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古代滇人留下的光辉灿烂、独具风格的青铜文化并非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是越人或氐羌民族先民创造的：而是以云南古代濮人（即莫—孟人）为主，并有较多氐羌和部分百越族系参与形成的。
关键词：
古莽之国；靡（芈）；莫（孟）；孟获；蟒蛇
中圈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06）02-0085-05
本文所说的古滇文化，主要是指秦汉时期滇池区域一个被称作“滇”的集团为首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滇国的文化。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可知“滇”是靡、莫这两个族群中势力最大的一个集团。由于该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最强，是当地的统治者6他们在秦汉时期建立了国家。《列传》又称它为“滇大国”。汉武帝曾封其首领为滇王，并赐“滇王金印”。但这个国家由于很快消失，故在其后的2000余年里，人们几乎不了解它曾创造了独具民族特色的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
云南省博物馆从1955～1960年在晋宁石寨山滇王室墓葬群进行过4次发掘，共清理了墓葬50座，出土文物4800余件，其中就有“滇王金印”。l972年云南省博物馆又发掘了江川李家山墓地；共清理墓葬27座，出、土文物1700余件。199l～1992年又清理墓葬58座，出土文物2000余件。这些考古发现，使这个淹没2000余年的文明古国重新展现出来。秦汉时云南这个青铜文化发展程度最高、影响深远的古滇文化又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但是滇池区域青铜文化是哪些民族创造的呢？学术界有多种观点：
有专家认为：“今若称晋宁文化中的主要民族为靡莫，或者为濮，则不如称之为滇，似乎更为有据。”
[1]
但是“滇”仅为靡莫族群中较大的一个集团，而且它与后世居住在滇池区域的民族有哪些渊源关系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因此，许多专家学者又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观点认为古代滇人系氐羌族系，而以彝、白族说较普遍
[2]
；
第二种观点认为滇人属于百越族系的一支
[5]-[6]
；第三种则认为属于南方民族中的濮人，但对濮人也是各有主张，有的认为滇濮为“越”，有的认为濮为“羌”，就持濮人为单二族群者，也未明确阐明它与南亚语系民族的关系
[7]
。笔者认为古滇文化是以盂人（南亚语系民族）为首创造的，同时包含着较多的氐羌文化和一些百越文化的因子。下面就这个问题作些论述。
一、从古莽之国说起
《列子》周穆王篇载：“西极之南隅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国。”岑仲勉先生认为“《列子》的传说当在庄蹯入滇之前，云南不是汉族势力范围，则昆明族当日所在地域，战国前称为‘西极之南隅’是恰当不过的”。同时，他还对一些古语作了考证，得出结论说“汉初滇、黔间吉蔑语还相当流行”
[8]
。笔者认为，岑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从某些苈史线索考查：‘云南在古代看莽人存在是有依据的；从汉晋时期直至今日，都可找到他们的继承关系。
“莽”，在记载云南的一些史书中又写作“孟”、“猛”、“莫”、“茫”等，滇池区域的民族，汉时写作“莫”，晋时：写作“盂”，唐时永昌地区的“茫”（盂）人，明清时的莽人，今日云南境内的莽姓及莽人都是他们的后裔。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他们有的保留着古老的民族称谓，有的被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云南金平县勐拉村的莽人约500人，是我国盂高棉语族中人数较少的群体，自称“莽”。（参见李道勇《我国南亚语系诸语言特征初探》）。这是保留古老民族称谓的一例（现今越南、老挝也有许多莽人）。保山县瓦窑乡至今还有许多莽姓居民，现在都操汉语，但都是莽人的后代。保山地区有莽林、莽寒、莽王、莽水等许多带莽字的地名。明清时永昌（今保山地区）有许多莽姓土官，如
