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 中国古文化中的“尚北”习俗 （下）
3. 以北为内
许多朋友提到：中国古建筑“面南背北”的习惯无非是出于采暖和采光的需要。这个解释当然不是全无道理，但肯定不是全部真相，因为它解释不了这样一个现象： 古人有将母亲和妻室安排在居所北部的传统 ，总不能说老人妇孺不需要采暖。“面南背北”的方位观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上古“以北为内”的观念。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这种观念在今日已荡然无存，我们只能在文字记载和一些沿袭至中古时代的习俗中看到它的遗迹。
在帝王宫城的布局上，太后和后妃的住所被安排在北宫。《周礼-天官冢宰-内宰》注曰：
“北宫，后之六宫。”
孙诒让《周礼正义》：
“古者宫必南向，王路寝在前，谓之南宫。... ... 后六宫在王路寝之后，对南宫言之，谓之北宫”。
《战国策·齐策四》：“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
宦官为皇帝“内臣”，其居所亦在宫城之北。所以《 新唐书 ·刘蕡传》说：
“方宦人握兵，横制海内，号曰‘北司’”。
普通人家居室的布局也有“以北为内”的规律。主妇的居所称“北堂”、“北房”。《仪礼-士昏礼》：
“妇洗在北堂。” 郑玄注：“北堂，房中半以北。”
又：
“舅姑共饗妇以一献之礼，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
所谓“南洗”和“北洗”是分设与南北两处的洗爵用的器皿。唐韩愈《示儿》诗曰：“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
古时文人也用“北堂”来代指母亲 。周鲁《类书纂要》：
“称人母，曰萱堂、北堂”。
宋代王禹偁《寄金乡张赞善》诗曰：
“北堂侍膳侵星起，南亩催耕冒雨归。”
《史记》里有“北鄙之音”、“北里之舞”两个词汇，都是指靡靡之音。《史记·乐书》：“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 史记 ·殷本纪》：“帝纣 ……好酒淫乐，嬖於妇人。……於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 ‘北鄙’是北郊之意，‘北里’则是城北的街巷。从这两个词看，商代首都朝歌的北部应是歌舞伎的集中地，她们可能来自于战争中虏获的女性。将妇女们靠北安置的做法，看来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并且一直延续到中古时代，所以到了唐代“北里”又成了烟花柳巷的代名词。
也许有的读者会说，把妇女安排在北边是不是因为“北”属于阴性的缘故呢？没有证据说明这种阴阳与方位配属的理论能够早至商代，何况这种解释与北尊位的观念存在逻辑上的矛盾。这种现象应是出于“以北为内”的观念。一个旁证就是除了女性之外， 古代帝王还有安排“自己人”靠北居住的做法。
比如汉代就有将功臣勋旧的宅第安置在靠近皇城北门外以示恩宠的现象，这种宅第被称为“北第”。《 汉书 ·夏侯婴传》：
“孝惠帝及高后… 乃赐婴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异之。” 颜师古注曰：“北第者，近北阙之第”。
汉孝惠帝把最靠近皇城北门的宅第赐给夏侯婴，给出的理由是“近我”，表示对他的尊重和另眼相看。所以唐刘长卿有诗云：“功高开北第，机静灌中园。”
先秦时的“内外观”，也体现在地名上。就像我们今天说“关内”、“口内”，是以城关为界而言，它们都是中古以来“以南为内”的观念之体现。黄河也是阻隔交通的天堑，所以古时有“河内”这个地理概念。但它的含义，却是与中古以来的内外观截然相反的。《中国古代地名大辞典》对“河内”的解释是：
“大河以北，总谓之河內。”
对！您没看错，上古时的“河内”，就是泛指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水经注疏-冀州》给出了比较详细的界定：
“ 古者河北之地，皆谓之河内 。自战国魏始有河内、河东之别，而秦、汉因之以置郡。《周礼》所谓河内，不止河内郡地也。今即兼幽、并言之，亦无不可，必欲书境界，曰河内惟冀州，庶几得之。”
《水经注疏》这段首句的“古者”，指的是战国之前。从战国开始，“河内”的地域有所缩小，开始有河东、河内之别。《水经注疏》成书的年代，河内郡的范围更小，专指黄河北岸的怀州（今沁阳）之地，但书中指出，《周礼》所言之“河内”地域广大，包括幽州并州在内，与上古冀州的概念是重合的。
《史记-货殖列传》：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
《史记正义》：
“ 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 ”
“古帝王”指的是尧舜禹时代的帝王，这三位的都城确实都在河北之地。《尚书正义-卷七》：
“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也”。
《尚书-夏书》、《诗经-七子之歌》：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唐氏即帝尧。
《史记正义》的“河南为河外”之界定，可谓振聋发聩。 古中国最原始的核心区不在河南，而是在“河内”，即古冀州。 所以《淮南子》中说“冀州曰中土”。关于冀州在上古时代的特殊地位，也许我们还要专文论述。古冀州的范围随时代不同有所变化，但其南界和西界一直非常清楚，就是黄河，北界却从来没有限定。《尚书-禹贡》说冀州“厥土曰白壤”，苏秉琦认为指的是辽西和内蒙东部的白沙质土，与《水经注疏》的“兼幽、并言之，亦无不可”，可以互相印证。
