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天马行空”

柯西金在苏共政坛几起几落，可谓久经磨炼。他1953年12月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6年被赫鲁晓夫免职，1957年恢复职务，参与了1964年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在苏共中央，以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为首的“鸽派”相对温和，主张慎重行事。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柯西金当选部长会议主席，《人民日报》发表《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停止了过去几年对苏联的高调批评。同时，毛泽东决定，1964年11月初，由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试探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共中央对华政策。但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在祝酒时，居然对周恩来和贺龙说出“我们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搞掉毛泽东，让我们两国关系恢复正常”这样的话。

中苏关系陷入更大的危机中。在柯西金的建议下，勃列日涅夫决定，1965年2月柯西金在出访越南时，要充分利用专机在北京停留加油的机会，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触，力争缓和关系。

去越南途中，柯西金停留北京，与周恩来多次谈话。1965年2月11日，越南归来途中，柯西金与安德罗波夫再次停留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靠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一场哲学意味的会谈即将开始。

谈及中苏论战，毛泽东说，我们赞成你们搞公开论战……没什么可怕的嘛。我给罗马尼亚代表团讲过，公开争论，有什么不好，一是天塌不下来；二是树照样长；三是河里鱼照样游；四是女人照样生孩子……

柯西金忍耐不住了，他说，我们主张的公开论战，是理论性的公开论战，而不应在论战中侮辱人或给别人扣帽子。

毛泽东马上不无讽刺地说，那种公开论战不痛不痒，有什么味道呀！我赞成你们那个前年7月14日的信（即1963年7月14日，赫鲁晓夫主持下的苏共中央发出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该信对中共进行了公开指责），也赞同去年2月苏斯洛夫的报告那种公开论战。

两人谈话中出现了激烈争论的场面。苏方的中文翻译一是由于中文水平并不高明，二是被两国领导人当面大声嚷嚷的场面吓呆了，主动要求撤出。于是，由中方的阎明复为柯西金翻译。

毛泽东话题一转，谈到苏联即将召开的三月会议，话里颇有玄机地对柯西金说，周恩来总理同你谈过，他劝你们不要开3月1日那个会。我是教条主义者，拥护我的人不多，我倒是赞成你们开会……但我们不参加。

柯西金提出异议，说这个会不仅是我们自己想要开的，是许多兄弟党提出来的，而且你们过去也建议过。你应该考虑到莫斯科在去年10月中央全会后出现的新条件和新情况。毛泽东说，我们是看到了一些情况。柯西金说，我们现在就可以让步，同志式的，出于尊重……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好啊，我建议你们收回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尖锐批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信，撤销1964年2月全会决议。柯西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这，这，这”，一时竟结巴起来……

在毛泽东天马行空的风格面前，柯西金怎么招架得了。一直到双方告别，还是没有进展。柯西金这次北京之行无果而终。

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

珍宝岛事件爆发后，1969年8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当时，西方要趁机离间中苏关系，炒作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华盛顿明星报》曾在醒目位置刊登文章，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这并非空穴来风，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军方高层反应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

８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基辛格博士（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向他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美国至少应保持中立。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最可怕的是，一旦让苏联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到那时，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

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以为美方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假如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毛泽东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方针，全国很快进入“准备打仗”的态势。

4条临时措施让紧张局势缓和

1969年9月3日，胡志明去世。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周恩来赴越吊唁。获此消息，苏联领导层决定派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前往，届时可与周恩来会见。

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在越南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但周恩来来去匆匆，有意回避。等柯西金到达越南时，周恩来等人早已回到北京。

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旋即转告中国驻越大使馆人员，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

苏联方面同时通过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见面。

但一直等不到中方回音的柯西金，已经准备飞回苏联了。9月11日晨，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叶利札韦京被紧急召到中国外交部，通知他中国同意在北京举行中苏两国总理会谈。这时柯西金的飞机已经飞到苏联境内的塔什干了。

河内之行明显让苏方成员心情不好，大家在塔什干想放松放松，喝点啤酒。当时柯西金不在场，大家围着桌子刚坐下来，把酒瓶子打开，突然，柯西金冲了进来，向大家宣布：马上集合，到机场去。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到机场迎接。一见面，周恩来就同柯西金紧紧握手，以同志相称。柯西金声明，苏联领导人决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周恩来也立即说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严肃地指出，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

接着，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进行了3小时40分的坦率会谈。显然，周恩来对谈判有着充分的准备，提出了3条建议：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但什么是“争议地区”，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柯西金总结说：“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双方遂将此问题搁置。

周恩来说：“你们调了那么多军队到远东，到底是谁想打仗……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接着，周恩来缓和了语气：“你说呢？柯西金同志。”

最终，中苏机场会谈以4条临时措施使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周恩来还顺便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柯西金听到这里，顿觉大事不妙――中美联手将会置苏联于十分难堪的境地。但苏联人的性格是比较随意的，谈完以后，柯西金就指着苏联代表团随行人员，打哈哈地对周恩来说：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问题可在5分钟之内解决。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周恩来在外交上当然要高明得多，柯西金讲这些话时，他始终装作没听见，不予回应。

林彪“第一号令”

柯西金回国后，出于苏联内部原因，对北京会谈没有结论，只是笼统地表示同意在北京开始边界谈判，苏方愿意讨论中方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柯西金没有否认苏联向中国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苏联强硬派要求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

中苏一接近，美国就沉不住气了。美国中情局更是急不可耐，向有关情报部门发出指令，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停留3小时的详细情报。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

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州市。此时，他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当天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身份，口授了6条命令。10月18日，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为名，正式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第一号令”产生了很大的社会震动，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但战争并没有爆发。中美苏三角关系，由此拉开序幕。

（摘自2011年第6期《同舟共进》吴跃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