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我在吴�雯的长篇报告文学《是谁“杀”了我》中，看到她采访的34位“问题少年”差不多都能以“口述实录”的形式自己说清楚那些被称作“毁了孩子一生的一件小事”���实际上是重要的“心灵事件”的时候，我还是感到震惊：它们是那么清楚地被意识着，以至于整个过程的细节以一些“问题少年”并不强的语言能力都能声形毕现地描述出来���可见在他们心灵中刻痕之深。但是，大人们对此却浑然不觉。大人们不知道：在那与自己相关的一瞬间，对于孩子来说，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这个事件作为一个人的路标，或者通向犯罪，通向灾难，或者通向‘有问题的’���至少是不幸的人生”。

吴�雯实际上是提出了成人的责任问题���她的书名《是谁“杀”了我》也是指向责任的。这种责任在法律上确实难以认定，而吴�雯不管这些，她做的���她在一年的时间里从工读学校、少管所和监狱里发现并揭示的，只是深藏在人的心灵史中的那种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正是这种联系向成人们提出了责任的问题：

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听他妈妈讲童话故事，仅仅因为他向妈妈提出了“为什么小白兔就是好的，大灰狼就是坏的”这个“蠢问题”，就挨了妈妈一记耳光。他的妈妈不知道，在那一瞬间，这个幼小的心灵中不仅种下了仇恨的种子，而且种下了暴力的种子。这个孩子后来多次聚众打架并打伤老师，两次进出工读学校。吴�雯采访时，看到他长着一双冷漠凶悍的眼睛。而一名在出租车上持刀抢劫杀人的死刑犯，给吴�雯讲述的第一个关于暴力的经历，是他在小学五年级的自然课上“老师毫不犹豫地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快速地划开青蛙的胸膛，一把抓出它的内脏……”一个刚刚参加完高考就跳楼自杀的女孩，她的日记告诉我们一个不幸人生的起点：上学后的第一次考试，两个99分、全班第三名的成绩竟然都没有得到妈妈的表扬，却挨了一顿打骂。从此，这个女孩在家长的期望之下，为了做一个最好、最优秀的人而艰难地活着，直到她有一天终于感到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为“止”……一名医科大学三年级学生，用斧头砍死了自己的奶奶和父亲，原因竟是他自己因为面临退学不想活了，又怕从小对他寄予厚望的家人受不了他死之后的痛苦和绝望。

在这本书中，还有许多罪恶、“问题”和不幸是可以追溯到人生的初始阶段的某一个起点的。在这个起点发生的，不仅有暴力、冷漠，也有爱和期望。对这种联系的可靠性，我不是没有一点怀疑的。但是，我还是相信这些“问题少年”在人生绝望时候的清醒回忆，也相信吴�雯这样一位有着丰富采访经验和人生经验的老记者。我知道，罪错和人生不幸的考察，应该是多层次、多侧面、多视角，而且是动态性的。“34位问题少年的口述实录”只是视角之一。但是，这毕竟不是一项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它的目的不是要求证某个科学真理，而就是要救人���救救孩子！因此，它更迫切，更容不得人迟疑。实际上，我读过这本书之后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但是我在自己的紧迫感中理解了吴�雯的紧迫感���赶紧把这些事告诉人们，因为书中的这些幼年的“心灵事件”现在就在家庭和学校中发生着，而它们与罪错和人生不幸的联系多年以后才能验证。

人生具有一种不可复返的性质，这与大多数科学实验的对象完全不同。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实验品”。每一个人的人生具有自己的全部的价值，它根本就不是用来“告诉别人”什么的，也不是用来验证什么的。这就是这本书给我的沉痛的触动。

《是谁“杀”了我》吴�雯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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