《明史·土司传》洪武十七年“置施甸长官司以土酋阿（莽）干为副长官”。《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施甸长官司土长官莽氏，今沿袭至莽崇德昕袭。”又洪武二十三年西平侯沭英言：“永昌居民鲜少，宜以府卫合为军民使司，从之。置凤溪长官司，以永昌府通判阿凤（蒲人，莽姓）为土官。”《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凤溪长官司正长官莽氏，今沿至莽成龙听袭。”天启《滇志·永昌府》载有“水眼巡检司土巡检莽氏”、“甸头巡检司土巡检莽氏”。保山县“十五喧二十八寨”中属于千夫长、副千夫长的土官有：石册寨莽氏，施甸东山寨莽氏，下腾场寨莽氏，金齿东山寨莽氏，甸头寨莽氏，保场寨莽氏，乌邑寨莽氏；属于百夫长的有波艮寨莽氏，木瓜郎寨莽氏，呵思郎寨莽氏，南窝寨莽氏，周册寨莽氏，信邑寨莽氏，瓦窑寨莽氏，锦邑寨莽氏，老姚寨莽氏，交邑寨莽氏，牛旺寨莽氏，山邑寨莽氏，蒲缥寨莽氏等等。莽在盂（莽）语中的含义系首领、王的意思。清嘉庆八年（1803年）立《蒋（笔者按：明正统时赐姓，改莽为蒋）德昌墓志铭》云：“权贵最上者日莽，所以滇西多莽官焉。”唐代樊绰《云南志》记载茫人部落也说“茫（莽）为其君之号”。这里给我们提供从春秋战国时的古莽之国到西汉时莫（莽），到公元14年记载的盂迁、三国时的孟获、魏晋时的盂姓（南中大姓），再到唐代的茫人，明、清时莽人之间都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二、靡莫之属新解
前引《史记·西南夷列传》有“靡、莫之属”记载，对于这个靡、莫之属，以往都把他当作一个族群看待，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及考古工作者发掘到一些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使我们有可能提出新的解释。笔者认为“靡、莫之属”不只是一个族群，而是两个族群。“靡”，刘宋大明二年（458年）立的《爨龙颜碑》自谓“系出于芈（音米、靡）”，而且这个靡人与濮（莫）人的关系和活动还可以上溯到公元前7世纪，《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楚大饥……靡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爨氏其先为芈（靡、糜），称为楚姓。这些记载与《爨龙颜碑》可以互相印证。远在春秋时期爨氏先民即能统率百濮，表明他们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的实力。这就说明《史记》所纪的“靡”与楚西南的靡和爨氏先民有一定的历史关系，亦即今日彝、白民族先民。．春秋战国和秦、汉时的靡，南北朝时的爨，今日的彝、白的历史继承关系就比较清楚了。
《列传》还说：“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汉书作劳深）、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史学界多认为西汉武帝时在云南设益州郡下属24县之一的同劳县即在今陆良，即劳浸人住地。汉王朝与劳浸、靡、莫作战和打败劳浸、靡、莫人后，即在今陆良、江川、通海一带设立了同劳、胜休两县。同劳县，是否是劳浸人的住地不得而知，但一般可作这样解释。按史记记载西汉王朝战胜的是靡、莫，但为什么没有设“靡、莫县”，而是设立“胜休县”呢？据《元史·地理志》载：地处杞麓湖之南的河西县，“其地名休腊”。景泰《云南图经志书》陆良州建置沿革载：“蛮云修纳（腊的近音字），又名瓦子，讹为瓦作。”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西汉王朝设立的同劳、胜休二县都在休腊人的住地。之所以叫“胜休”，那是因为他们战胜了称为“休腊"的民族，取得了对休腊人的胜利之后为玄耀自己的武功而取的一个地名（王莽时改为胜焚，因为这时起兵反抗的首领是焚人）。《元史·地理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今陆良、通海一带，西汉武帝时这里的民族称为休腊（纳），“休腊”当是因休腊人住居而得名。这些休腊民族又被称作“瓦子”或“瓦作”。这些被称为“瓦子”、“瓦作”（唐代樊绰《云南志》写作“望苴子”，战斗力很强，常作南诏出征的先锋队）的‘“休腊”人，其名称与现今佤族的称谓完全符合。佤族从古至今都称为腊”、“腊佤”或“佤”，称首领为“孟”（猛、莽、茫），直至今日仍然如此。“休腊”人与滇同姓相扶，也再次说明滇人与南亚语系民族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莫”（孟）与“休腊”为同一民族；“莫（盂）”是“休腊”民族首领的称号，而“休腊”则是民族的名称。
前面我们已提出滇池区域在春秋战国时有“莽”人之国，秦汉时有“莫”（莽、孟）人族群。新莽时期，公元14年，胜休地区燹人若豆、盂（莽）人孟迁起兵反抗，历时10年之久；王莽在灭亡前夕曾大赦天下，却把若豆、盂迁列为不在赦免之列的“罪人”。三国两晋时期云南有许多孟氏．著名人物，如盂获（下面再述）、盂炎、盂通将军、盂岳将军、盂干将军，建宁太守盂彦等。这样，春秋时的百濮，战国时滇池区域的“莽”（盂），汉时的“莫”（盂），三国至魏晋时的“盂”人，隋唐时的“茫”人及以后的蒲人的继承关系就比较清楚了。
