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英雄！专访纪录片《中华好儿女》幕后感人故事

这些修复使得原本充满历史感的素材，顿时更加贴近人心。观众看后纷纷给予好评。许多抗战老兵看到这些镜头后泪流满面。

该片总导演彭韬向我们介绍了画面修复的艰辛过程：“我们七八位导演，分头行动，花了好几周的时间，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资料馆里检索，最后一共选取了大概三四百分钟的资料，基本上都是从未面世的画面，最终只取了最精华的40分钟进行画质增强、色彩还原。”

而接下来的修复，由专门的技术团队介入。修复分为两个环节，一是 “使画质变成高清”，然后是“将黑白画面修复成彩色画面”。

为了变高清，修复团队先要进行画面“超分”，也就是提高原画的分辨率，使每帧画面都变成几十万个小方格，原胶片画面中的脏点、污点以及缺失的部分也被这些小方格框定，然后再往这些小方格里通过智能化的补色，填充，最终使画面变得干净。

再接下来就是“上色”环节。彭韬导演介绍说：“AI（人工智能）也是帮了很大的忙。但即便如此，技术团队分成两组，每组七八个人。将近二十来个人，还是足足做了一个月。”

由于场景久远，我们无法确定当时的每一个物体究竟该填入什么颜色，而这个工作就引入了AI判定。但AI判断的依据，是以往被无数民用与商用软件投喂的大量数据。AI通过这些数据，学会了什么物体该染什么色。但是，本片所使用的影像非常特殊，再加上又是时隔70多年的老素材，所以它没有经历过足够的相关数据投喂，因此，人工智能上色之后，仍然是不准确的，还要依靠工作人员的经验和手动干预。

彭韬导演介绍说“一方面技术团队和高校合作，使用了定制的AI模型，让它更适合我们的画面。就例如对人体肤色的还原，这是彩修中比较困难的一环。以前彩修模型使用的都是国外的数据模型，这种数据模型长期针对白种人的肤色进行修复，这就导致我们画面人物肤色会偏粉红色。但是经过我们的合作定制化以后，这个问题被大大地解决了。”

“另一方面，为了保证真实的服装、军章及老旧证件颜色的色彩准确性，我们还专门去军事博物馆等地方查阅资料，在获得一种颜色的准确定义后，工作人员会对程序不断地进行纠偏和提示，这就能使AI修复的准确率和精确度不断提高，最后完成修复。”

在本片中，有不少历史资料是首次公开面世。“我们这次还专门特指化地使用了一些历史影像，例如在蒋昭瑜老人讲述自己担任医疗兵的故事时，画面中出现的就是修复后的志愿军医疗兵工作的画面，而这些画面，以往是没有机会曝光面世的。”

医疗兵彩色修复的视频截图

很多老兵在看完那些被修复过的画面后，都身临其境地感到自己又再一次回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些画面也带观众穿越回了当时的情境。

老兵蒋永德想到牺牲的战友一度难过得哽咽

除了技术，这次《中华好儿女》的采访段落，也是珍贵的资料。本片抢救性的采访了八十位抗美援朝老兵，他们的年龄全都在九十岁以上了。导演葛小娟向我们介绍：其实在采访中，还有大量的幕后故事，很遗憾没能剪进片中。

第一集中出现的志愿军老兵宋广学

例如在片中，老兵蒋昭瑜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葛小娟导演介绍说：蒋昭瑜老人和她的哥哥蒋伯衡分属两支部队，同时入朝，当时就是一次偶遇，临别的时候，妹妹送给哥哥一支钢笔。蒋伯衡是有文化的，他在出征前曾在重庆上学，蒋伯衡见到妹妹后对妹妹说自己出来没有带笔，于是蒋昭瑜立刻把自己随身带的钢笔给了哥哥。后来兄妹二人还见过一次面，但从此永别。

葛小娟导演补充说：蒋伯衡究竟牺牲在哪，是怎么牺牲的？这些问题的答案，蒋昭瑜竟然是在50年后才知道的。当年一场战役结束后，蒋昭瑜在后方等了好几天都没能等来哥哥，万分着急的她给蒋伯衡所在的部队领导通了电话，领导接起电话后告诉蒋昭瑜，她的哥哥已经牺牲了。她连忙问怎么牺牲的，牺牲在哪啊？领导说不知道。蒋昭瑜老人就是带着这样的遗憾从朝鲜战场上回到了祖国。

时隔50年之后，已经年逾古稀的蒋昭瑜参加了一场抗美援朝纪念会，在会上碰巧遇见了当年哥哥所在的担架队的队长，那时她才知道的原来当时美国人在江面上投了汽油弹，哥哥就死于这场爆炸中。

这段故事，让当时在场很多的主创人员留下了眼泪。

而另一位让葛小娟导演印象深刻的英雄是在一位纪录片中没有出现的战士。他叫高守余。战地记者贺应芳曾经采访过这位战斗英雄。贺应芳回忆说，在上甘岭战场上，高守余和他所在的班在6号阵地战斗。随着战斗进行，他的战友陆续牺牲，只剩下高守余一个人坚守阵地。葛小娟导演说：“上甘岭战斗，就是‘争山头’，你争我夺的，如果我守不住，就被你夺走了，所以高守余必须要为志愿军守住6号阵地。”手边的弹药打完后，高守余就去身后拿弹药，在这时他发现了倒在一块石头后、重伤的堂弟高守荣。他短暂地犹豫过，想过要不要把弟弟赶紧背下去，这样他还有一线生机。然而挣扎后，他放弃了。他对高守荣说“你先在这儿待着，我把敌人打退了我再来找你。”在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6次艰难的反扑后，他回来找弟弟，却发现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了一个弹坑。

葛小娟导演说，当时他们拍摄时，想要一张弟弟高守荣的照片，而高守余的家人说，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甚至连一张高守荣的回忆画像都没能画出来过。因此，时至今日我们甚至不能知道烈士高守荣的样貌。

正如战地记者贺应芳老人所说：“说老实话，这英雄太多，你真是写不完，有些人连名字都搞不清楚，都是无名英雄，都是烈士。”

战地记者贺应芳在讲述高守余的故事

葛小娟导演提到，她认为本片所具有的最大价值是完成了一次“抢救式的挖掘和拍摄”。她认为本片具有史料价值和纪录片价值。她提到，目前仍健在的志愿军老兵们都已经八九十岁了，如果纪录片制作者们能多采访到一些故事，就能给后来的人们多留下一些对那场惨烈战争的回忆。

编者认为，我们总要铭记这场战争。那年他们正青春，心中怀着“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的决心，跨过了鸭绿江。最后让我们再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回头，老回头看，走到半路老回头，看看我们的祖国。”

“下小雪，我问同志们冷不冷，同志们说不冷，保护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爷爷奶奶。”

“走的时候这个脚就怕踩到烈士的尸体，整个一个战场就是一片尸体啊。”

“开始没吃的时候，就吃土豆，一个人可以给四个，到后来就四个都没有了，就是两个，土豆和最后剩了一点粮食，都放在第一线，给第一线团，剩下的机关，什么预备队，都在后边吃这个松树皮。”

“你把我炸伤了，不过我不怕你。”

而美国老兵回忆说：“第一拨人他们都有武器，第二拨他们不是都有武器，他们拿起了第一拨的武器，没有人退缩。”

中国的志愿军老兵说“我不是英雄，他们牺牲了，要说他们才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