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两个阶段

一、对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日期传播的简单回顾

实际上，要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定一个确切的绝对年代，是困难的，也是不大可能的。我们只能指导它大致推断在一个相对的历史时期内。要进行这项工作以前，有必要先对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进行一些简单的回顾了。

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号角吹响了。公元610年，他宣布自己奉到了真主的任命状。从此时起，到632年他逝世止，在短短的23年时间里，他率领土完着斯林历经多次避难和大的迁徒，又经过白德尔、吴侯德、壕沟三大战役和一系列“圣战”，对异教徒，征服和德比叶条约，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阴，战胜了异教徒，征服和占领了麦加，捣毁了克尔白的360个偶像，用伊斯兰教的新秩序，取代了阿拉比亚的旧风俗。伊斯兰教的势力，已人最初皈的少数内人，发展到麦地那，发展到整个阿拉比亚。这片广阔地区的犹太教、基督教，已被伊斯兰教所取代，一个伊斯兰帝国的基础业已奠定了。

穆罕默德逝世后，他的几位继承人，奋穆氏之余烈，举伊斯兰教之大旗，借战将哈立德的“宝剑”和阿慕尔的“铁钳”，先后征服了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埃及、的黎波、伯尔克，取得了解个又一个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流的战果。阿拉伯人以其出征，继承了萨珊帝国的宝座，夺取了拜占廷帝国最富饶的地区，占领了西班牙，树起了中世纪开端的里程碑。到倭马亚王朝韦立德（705-715后在位）和希沙木（724-743年在位）时期，伊斯兰教帝国的版图已扩大到极点：西自大西洋东岸和比利牛斯山脉，东至印度河》众纷纷改奉伊斯兰教。在阿拔斯王朝]（750-1258）初期，改奉伊斯兰教的埃及人、波斯人和阿拉马人，在数量上已开始超过阿拉比亚血统的穆斯林。而这一切成果的取得，距穆罕默德逝世还足200年！难怪美国史学家希提在所著《阿拉伯通史》中，给伊斯兰教下了这一样一个结论：“伊斯兰教不像犹太教和古老的佛教，却像基督教那样，是一个进取的、向外传教的宗教。”

二、唐守时期伊斯兰教的早期入华

希提出的结论不适用于中国伊斯兰教。首先将伊斯兰教带入中国的不是穆斯林的军事征服者，而是唐宋时期的穆斯林商人。伊斯兰教的中国的发展速度是缓慢的，经过大绝七八百年的时间，它才在中国立信脚，扎下根。与希提的结论相反，在中国，伊斯兰教基本上是一种保守、不向外传教的宗教。

有人说，中国伊斯兰教的起源，是中阿友谊的结晶和象征，这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人民与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友谊，是相当古老的。早在公元2世纪，汉代张骞通使西域双后，打开了中西交通的商道。中国西北地区有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东南沿海地区有“香料之路”，丝路花雨霏霏，香路芬芳漫漫，不断地交流着中国与阿拉伯的古老文明。

伊斯兰教的兴起，恰逢中国隋末唐初。据传，为鼓追随者寻求友谊、增进知识，穆罕默德发出了一条有名的“圣训”：“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充分表达了这位伊斯兰教创始人对中国古才文明的向往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随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和大食帝国的建立，穆斯林商人梯山航海，不断地东来中国。唐朝初年，都城长安的街头苍尾，到处都可以见到穆斯林商人的身影。在西市、东市，大食和波斯人工设的“胡店”“胡邸”林立，销售着西亚、非洲的象牙、犀角、香料、珠宝。同时，中国的丝帛、瓷器、茶叶，也摆满了巴格达的“巴杂尔”（集市）。我国的东南沿海，更是一派繁忙的国际贸易景象。广州、扬州、交洲、泉州、福州、明州、廉州、钦州、松江，都是对外贸易的港埠。各国商人接踵而至，宾客如云，而尤以阿拉伯、波斯人为最多、最富。广州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集散地，也是我国贸易最盛的港埠，江中来自波斯湾的穆斯林船舶不计其数，广州岸上，香药珠宝堆积如山。 正是在这种不断通商贸易的基础上，大食与唐建立了相互友好的外交关系。永徽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三位哈里发奥斯曼（664年?/FONT>656年在位）的使者抵达长安并觐见唐高宗李治，向这位刚刚登基一年的皇帝介绍了大食国的基本情况和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从此，中阿两国的友好往来日渐频繁，有人统计，从永徽二年至贞元十四年（651?/FONT>798），在147年中，大食遣使来唐就有36次之多，其中仅开元年间（713棗741）即有10次。至德二年（757）正月，应萧宗李亨的邀请，大食还派兵开入中国过境，助唐平定了安禄山之乱。东西两京的克复，大食出力不小。