现今云南及中印半岛的越人系统民族中，都普遍流行着“天是天神造的，地是腊佤人开的”传说，这似乎表明，在越入进云南及中印半岛之前时，佤人已生活在当地了。关于孟获的族属盂获是古代滇池区域哪个语系民族，未见《三国志》及当时的其他史书记载，但因他是滇池区域的大姓，是“夷汉所并服"的领袖人物，后世的彝、傣、蒲人及其他一些民族中，都有盂获是本民族先民的传说。有些学者对其族属也作过探讨，有的主张他是汉族，说“历史上盂获的身份是南中大姓……南中大姓的族属是汉族，所以孟获的族属是汉族”
[9]
。但较多的学者主张他是少数民族，明诸葛元声《滇史》卷三：“孟获者，建宁蛮也。”章炳麟《葑汉昌言》卷五引《南中志》孟获为中丞御史，附论日：“中丞威慑百僚，乃以夷首为之者，以其无族姻远朋党也。”认为他是“夷首、”（少数民族首领）。也有人认为他是乌蛮的，“《蜀中广记》云：‘西北生番有孟董十八寨，三国孟获、董卜之裔也，谓之盂董……唐时求内附，处其众为维霸等州。此皆青羌所居之地，则盂获可相信为乌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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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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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的认为在凉山、贵州、广西都有部分彝族群众称盂获是他们的先民，所以孟获的族属应是古代彝族首领。《辞海》称盂获为“彝族首领”。有的认为盂获是“夷化的汉人”或“汉化的夷人”
[11]
，笔者认为孟获是接受了汉文化的“孟”人。其理由是：明时杨升庵所著《滇程纪》在蒲蛮哨下记载：“蒲蛮，实孟获之遗种也。”又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徐霞客，在游历顺宁（今凤庆）时，对当地民族做过调查，并在游记中写道：“顺宁，旧名庆甸，本蒲蛮之地……土官猛姓，即孟获之后。”《永昌府志》诸葛祠下记载着：“蒲人敬诸葛公特盛。”永昌境内有傣、彝、白、阿昌等族，唯有蒲人特别崇敬诸葛亮，这与其首领盂获诚心归附诸葛亮不无关系。康熙《东川府志·种人》记载：“盂人，亦靡、莫种，蜀汉盂炎部民……当诸葛亮南征，斩雍闽，释孟获，擢炎为辅汉将军，召诸蛮赐以汉姓，祠炎于金钟山下，岁时祭祀。”这条记载也说明盂获、孟炎是盂人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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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明确的是“孟”并不是诸葛亮南征时“赐以汉姓”的，因为公元14年，胜休地区孟人的首领“孟迁”就率众参与爽人若豆为首反抗王莽的起义，在诸葛亮南征（225年）前200余年就有“孟”人的记载了。这些史料值得重视。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雍闽使建宁孟获说夷叟。”三国时的建宁，即今昆明、曲靖、玉溪一带，即滇国的中心区域。因他本人是少数民族首领，与其他少数民族首领关系密切，雍闽即利用盂获的这个关系，让他去鼓动其他少数民族领袖共同反蜀。结合前面对滇池区域莽、孟关系的论述，说盂获系出自南亚语系的“盂人”民族似乎更有理由。
四、蟒蛇、铜鼓和图腾柱
晋宁石寨山滇王族墓葬出土的贮贝器（12：26）盖上铸有l 27个人的祭祀场面，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定为“杀人祭铜柱场面盖虎耳细腰铜贮贝器”，《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定为杀奴祭祀场面，总的说来这是滇王国的一次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从这次祭祀场面看，是在固定的祭祀场地举行，广场中间靠前有一长方形楼房，质量较高，并非临时性建筑。楼中央坐一梳银定髻的女人，左右列坐8人。左、右、后三边排列16具铜鼓。屋后立一圆铜柱，柱上端已残，现存部分高6厘米，柱身上盘着一条巨蟒，口内正在吞食一人，其人腰以下被吞入蛇腹，上半身尚在蛇口之外。《报告》认为：“铜柱和蛇可能是他们的图腾。”又（M20：1）《报告》定为“杀人祭铜鼓场面盖铜贮贝器”，盖中央作大、小铜鼓3个重叠之状。因此，蛇、铜柱、铜鼓应是滇人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的主要标志，也是考察古滇文化民族属性的重要方面。