了解了上古“以北为内”的观念，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黄帝登上历史舞台的揭幕之战发生在涿鹿，又为什么武王克商之后“封黄帝之后于蓟”。
夏商两代覆亡之后，其不肯降服的余众大多向北逃亡。乐彦《括地谱》说夏亡之后，桀的儿子獯粥 “妻桀之妻妾，避居北野，中国谓之匈奴”，《史记-匈奴列传》开篇即言“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算是为这种说法做了背书。郭沫若、胡厚宣等人的考证则认为夏的余众建立的国家就是甲骨文记载的位于西北方的“土方”。根据卜辞记载，土方是早期殷人直至武丁时代长期征讨的对象。
商亡之后，纣的叔父箕子北奔朝鲜是人所共知的。也有学者认为箕子所奔之“朝鲜”并不在朝鲜半岛，而是辽西大凌河流域，可聊备一说。不管是哪儿，正如傅斯年所说：“若非早有经营，以亡国之余烬，焉得贸然前往？”
《史记》说纣的儿子武庚在伙同管、蔡、霍“三叔”叛乱之后被周人诛杀，但《逸周书》说武庚北奔。《逸周书-作雒》：
“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
王子禄父即是武庚。《史记》中记载殷后有“北殷氏”，顾颉刚综合了多处史料认为正是武庚和殷人余众所建的国家，位置也在辽西。
夏商两代的“北奔”现象，与“以北为内”的观念一定有内在的联系。夏人和殷人对西北和东北方位的尊崇，也可以与这些现象对照来看。夏人的考古材料不多，殷商“东北起源说”的证据可谓蔚然大观，越来越难以忽视。
“以北为内”的观念与中古以后形成的内外观反差非常大，对这个180度转弯的原因，李济在一次演讲中做了非常通俗化的解释。他说“我们（现代人）都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始皇修了一条长城，把北方故地放弃了，造成后人都以为中国史只是长城以南的事。
战国秦汉之际中原与北方的关系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据林沄先生的研究，直至春秋时代中国北方的戎狄依然是半农半猎的民族，并非游牧民族。至于畜养牲畜、喝母畜的奶，在那时还非常罕见。但后来有两个因素促使这里向游牧社会转变。一是携带乳糖耐受的变异基因的印欧人的扩张压力，二是气候的变冷。单位面积的草场上，挤奶畜牧业生产的卡路里，五倍于屠肉畜牧业，更远高于狩猎。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东亚北部以射猎为生的人群不得不转向游牧生活方式，他们逐渐学会了用发酵乳品来消解乳糖不耐。而气候变冷使得森林退化为草原，草原变为荒漠，农业线大幅南移。虽然这两个因素的发端都很早，但东亚北部的“游牧化”最终完成于战国时代。游牧带来的高机动性、东亚高度发展的射猎技艺，与寒带生活磨砺出的蒙古种诸民族相结合，使得后者迸发出巨大的战争潜力。印欧人的东扩就此止步于中亚。据前苏联学者的研究，马车和青铜武器的技术，通过战俘传给了西伯利亚南部的蒙古种居民。开启了后者及其子孙们在其后数千年冷兵器战争舞台上的统治地位。东亚北部的游牧化，使得长城两侧的生产生活方式出现巨大的鸿沟，文化渐行渐远，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在游牧群体的劫掠威胁下，中原政权对北方逐渐采取守势，人们的文化心理和认同也因此发生了巨变。这正是始皇修长城这一事件的背景，李济先生用这一标志性事件对古今观念落差的原因做了高度的概括。
4. 总结
以北为尊、以北为源和以北为内这三个观念当然不是相互孤立的，它们必有一个统一的逻辑。这个逻辑应与古华夏人群自北而南的迁徙活动有关。比如说，无论行进还是扎营，妇孺都被安置在迁徙队伍的后方，所以妇女靠北居住成了惯例。
从“北”为“背”之古字来看，中国古人有“南向”的深刻习惯。《礼记》亦称“生者南向”。众所周知，中国古人发明了利用地磁原理指示方向的仪器，它被命名为“司南”、“指南针”，但同样的东西在欧洲却被用来“指北”。
指北针，不一样的视角。
现代汉语中也常把“指导”、“引路”譬喻为“指南”，这都反映了中国古代先民十分强烈的南向传统。中国古地图的“南上北下”的布局，也显示绘制者采用的是“向南看”的视角。《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里面"北山愚公"的宏愿是“指通豫南，达于汉阴”，正是先民筚路蓝缕的南迁历程之缩影。向南、向南、再向南，有史以来中国境内人口的流动以自北向南为主要方向。但在有文字记载之前，这种流动就一直在进行。正是这个南进过程，塑造了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本身。
但先民们对北方故地的记忆，历经悠久的岁月，一直留存在中国文化的底色里。从“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到“葬必北首”、“卜必北向”，这种记忆曾经十分鲜明。《庄子-天运》中说：“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是何也？则去之远也。”先秦古文献里时而可见对遥远北方来历不明的情结，充满神话色彩，或是历史记忆的另一种折射。但把它包括在“尚北”风习里面似乎不太合适，就不再展开了。
本篇“尚北风习”的介绍言尽于此，但其全部内涵，却远没有说完。比如说龙、风、玉、龟这些中国文化的标志性崇拜物，也一定在它的范畴之内，但这就要花更多的篇幅来论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