经济贸易的密切往来，政治外交的和平友好，导致大批穆斯林移居中国，使中阿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大食商人从阿拉伯到中国，往返一次约两年的时间性。其中冬季归国者固然很多，但留华不归者为数也不少，当时 ，人们将这种外商留华不归的现象叫作“往唐”。此外，帮助平定安史之乱的大食兵，后来也都留居长安。据说为满足他们宗教生活的需要，唐朝皇帝还为他们建了一座清真寺。总之，有唐一代，长安，广州、扬洲、海南岛等地，都有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居住。他们有的住唐5年、10年，有的住到了宋代，长达数十年。由于中国政府的重视和积极鼓励，阿拉拍、波斯商人来华贸易的势头如钱江潮涌，来华定居的穆斯林与年俱增。他们有的带来了自己的妻子儿女，有的则在中国娶汉女为妻。那些穆斯林妇女，穿着鲜洁的衣裳，带着珍贵的耳环，被中国人称手“波斯妇”或“菩萨蛮”。所谓“菩萨蛮”是波斯语Mussulman或其讹形Bussurman的译音，意为伊斯兰教徒（穆斯林）。有词牌名说“菩萨蛮”，其因即出于穆斯林妇女的来华。他们在华所生子女，叫作“土生蕃客”。到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已出现许多在华居住五世以上的土生蕃客。为此，宋政府还特意颁发一个“蕃商五世遗产法”，用以解决他闪在中国的遗产分配问题。不少终生再没有回到他们的阿拉伯故乡，而最后长眠于中国的土地上，泉州那些“蕃客墓”，即是他们的安眠地之一。 来华侨居的穆斯林商人，有一部分不顾中国政府关于“化外人法不当城居”的规定，在地方官员的默许下，与汉人杂居在城内；但大多数人则居住在海运交通干线各城市郊区的聚居区内，这种“蕃商”的聚居区，被称为“蕃坊”。从阿拉伯商人苏来曼的《游记》中，从朱或的《萍洲可谈》用其他一些唐宋史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蕃坊”的大概情况。蕃坊内的最高领袖是“都蕃长”或称“蕃长”，一般是由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担任。蕃长从穆斯林高人中选出后，要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和正式任命。蕃长的职责主要是管理蕃坊内部的一切事务；为中国政府招邀外商来华贸易。穆斯林之间如果发生了纠纷，即由蕃长在自己的管理机构“蕃长司”内处理解决，中国官员一般并不干涉。苏来曼说，蕃长做出一切判决，合乎《古兰经》及伊斯兰教教法。蕃坊内有养育院，市场，公共墓地，不家穆斯林日夜出入其间的礼拜寺。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在蕃坊内得到了保障。蕃长不仅仅是政治领袖、宗教法官，还是宗教的教长。每逢伊斯兰教节日来临之际，总是由他带领全体穆斯林作礼拜，讲教义，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 蕃坊组织，是唐宋时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早期形式，因这一时期，伊斯兰教与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密切结合在一起，有明显的“政教合一”性质。这与中世纪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权组织制度是一致的。但是，蕃长要由中国政府审批和任命，负有为中国政府招邀外商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政府的管辖和领导，为中国政府服务。这说明，蕃坊内的伊斯兰教，虽属外来民族或侨民的宗教，但它毕竟揭开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第一页。

