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 的“理想国”已表明，对自由意志的“物化”规定必将导致对自由意志的抹杀； 亚里士多德 则恢复了个体自由意志的 不确定性 和选择的权利。他说：“所以道德性依乎我们自己，过恶依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权利去作的事，也有权利不去作。我们能说‘不’的地方，也能说‘是’。如果做高贵的事情在于我们，那么不做可耻的事情也在于我们；如果不做高贵的事情，在于我们，那么，做可耻的事情也在于我们。”无疑，行善不仅只是行善，而且本身就是 不作恶 ，作恶也不光是作恶，本身也是不行善。做一件事的自由意志本来就是两面的：要这样而不那样，因而自由意志必然是一种选择，即二者之一。人既然有行善的自由意志，也肯定有作恶的自由意志，反之亦然。“作恶出于自愿”，这甚至不能有苏格拉底的“无知”辩护。因为，如果你不愿作恶，谁叫你不去增进自己的知识呢？如果你陷入了不得不作恶的境地，那么你最初仍是自愿陷入进去的，因为你本来有不陷入这种境地的自由。这就揭示出，对善或对恶的自由选择的意志是一切善和恶之所以成为善和恶的根源。的确，如果人注定为善，那就不存在真正的善；如果人注定为恶，那也就用不着处罚恶人了。人们谴责恶行，是因为它本来可以行善。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看似全面，却仍然遇到了意志和知识、及 动机和效果 的矛盾。苏格拉底已指出，如果没有正确的指示引导，主观上善良的意志很可能会导致恶劣的后果。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德行是顺从正当的理性的指导的；”但他又认为：“从性格所发生的行为与其状态，却不是具有同等样式的自愿；因为我们只有在明白了特殊事实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始终作为我们的行为的主人；但是性格或习惯的养成，如同疾病的发生，也是渐渐的、一步步的，不可知觉的；因此，我们只在我们的习惯的开端时是主人。

英国 伦敦大学 的神经 生物学家 派屈克·海嘉德（Patrick Haggard）在2005年6月份比较清晰地论述了这样的观点。他是在研究了80 年代至2004年由 美国 、法国和英国的神经生物学家做的实验结果后做出这个论断的。这些实验旨在阐明当我们决定做某个动作时大脑的活动机理。派屈克·海嘉德教授阐释说：“通常，人们都相信做某个动作时，比如天冷了，伸胳膊去取衣服，我们做这个动作是因为我们想要这样做了。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想要执行某个动作首先独立产生于大脑的某个领域，接下来我们只是感知到执行某个动作的意愿，然后我们才做这个动作。”更确切地说，一方面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行动的动机，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法选择执行这个动作的精确时间。

脑力活动的巅峰

我们可以断言，那些度假的人早晚会按预计离开沙滩的，他们却不知道这个动作发生在哪一分哪一秒，因为这个决定是不为人所知的，所以说我们的自由意志，即按自己的意愿行动的 官能 ，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重要。这个观点向有几个世纪历史的古老哲学提出了挑战，甚至可以说是对哲学观点的侮辱。派屈克·海嘉德的观点有什么根据呢？显然他的结论是建立在2004年里昂 认知科学 研究院神经生物学家安吉拉·西里古（Angela Sirigu） 的实验基础上的。实验很简单，只需要15 名自愿参与者：他们围坐在一张装有按钮的桌子旁，当他们自己认为应该去按按钮的时候，他们就会收到行动的命令。不过实验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当他们决定行动的那一刻，我们要记下专门为此实验设计的钟表的指针位置 （指针转一圈为2.46秒）。在此期间，他们大脑的电子活动被脑电技术记录下来（通过装在他们头顶的电极记录），以便破解“潜在动机准备”的开始的时刻： 神经元 电波的突然增加表明大脑开始发动行动，准备去按按钮。这也就是大脑决定行动的真实时刻。

如果说哲学界历来都迷恋于这个概念，而神经生物学却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们认识到了大脑意识器官对动作的无意识。也就是说“想做”一个动作只是大脑在不为意识所知情况下发出命令后引起的一个结果！安吉拉·西里古解释说：“请看当行为主体决定按按钮时大脑内部有哪些反应吧！我们看到一切都开始于无意识的大脑生理运动程序。 大脑皮层 的前 额叶 区（位于眼睛上面）预先已经储存了在某个时刻触摸按钮的命令，它刺激顶叶皮层。顶叶皮层位于头颅的后上部，此区的功能之一便是监督管理原命令的执行。当 运动皮层 按命令触摸按钮时顶叶皮层就会有反应。

无论如何，自由意志仍起决定作用，由一个人、两个人、甚至是集体所做的较为复杂的决定都是来自于有意识参与的深思熟虑。在这一点上，自由意志起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自由意志行为被归纳为去获悉大脑下达的决定，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服从大脑的选择呢? 根本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