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出有“中国气派”的哲学史来，是建构“中国哲学史”要面对的根本问题，其中存在多方面的内在关系，亟待解决。在当代的中国哲学史家中，郭齐勇先生可能是对此最具自觉意识者。

郭先生自觉继承了武汉大学萧萐父先生编撰《中国哲学史》的传统，对重写“中国哲学史”倾注了巨大的心力。他主编或独著了多种《中国哲学史》，并作为教材在高校被广泛使用。日前，他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名家专题精讲”丛书中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十讲》。令人振奋的是，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由他主编的学术版多卷《中国哲学史》也即将面世。我们从他新近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十讲》中颇能了解他如何通过协调哲学领域的诸多关系，来建构“中国哲学史”。

本书的主体，是作者多年来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代表性论文10篇和附录2篇。这些论文采取的视角或宏观或微观，可谓树木与森林互见。有些篇章从宏观角度来论述整个中国哲学史的某方面思想，但从所论专题和使用的材料来看，又是具体而微的；有些篇章从微观个案具体分析某部经典或某家某派思想，但是从所论思想之广度而言，又是宏观的。

作者在作微观论述时，时时有一个哲学史的宏观视野，随机点明。比如，作者认为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不仅是庄学、道家，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哲学的中心观念之一”。在论述庄子关于道无所不在，“道”内在于一切物之中的思想时，作者进一步从宏观哲学史的角度点明其意义，认为“这实际上是宋明理学‘理一分殊’的滥觞”。在作宏观论述时，也同样能够贯通于微观领域。比如从宏观上论述中国哲学史上的非实体思想，体现于“五行”“阴阳”“气”“道”等几个非常具体的原型观念中。

如此一来，此书大气磅礴又细致而微，相涵相摄，圆融无碍。

一百年来，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以西释中”“以马释中”等范式使中国哲学失去了自身的问题意识。而郭齐勇先生则始终以十分清晰的问题意识在研究和撰写中国哲学史。

从本书中，可见郭齐勇先生的问题意识主要有两种，一是中国哲学内容上的问题意识，二是哲学史方法论上的问题意识。

前者是指要了解中国哲学到底谈了哪些问题。如不了解，对中国哲学史的认知会淹没在无边无际的材料中。作者在本书的《小引》开篇就问：“中国哲学讨论了什么问题或课题？问题之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问题意识？”接着他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关怀与问题，围绕着天道、地道与人道的关系而展开。具体有若干向度：一是人与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与自然或祖宗神灵，即广义的天人、神人关系问题；二是人与宇宙天地的关系，即宇宙论，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属社会伦理关系范畴；四是性与天道、身与心，心性情才的关系问题；五是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象数思维，直觉体悟的问题；六是古今关系即社会历史观的问题，即司马迁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除内容外，郭齐勇先生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也有着十分坚实的学理基础和开阔视野。他在深入研究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多重取径、前景与限制等问题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丰富性”以及“内在的批评与思想的训练”等多种颇富创造性的方法论观点。他总结，自己的方法“是一种‘谦虚’的方法”，并把“谦虚”理解为“‘同情的’‘客观的’理解，或‘以继承为前提的创新’‘弱势或软性的诠释’等，不仅是态度，而且是方法”。所谓“同情的理解”也即陈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这是一种“客观的理解”，“以继承为前提的创新”“弱势或软性的诠释”。如此理解古人的思想，才有可能真正继承古人的智慧并加以创新和发展。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原本是在西方哲学的刺激下，依傍西方哲学建立起来的。对此，创立中国哲学学科、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先驱们都有明确意识。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此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到底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直到21世纪初还在争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实际上，中国哲学学科发展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不会通中西，是没有出路的。郭齐勇先生指出，“百年来，在中国哲学学科建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不以西方哲学为参照。”但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并不意味着以西方哲学来裁剪中国哲学，也不意味着失去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郭齐勇先生一方面特别重视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和会通，另一方面又特别重视对中国哲学之特殊性的研究和揭示。两者之间看似有距离，实则深度一致。因为对话和会通必须在两个平等主体之间进行，如果没有自身的特殊性，就不能成为平等对话的一方。

他对中国哲学特殊性的思考，特别体现在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概括上，而且注重这种概括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例如，他从西方政治正义的视角来看待儒家，注重中国哲学研究中经典诠释方法学的展开。这是一种避免以偏概全、避免僵化的理解。对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多一个角度的概括，就能使中西哲学之间多一层交流和会通，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更好地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甚至揭示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对世界哲学的贡献。

以现代的视角来理解传统哲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是郭齐勇先生治中国哲学史的又一大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直接回应现实社会人生存在的问题。郭齐勇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哲学研究存在七大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就是“现实向度不够”，并且期待中国哲学能创造性转化，中国哲学的智慧能参与现代化，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他提出，“现实向度”不仅仅意味着以现代视角进行研究，而它本来就是传统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国哲学家看来，生活于现实世界中，照样可以超脱解放，把精神向上提升。超越的理想要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实现。”

除了回应现实，他还积极从正面阐发和推动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讨论儒家政治哲学及其正义论时，郭齐勇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中（包含观念、制度、实践、民俗诸层面）的许多遗产，值得人们认真地思考与创造性转化”，在介绍《礼记·王制》中的有关理念与制度安排时，作者特别指出其中很多制度是“极有人性化的制度”，还“涉及今天所谓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这些资源至今还有进一步作创造性转化的价值与意义”。

郭齐勇先生常谦称“守先待后”。他守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精神和命脉。而真正的“守”并不那么容易，必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体会其精神，并在现代社会延续其命脉，才是真正的“守”。

中国哲学史，自20世纪20年代前后诞生以来，已有一百年历史了。先贤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冯契、萧萐父、汤一介等，都写下了自身对中国哲学的著述。郭齐勇的新作，又为中国哲学的探讨与诠释，提供了一些新思。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后之学者，通过研读先贤的著作，深入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传统，自觉传承中华文化的慧命。中华文化必定生生不息。

（作者：陈仁仁，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