首先是蛇的崇拜。世界许多古代民族中都有崇拜蛇的记载：《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说“女娲，古神女而帝后，人面蛇身”。又《帝王世纪》“伏羲……入首蛇身”。《徽春秋·阖闾内传第四》：“子胥乃使……立蛇门者，以象地产也。”又吴王即送勾践“于蛇门之外”。元时周达观著《真腊风土记》载：“土人皆谓塔之中有九头蛇精置乃一国土地之主也，系女身，每夜必见。国主则与之同寝交媾，虽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与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见，则番王死期近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则必获灾祸。”此外，印度阿萨姆的卡西族与缅北和云南的佤族同属南亚语系民族，他们都崇拜一种名叫U.thlen的巨蛇，认为只有用人作牺牲，向它祭献，才能使它满足。“而这种蛇神崇拜是柬埔寨人的宗教信仰的特征，正如福帕斯说的，他无疑是孟。（Mon）族最早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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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古代许多民族都信仰蛇的情况下，滇人的信仰应与哪个语系民族关系最密切呢？以《史记》所记“靡）、莫（盂）之属”考察，靡（爨）人的原始宗教是崇拜虎的，即是以“虎”为图腾的，直至今日仍然如此，但在所发掘到的大量的青铜器物看，虽有许多带有虎的器物，如虎耳细腰铜贮贝器（M12：26），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青铜牛虎铜案（24：5），还有许多青铜艺术品上有虎出现，但虎在滇人的原始宗教祭祀中不在主要地位，与滇人崇拜蛇迥然不同。相反，用人作牺牲二向蛇祭献这一点与福帕斯关于“他无疑是盂族最早的宗教信仰"的结论完全吻合。说明滇人的蛇崇拜就是史记所纪“莫（莽、孟）人”的宗教信仰。明代云南右军都督沐琳出兵阿瓦（以佤人居住得名）地区时，曾留下诗句：誓蛇首楼船十丈长，船头铙鼓乐声簧，篙师百橹齐摇出，阿瓦城边水似汤。”这说明到15世纪中叶，在瓦人中还保留着崇拜蛇的习俗。
其次是铜鼓，它是春秋战国时居住楚雄一带的民族创造的，墓葬中出土的铜鼓据C14测定据今为2640±90年，这里的铜鼓后来在滇池区域得到高度发展，并成为他们的神器、重宝，同时也是祭祀时敲击的乐器，如铜鼓（M12：26）盖上在祭祀房四周排列着16具铜鼓，祭祀房后铜柱的两侧，各置一大铜鼓。还有一具称为《杀人祭铜鼓场面盖铜贮贝器》（M20：1）中央就有类似用3具铜鼓迭成的铜柱，但是钢鼓系滇人在举行原始宗教时陈列在显著位置的神器，它的主人应属“莫（孟）”人和“靡”人。至于以后传播到其他民族中那是另一回事了。对于首创铜鼓的民族，经过学术界百余年的研究，已经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看法：“现在研究表明，首先创造铜鼓的不是越人系统骆越人，而是生活在云贵高原上的濮人，嗣后铜鼓才传到百越地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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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前研究铜鼓的考古学者们的共识：也就是说云南省古代铜鼓的仓糙者不是越人，也不是氐羌人，而是云南古代的濮人。这与《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说的“滇濮”，把滇国的民族界定为“濮人”的记载也是吻合的。
再次是铜柱。从靡、莫后人考察，盂（莫）人后裔保留立图腾柱的习俗。光绪《续修顺宁府志》载“江心铁柱”说：“旧志：在城东二百里，西密瓦屋山下，即澜沧、黑惠二江合流处有铁柱，径尺长，与江水相上下，或出水面尺许，人往往见之。”又“武侯石柱条’？说：“旧云南通志：在右甸达丙里畦间，相传武侯制以摄服群蛮。旧志：宋时矣堵寨夷人掘得此柱，撼之微动，欲穷其本，虽竭千人力终不能拔。”文在兹有诗云：……一江高立铜标柱，半截轻移铁树宫；臣相威灵犹在望，斜栽石笋镇遐封。”把达丙石柱说成“武侯石柱”这是附会，但昌宁达丙出土与楚雄万家坝同时代的铜鼓，以及达丙这个地方很早就是蒲人的住地，达丙这一地名也是源于蒲人的，达在蒲人语言中为“长老、家长”之意，”后来演变为“首领”。’因。此笔者认为这里的石柱是孟族系属的蒲人先民所立的。
《后汉书·马援传》著引《广州记》云：“援到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广东通志·古迹》记载：“汉马援既平交趾，立铜柱为汉界，相传在钦州，古森洞上有援誓日：铜柱折，交趾灭。唐马聪又建二铜柱谗著唐德，以明其为伏波之裔。今未详所在。日南郡西有西屠夷国，援曾经其地，亦植二铜柱，表汉界，及北还，留十余户于柱下。至隋仍有三百余户。”根据以上记载，马援立铜柱是为了表示汉朝的边界和镇服交趾人的。铜柱何以能镇服交趾人呢？因为交趾人是崇拜图腾柱的。据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的《越南历史》云：越语属于南亚语系，是东南亚地区最早的语言之一，又说“孟高棉语族和越——芒语族一样，都是属于南亚语系”。在越南古代有许多南亚语系民族居民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崇拜图腾柱，与滇池区域的南亚语系民族崇拜图腾柱可互相印证。
