据和意义。ElL专家指出,“全球化英语学习”(the global learning of English)必须立足于英语的“全球化应用”(global use)(Seidllofer & Widdowson 2019:30)。已有学者将语言学习重新定义为创造性建构(creative construction),将交际成功解读为说话者满意度(speaker satisfaction);也就是说,学习者可以根据交际需要、目的以及对成功的自我要求来建构自己的英语(Kohn 2019)。
第二,引导教师在多样化语言文化背景(lingua-cultural setting)下批判性地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追问传统教学目标的现实性和可及性,对比EFL、EIL与学生语言使用需求的契合度。国外已有大学开设EIL课程甚至ElL专业(参见Xu 2018)。我国师范类高校英语专业可以尝试开设ElL课程,促进师资培育、培训系统化和常态化,积极探索相关教学内容和方法,紧跟国际英语教育发展趋势。
EIL理论与EFL教学的界面(interface)研究目前尚停留在提升意识(ElL-aware approach)的抽象层面。EL理论在课程、教材、教法层面的运用刚刚起步,尤其是评估测试可以说是该理论用于教学实践的核心问题之一。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开展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在教材和教学资源建设方面,教师可以利用EIL语料库(如VOICE、ACE)和网络视频资源(如TED演讲),让学生充分接触不同口音的英语变体,了解英语在全球化社区中的真实使用场景和情形。在教学法方面,教师可将课堂ElL范例讲解、研讨与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课外数字化学习(Informal Digital Learning of English,IDLE)相结合。已有研究显示,学生的IDLE实践有助于增强他们的ElL意识和策略使用能力(Lee & Lee 2018)。与此同时,教师也要顺应学生对英语变体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帮助他们制定高效的学习方案。对于学生的学术交流等实际需求,教师可以提供针对性指导,比如利用英语口音语料库让学生接触英语变体,了解英语变体的语音、语调、语用等方面的特点,建立和适应新的语言交际范畴。
5. 结语
本文基于当前我国高校大学英语教学中交际能力培养的误区,从EIL视角探讨了大学英语交际能力培养的转型方向和路径,以期满足全球化发展和“双一流”建设对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迫切需求。文中之所以采用EIL概念而非更常用的ELF概念,是因为后者的交际由于参与者之间往往并没有共同事业或话语库而超出了实践共同体的范畴(高一虹 2015:1),难以与语言教学对接。EIL概念不仅易与大学英语教学实践接轨,更能为高等教育领域外语交际能力的培养提供重要启示和契合点。如果说解决交际能力培养的现实困顿应基于语言运用的智力探究(何莲珍,林晓 2015),ElL视角则有望为这一思路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实践开辟理想的探索空间。
免责声明:原文载于《外语界》2019,(2),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章。
编辑|排版:魏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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