三、元代伊斯兰教的大规模传入中国

12世纪末，中国北方的蒙古族人，从完全默默无闻的状态闯入世纪了世界历史聚集在自己首领成吉思汗大旗下的蒙古铁骑，横越帕米尔高原，开进了喀什噶尔、浩罕、布哈拉、撒马尔罕，向西扫荡到里海，向南远抵拉合尔。接着，他们又出现在黑海的北岸。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时，他的强大势力已从太平洋扩展到第聂伯河。此后，蒙古军队全部征服了金帝国，以神厅的进军横扫亚洲。1240年，攻破基辅，整个俄罗斯成为蒙古贵族属下的纳贡者。1241年春，波兰惨遭蹂躏，一支波兰人和日耳曼人的混合部队在利埃尼兹战役中全军覆没。1242年，这支所向无敌的蒙古铁骑，横越匈利和罗马尼亚，开始涌向东方。1251年，蒙哥汗被立为大汗。他的同母弟忽必烈，缓慢而有把握地征服了整个宋帝国，建立了以北京为首都，包括整个中国和蒙古的元王朝。1252年，皇弟旭烈兀复统军西征，灭木乃兮，取巴格达。1260年，传了37代的阿拔斯王朝为旭烈兀所灭。郭侃奉命继续西征，疾行3000里，直取克洋白天房，灭城185座；又西行，至埃及，守将降。至此，伊斯兰教国家皆入元帝国的版图。

中亚、西来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沦落了，但中西之间的陆路交通随着蒙古铁骑的往返而畅通无阻。阿拉伯、波斯及大量涌入中国。伊斯兰教大规模入华时期开始了，中国伊斯兰教兴盛发达的黄金时代来临了。

这时的穆斯林，已不再像唐宋时期那样具有侨居的性质。东来的穆斯林，尽管社会地位、阶级利益各不相同，而且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属于不同的种族，但是他们却都有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生活经历，这就是蒙古贵族的侵略、掠夺、压迫下，饱受战争的蹂躏，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作为蒙古贵族的强权统治，由于迢迢万里的艰苦路程，而彻底破灭了，他们是故国难投，无家可恒之人。他们的共同身份是移民。在中国定居，与中国这块神圣的土地结合，世世代代永远在中国生活下去，是他们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他们没有以客人自居。相反，他们以主人翁的积极态度，或者介绍西方学术，或者研究中国文化，将自己的全部 力量和智慧，献给了这新祖国。自元朝文化，我国历史上已不再将这些来自西域的穆斯林当作外国人看待了。

这时的穆斯林，不再像唐宋时期那样，只限于分布在京师及海陆交通干线的商业城市。他们不仅数量极多，而且社会成分非常复杂：除一部分来华贸易的商人外，更大量的则是回回军士、炮手、工匠、贫穷百姓以及已经归附了蒙古贵族的回回达官司贵人和学术之士。他们被编入“探马赤军”，参加了蒙古贵族征服全中国一战争，被派遣到全国各地去驻防和屯，因此不可能集中聚集在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和地区，而是形成“元时回回启遍天下”的局面。从北方到南方，从内地到边疆，从农村到城镇，到处都有回回人定居。这些以四海为家的回回人，将伊斯兰教带到了全国各地。 这时的穆斯林，不再像唐时期那样，基本上不参与中国的政治活动。作为色目人的主要成分，回回人的政治地位仅次于蒙古人，高于汉人和南人，地法律上，在科举、仕宦、荫叙、刑罚及私蓄兵马等各方面，都能得到比较优越的待遇。有很多回回人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任重要行政长官。据《元史。百官志》等文献记载，京内外各主要机关都设置有回回橡史、回回令史、回回通事、回回书写等官额。元代回回人任中央及地方政府丞相、平章政事等重要职务的，多达49人，在地方基层政权机构中任达鲁花赤的人就更多了。赛典赤瞻思丁、奕赫抵雅尔丁、阿合马、买述丁、伯笃鲁丁、苫思丁、怯烈等人都是名噪一时的政治人物。

