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篇：“华夏北来说”靠谱吗？

“北来说”乍一听，可能超出了许多人脑洞的宽度，所以靠谱不靠谱似乎成了一个问题。

自从90年代末苏秉琦直言“中原夏商周都是外来户”之后，中原中心论的古老城墙就裂开了缝隙。最近许宏对二里头文化的来源问题所持的开放态度也说明这一趋势转变的迹象。

除却中原中心论之外，无外乎“西来”、“南来”、“北来”这三家了。作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假说，“北来说”肯定比曾经甚嚣尘上的西来说和“曲高和寡”的南来说都要靠谱多了。从史学界的傅斯年、金景芳，到考古界的李济和苏秉琦这些大家巨擘都是北来说的粉丝。

其实至少古华夏的一部分来自于遥远北方，史学界很早就有认识。从夏亡桀子北奔、商亡箕子北奔、纣子武庚叛乱失败后再次北奔来看，夏商周三代“葬必北首”的深刻含义我们现在还理解得远远不够。

对北来说最大的疑惑来自于“苦寒”印象和孕育文明的矛盾。消除这个疑惑需要稍微了解古气候的变迁。距今9000-5000年前的气候比现在炎热得多，黄河流域当时非常潮湿燠热，还是鳄鱼和大象的天堂。反而是长城以北地区冷暖适中，干湿宜人，更有利于人类群体的发展壮大。北方冬季利于狩猎而不利于采集的气候条件促进了父权社会的较早形成。所以苏秉琦所谓“先行一步”的现象发生在北方是完全可能的。那时的农业线也远迈长城以北。7000年前新乐遗址的发现表明北方黍作农业的发生并不晚于中原。而到了距今5000－4000年时，气候显著变冷，北方逐渐荒漠化，农业线大幅南移，人群迁徙引发了东亚大陆的剧烈动荡。这一剧变在中原龙山时代的考古学现象中还清晰可见。

近年来原海兵博士对殷墟中小墓遗骨的鉴定揭开了商代之前就已发生的这一人群大迁徙的冰山一角。中国考古学之父－上世纪30年代殷墟发掘的主持者李济，根据他的所见所思，早就指出上古史研究不能以长城自限视野，长城以北的深远地带都是“我们的列祖列宗生息坐卧的地方”（案：李济是湖北钟祥人）。然而迁台后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李济在大陆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中国大陆史前考古界的一代宗师苏秉琦教授在1997年去世之前完成了他最后的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当他在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辽西红山文化是原生文明，中原夏商周都是外来户”时，个人毁誉显然已经不是他所考虑的了，身后的历史地位才是。而他的证据链，与1979年去世的李济是相互独立的。

到了2012年，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负责人许宏教授在其畅销书《最早的中国》里把二里头古城形容为“史前最大的移民城市”，并以“连续中的断裂”来形容二里头文化与周围龙山文化的关系。对于最早的中国的来源，他表现了最大程度的开放态度（虽然批驳了郭静云的南来说，见许宏-《有一种“创新”不可取》）。相比坚持中原中心论的学术传统，这无疑是巨大的转变。揭开中国上古史最大谜团的微弱曙光，已经隐约可见。

诚然，石头布像99.9%的中国人一样，无论生长于哪个省份，历史文化方面的认同都是指向长城以南的。这一格局和心结，是自始皇修长城的两千多年来的历史现实造成的。但华夏民族的全部历史，却不是这两千年可以涵盖的。

我们需要知道，黄河下游平原这块旧大陆上最大的一块肥沃平坦、冷暖适中的土地，并不是“天然”就属于中国人的。历史无数次证明，最好的地盘不属于世居者，它只属于最强者，与先来后到无关。史前时代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我们祖先们迁移的脚步，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他们的敌人。“中国人的祖先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黄河流域”，这种温情脉脉的历史迷思不仅是上古史研究的陷阱，也是《狼图腾》这类文化自卑和自虐观念横行的内因。

话说了这么多，您当然仍可以把石头布这些文章当作海外奇谈来看，毕竟趣味性和逻辑性都是它们的特色。但我相信在看完最后一篇后，您将获得另外一双眼睛来看待中国文化和人群的来源问题。

（今天是大年初一，祝各位读者新春快乐！猴年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