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霞挑夫即“挑浦城担”的出现，是仙霞古道成为运输通道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仙霞古道连接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决定性因素，作为一个行业，仙霞挑夫的出现始于明晚期的万历年代（见拙作《“挑浦城担”始于何时？》），它在该发生的时代发生了。

本文着重分析“挑浦城担”产生的原因，厘清福建、浙江和江西三个方面的时代背景，说明仙霞挑夫的勃兴为何其来有自。

福建：

从明隆庆元年（1567年）到明朝灭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这七十七年是明代海外贸易大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第三阶段，其主要标志是漳州月港的对外开放。

月港的开放与朝廷的政策变化有关。经过明嘉靖年间倭寇频繁骚扰和福建沿海大动乱之后，福建的地方官深深感到，在福建禁止海外贸易是不可能的，应该废除过时的海禁令，允许海商（海外贸易），以求化寇为民。明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奏准海澄商民可去海外经商。海澄即漳州之月港，在此前的嘉靖年代（1522年－1567年），属于严禁通番的主要地区之一。

研究者注意到，隆庆元年的这一政策放开，仅仅是对海澄网开一面，不要说其他省份，就连福建的其他地区，也仍然维持着海禁令。海澄是全中国唯一允许商人去海外经商的口岸，但是外国商船还是不能来海澄。这一特殊政策使海澄成为四方海商的汇聚点，许多海商纷纷到海澄定居，或者申请出海的许可权。因此，明末的月港是中国的外贸中心，“澄商引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许孚远：《敬和堂集》疏）当时的每只引船运载量可达500吨，总运载量达数万吨，贸易规模已大于宋元时代的泉州港。又由于与宋元时代相比，月港的税收相当之低，引致江浙赣皖的出口物资都纷纷涌向月港。后来又因福州对日本的走私贸易发展极快，加上郑成功集团和厦门港的崛起，从而造就了明末福建对外贸易大发展的局面。

错过了汉唐与宋元时代海丝之路的仙霞古道，就是在这个时期的万历年代加入到其内陆运输线行列的。

浙江：

要谈论“挑浦城担”产生的浙江内在因素，还得从中国对外贸易说起。由于明朝对海外的封锁，多数欧洲国家无法直接到中国贸易，只好吸引闽商到他们在东南亚的港市贸易。如西班牙当时的殖民地，吕宋的马尼拉与月港的贸易就非常兴盛。西班牙人往来于美洲与亚洲，也将许多美洲物产如番薯、玉米等引进吕宋，又由闽南商人引进福建，《龙岩县志》记载：“番薯，种自吕宋而来，由闽而广，万历中始有之。”而后向内地传播，玉米、花生（来自日本）的情况也大致相仿，这些作物的传入给中国带来一场粮食革命，从而对中国人口的增加产生很大影响，对山区尤其如此。

仙霞古道的主体仙霞岭山区多为崇山峻岭，不适合种水稻，因此对移民没有吸引力，一直以来人烟稀少，居民多系猎人和棚户，人口增长缓慢。美洲作物在福建种植之后，很快就传向与之毗邻的仙霞岭地区。这就促使进山移民的速度加快，廿八都最早的始迁祖迁于万历年代就是这个原因。此后，仙霞岭地区人气大增，居民和往来人员增多，行旅的配套服务日益完善。由于江山人多田少，别寻出路的农业过剩劳动力日益增加，到了明万历年代，仙霞挑夫的崛起已经水到渠成。

江西：

晚明的江浙区域已经成为中国的市场中心及经济中心，福建则是当时的对外贸易中心，也是海外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过道。就此而论，江浙与福建的贸易应是晚明区域贸易中最发达的。但是，按照明朝朝廷的政策，浙江是不准对外尤其是与日本有贸易往来的。万历后期任江浙督抚的王在晋说：“夫闽商入浙，浙货入闽，此商途贸易之常，势不能遏。然入闽自有大关、小关正路。舍严衢而由宁绍台温，其为海贩明矣……不如责令杭城沿江一带船埠，凡闽商载货，路由严衢者，方许迳发，若渡江而东，必报官稽核北新关税票。当风汛之月，闽商贩缎百匹，丝绵数百斤，及有毡条布疋等件有似通番货物者，即着本关，委官报府，查其去向。”（王在晋《越镌》卷20，禁通番议）王在晋之所以把闽船往钱塘江严衢方向赶，不准走海道，是因为有人从海路购取杭州丝绸直接运到日本出售。而明朝最担心的是与日本贸易会带来倭患。

沿钱塘江往西入闽，晚明时主要有两条通道，一条是由常山起岸，走常（山）玉（山）古道，一条是从江山清湖起岸，走仙霞古道，两条路分合于衢州。前者绕行江西，由分水关（即大关）入闽，后者走仙霞古道由浦城小关入闽。在晚明时两条都是货物运输道。

但常玉古道不仅是官路，而且历史悠久，可追溯到春秋越国时代；素有八省（赣闽湘蜀粤桂云贵）通衢之称。宋室南渡后，江、浙与内地各省间运输，大多在常山中转，官宦客商，南来北往，车马驮运，络绎不绝。“肩挑觅食者，日数千人……”（《玉山县志》）。自福建月港重开后，崇安分水关工作骤然吃紧。常玉古道运量大增，繁忙不堪重负，有记载的大规模道路整修即达六次。

为了分流常玉古道的运量，把浙闽间货物从常玉古道剥离大部，明天启三年（1623年），“闽藩（福建布政使）葛寅亮报请抚（巡抚）、按（按察使）两台，关闭崇安分水关，议开浦城小关。”（《浦城县志》），其理由是分水关的夫役太过疾苦。自请准后，二路合一，原走分水关的货物，大多从仙霞古道上经过。

综上所述，江浙的出口货物需要运到福建，浙江因海禁把这些货物驱往严衢西路，常玉古道不堪重负，江山劳力有余，在这些背景之下，仙霞挑夫应时而生。

入清以后，天下底定，官方加快了道路转移的速度。清顺治五年（1648年），闽浙总督改为浙闽总督驻衢州，将自衢入闽、原皆由常山至玉山官马大路，由官方正式下文改取道江山经清湖，越仙霞岭至浦城而入闽。顺治十二年（1655年），又将原设在常山的广济渡水马驿，迁至江山县城南十五里之清湖。经过清廷这一套组合拳后，从钱塘江逆流而上的船只，运载着江南各地出产或转运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驶入江山港，在清湖码头卸下，转成陆路，沿仙霞古道，南越仙霞岭，挑运到福建浦城，在那里下南浦溪，入闽江水系。福建之官商、客货也无不改由仙霞岭路，北越仙霞岭经清湖渡而下吴越。

结语

从明万历年代至晚清民国中期三百多年间，仙霞挑夫把江山人“攻难克艰”的拼搏精神发挥到极致，硬是靠人力肩挑，翻越高近1500米的仙霞岭，每年把数万吨货物搬运到240里外之浦城，下闽江连接海上丝绸之路。船工、挑夫、海商、过载行等元素结合起来，一条完整而成熟的浙闽商贸运输链已浑然天成，除了扮演仙霞岭山区经济枢纽的角色，仙霞古道还充实了福建外贸港口的出口物资来源。

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学术界大多着眼海外，对为进出口服务的内陆运输及商品来源或去向，往往较少顾及。这种现象会导致人们对历史上的外贸进出口难窥全貌，对外贸拉动国内经济及区域经济的重要意义理解不深，似应扩大研究的方向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