这时的伊斯兰教，不再像唐宋时期那样，被视为化外宗教且全不明了其性质。元代伊斯兰教与当时中国所存在的佛、道、基督等宗教同受统治者的重视，伊斯兰教的学者赋役的特权。中央曾两度设立“回回掌教哈的所”，一次是在至大四年（1311）以前，加一次是在皇庆元年（1312）十二月至致和元年（1328）八月。“哈的”，阿拉拍语，意为法官司，掌管伊斯兰教法的人。虽然致和元年八月回回掌教哈的所被明令罢免，诸哈的大师止令掌教念经，但在此之前穆斯林之间的词讼纠纷，确实曾由伊斯兰教法官司哈的管理。这种管理法，唐宋时期虽也存在，但那不过仅限于通商口岸蕃坊内部，元代的回回掌教哈的所却是管理中国境内所有的伊斯兰教徒了。对于回回掌教哈的率众念经，为国祈神福，元统治者是十分欣赏的。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伊斯兰教历650年（1252）开斋节，宗教大法官扎马鲁丁马全木主持祈祷，为皇帝祝寿，蒙哥汗以金银及贵重布帛数车赐之，并于此日大赦，遣使至各地，命尽释狱中之囚。元代统治者对于伊勘探兰教本身，也颇为重视。有的蒙古宗王，如镇守唐兀的阿难答，不仅率所部15万士卒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信仰非常坚定，终日在礼拜寺中诵读《古兰经》，书写阿拉伯经文，命蒙古儿童遵依伊斯兰教法会割礼，并在军中宣传伊斯兰教，即使因此激起帝怒，他也不悔。另据《甘宁青史略》卷13记载：“凡进士赐出身者，须别通回回教。”这种优越的待遇，在唐宋时期是从未有过的。

这时的清真寺，不再像唐宋时期那样，仅限于建在京师及沿海岸的番坊内，寥寥无几。元代清真寺设置相当普遍，中国不少的有名的清真寺，都是在此时创建、扩建和重修的。如：杭州真教寺，延祜年间（1314-1320）为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为延年以后所建，见至《四明续志》卷18。四明（宁波）的两座礼拜寺，普公重建于至于正三至五年（1343-1345），见至正八年（1348）杨受益撰《重建礼拜寺记》。泉州清净寺，至正九年（1349）金阿里重修，有吴鉴《重立清净寺碑》一文记其事，见《闽书》卷7。广州怀圣寺，至正十年（1350）僧家讷元卿重修，有郭嘉《重建怀圣寺记》记其事，见道光《南海志》卷29。云南昆明大南门的清真寺及东寺街的永宁寺，系元平章赛典瞻思丁（1211—1279）所建，见明李元阳《云南通志》卷13。哈刺和林的两座清真寺，为成吉思汗时所建，见《卢不鲁克游记》。长安新兴坊清净寺，创建于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六月，扩建于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扩建人为陕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赛典赤乌麻儿，见万历十一年（1593）刘序《重修清净寺碑记》。元代清真寺，可谓是遍布大江南北了。

这时的穆斯林，不再像唐宋时期那样，几乎全部是阿拉伯、波斯人。元代伊斯兰教徒中，固然仍以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穆斯林移民为主，但已有大量蒙古人、唐兀人、汉人参加了这个行列。上举蒙古宗王阿难答所15万士卒，就是由蒙古人、唐兀人、汉人组成的，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伊斯兰教徒。《世界征服史》中，还记载有偶像教徒改从伊斯兰教者，偶像教徒的子女沦为伊斯兰教徒的妈婢并在该教中养育成人者。所谓偶像教徒，主要以汉人占主要成分。

总观上述，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有元一代，伊斯兰教已经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伊斯兰教已经确立并开始了它的兴盛时期。我们注意到，这个兴盛时期的到来，根本原因在于穆斯林移民入华，其中并无军事征服的开力传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