汪宁生教授在《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一书中曾就沧源崖画和铜鼓图像中头插羽毛者，崖画和铜鼓图像中持盾牌者，崖画狩猎画面和石寨山、李家山出土的铜扣饰和兵器上常见的装饰图像，崖画和铜鼓图像中鸟饰干栏及舂米人像以及牛这种常见动物，头戴兽尾、兽角等诸方面作了比较，其结论是：“以上足以说明，崖画创作者和云南青铜文化的主要居民，在装束、爱好、信仰乃至一些仪式上，是有共同之处的。两者的时代不应相差太远。它们应是同一阶段文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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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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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学术界也多认为沧源崖画与云南濮人（盂高棉族群）有关。
五、滇池区域孟氏的衰落
关于滇池区域的大姓盂氏，除了盂迁、盂获、孟炎之外，《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泰始七年（271年）春，吴主孙浩遣大都督薛栩、交州刺史陶璜率20万大军伐交趾。稷遣（毛）灵及将军建宁盂岳等御之，战于封溪（在今河内西北）众寡不敌，将军盂通被杀，孟干被俘后解往吴都，后逃往洛阳。到咸和八年（333年）李雄占据南中，以霍彪为宁州刺史，因与建宁孟姓不相容而被缚于晋。《晋书·成帝纪》说：“咸康五年（339年）三月乙丑……建宁人盂彦执寿将霍彪以降。”《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说：“咸康五年夏，建宁太守盂彦率州人缚宁州刺史霍彪于晋，。举建宁为晋。”可知孟氏在这时仍拥有势力。唐代还有升麻县令孟耽。又樊绰《云南志》卷四载：“爨归王袭杀盂聘、盂启父子，遂有升麻川。”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汉滇王国之后，直到爨氏称霸南中之前，除公元14年焚人若豆为首起兵反抗王莽政权及有些时间为汉族统治者外，滇池区域的权力在多数时间里都掌握在孟人手中。如在滇池区域有反抗王莽政权的第二号人物孟迁，三国时的盂获、盂炎，3世纪70年代有孟通、盂岳、盂干这些将军，公元4世纪30年代有建宁太守盂彦等。
在研究滇国的历史时，存在一个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问题：自西汉以后，建立滇国的民族哪里去了？笔者认为自西汉起，他们在不断受到中原王朝的军事打击之后迁离或调往他地。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分其赢弱配大姓焦、雍、爨、甾量、毛、李部曲”。盂获的主要力量被调往成都，剩余的部分成了其他大姓的“部曲”，这样孟人很自然地就融合到汉族和爨民族当中。此后，对孟氏打击最大的当是与汉族大姓霍氏的斗争。《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在论述霍氏与孟氏的斗争时说：“自公元，33殳年，大姓霍氏和孟氏火并同归于尽之后，爨氏成为南中最有势力的大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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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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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盂人经受了这些打击之后，所剩势力不多了。随着爨氏的崛起，孟人的剩余势力进一步融入汉族和爨民族中。至此，除《东川府志·种人》中尚有记载外，在古滇国境内已见不到盂人了。
六、关于百越系统民族
根据考古资料，在我国东南和南部地区普遍发现一种在器表拍印几何印纹的陶器，火候较高，质地坚褪，通称为“印纹硬陶”。有的在陶器的外部加釉，又称“釉陶”或“原始青瓷”。1978年在江西庐山召开江南地区印纹陶学术会议，与会考古专家普遍认为印纹陶的主人就是古越人，并推定它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兴盛时间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衰落时间柏当于中原战国秦汉时期。印纹陶的分布地区与史书记载百越范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大致相符。故大多数学者认为印纹陶乃是百越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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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炳钊先生还认为：“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我们认为‘越’和‘濮’是两个不同族群，—个分布在东南，一个分布在西南，有明显不同的居住区……濮人居住地仅在江汉流域，即长江中游，也就是商周时期南部国土或南部方国的地域界限。而当时在东南和南方地区未见有濮人活动，记载百越也未为商、周王朝的辖区。”汉晋时期，濮人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从考古文化来说，西南与东南地区明显有差异，西南地区并不是印纹陶文化分布的主要地区。故百越与百濮应是我国古代南方地区两个不同的族群名称。
从广西明江花山岩画反映出越人的崇拜对象是蟾蜍（蛙），云南早期铜鼓上不见蛙的标志，有蛙饰铜鼓的制一造时间较晚。“元江它克岩画有二些双手上举两腿曲蹲的‘蛙人’形象。这种动作的人物图像，在石林岩画、广西左江岩也多有出现，这是祭祀的时候特有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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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动作在滇人的祭祀场面中未见到。在云南沧源岩画中也未见到，倒是在耿马大芒光岩画中有蛇图腾的图像。“又曲靖珠街八塔台古墓群的发掘，也很有参考价值。该墓葬层层叠压，最下一层是春秋战国时期竖穴土坑墓，共128座，出土一批青铜器，就初步观察，其风格接近石寨山青铜器，属滇池青铜器文化范畴。但其中有的器物与古夜郎文化有某种关联，而从八塔台出土的陶器中，又可以看到与我国东南地区的文化有关联。这一地区在古滇国时期是滇文化范围之内但又有某些不同特点的地区，其居民可能是滇族之外的‘同姓相扶’的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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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说明滇东地区因与夜郎和越人住地接壤，和他们有物质文化交流，但主流是滇文化。元江、石林越人蛙文化的遗迹，说明越人很早就进入滇东南地区，但蛙没有成为滇人的崇拜主体，也说明蛙文化对滇文化影响不大或没有什么影响，蛙崇拜与滇文化是完全不相同的。《华阳国志·南中志》有“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的记载，但常璩著书距滇国已四五百年了，到这时云南有许多越人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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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unique and brilliant bronze culture bequeathed by the ancient Dian people was not created as some scholars believes by the ancestors of the Yue people or Diqiang people．The ancient Pu people（Mo-Mong people）played a major role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ure，with Diqiang people and Baiyue people participated．
Key-words
：
The ancient uncultured state；Mi people；Mo-Mong people；Mong Huo；Python
载于《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代丽）
来源/作者：民族文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