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是戴望舒一生的知己和好友，他在杭州之江大学读书时，就曾与戴望舒、杜衡等人成立兰社，创办文学刊物《兰友》。施蛰存在《浮生杂咏》中有诗云：“湖上忽逢大小戴，襟怀磊落笔纵横。叶张墨阵堪换鹅，同缔芝兰文字盟。”后来两人又在上海大学读书，一起从事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创办文学刊物《璎珞》等活动，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在戴望舒的情感道路上，施蛰存的大妹施绛年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戴望舒与施绛年的相识

施蛰存有四个妹妹，分别是大妹施绛年、二妹施咏沂、三妹施灿衢和四妹施企襄。《春色》第3卷第5期曾有文章关注施蛰存的妹妹们，该文称：“他（指施蛰存）的父亲，在一家袜厂当经理，收入已属可观，加之四个妹妹，就有两个有好职业，举朴动素的大妹妹，在本埠邮政金局供职，善于交际的二妹妹，也在一个机关里服务，再加上自己在杭州行素女中当教员，也有百多元的收入，一家人除了快要做妈妈的三妹，合在女中肄业的四妹外几乎都是生产者，办杂志自然不发生资本问题。”这篇报道有揶揄讽刺的语调，却也基本反映了施蛰存家庭生活的一个侧面。

那么，施绛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呢？

据沈建中编撰的《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记载，施蛰存的大妹施绛年生于1909年1月22日，小施蛰存和戴望舒4岁。施绛年曾就读于松江景贤女子中学。1923年7月，施绛年被位于苏州的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初中部录取，列入初级中学一年正取生八十名名单。或许施绛年没有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据施蛰存散文《适闽家书》和《玉玲珑阁丛谈》记载，1924年10月，他受父母之托赴杭州，接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大妹施绛年回松江。

1927—1928年间，戴望舒经常往返于松江施蛰存家和上海之间，尤其是1928年3—5月间，戴望舒、杜衡和冯雪峰在施蛰存家里的一间小厢楼上从事文学活动，施蛰存有诗云：“小阁忽成捕逃薮，蛰居浑与世相忘。笔耕墨染亦劳务，从今文学有工场。”当是在这段时间内，戴望舒有了与施绛年认识的机会。

据多种传记资料记载，戴望舒追求施绛年，而施绛年不为所动。这种惆怅和忧伤，促使戴望舒写下了《雨巷》《我底记忆》《烦忧》等诗歌，这些充满古典气息和伤感情绪的诗句，袒露了戴望舒对施绛年的一片深情。1929年，戴望舒第一部诗集《我底记忆》由水沫书店初版，扉页内容为“A Jeann”，据徐霞村回忆：“用法语写的A Jeann，意为‘致绛年’。Jeann是法国女孩子的名字，音正好与‘绛年’差不多；A是‘致’的意思，献给她的。”

署名“施绛年”的两篇译作

恰在这一期间，水沫社编译了的《法兰西短篇杰作集》于1928年10月1日由现代书局出版，该书收有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白冷、郎芳（戴望舒）等翻译的小说7篇；1929年5月，水沫社编译的《俄罗斯短篇杰作集》第一册于水沫书店出版，该书收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孙仲岳、孙昆泉等人翻译的小说7篇。这里两本书都收录了署名施绛年的翻译小说，分别为法国作家美易梅（即梅里美）的短篇小说《砲台之袭取》，和俄罗斯作家迦尔洵的短篇小说《红花》。

这两篇翻译小说是否为施绛年本人所译，还需要考证。1928年《法兰西短篇杰作集》出版时，她才19岁，以她在杭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求学背景，选择梅里美和迦尔洵为翻译对象，是有一定难度的。除了这两篇署名施绛年的翻译小说，目前也没发现她创作或译介的其他作品。那这两篇翻译小说的真正翻译者会是谁呢？

戴望舒早期有笔名为“戴梦鸥”“梦鸥生”，这是为了纪念他小时被海水卷走的青梅竹马的曼云表妹，他认为表妹化作了海鸥，自己也想在梦中化为海鸥。由此可见，戴望舒对纯真感情的呵护与用心。《法兰西短篇杰作集》和《俄罗斯短篇杰作集》这两本书是施蛰存、戴望舒和冯雪峰等人在文学工场时期宏伟计划的一部分，此时戴望舒正在追求施绛年，用追求对象的名字来署名，有一定的可能性。

《俄罗斯短篇杰作集》第二册，与《俄罗斯短篇杰作集》第一册同时出版，其中刊载了由戴望舒翻译的迦尔洵的小说《旗号》；戴望舒在1935年2月翻译出版的《高龙芭》中收有《梅里美小传》，该文提到《砲台之袭取》“简洁精致，可算是短篇中的杰作”。可见，迦尔洵和梅里美都是这一阶段戴望舒关注和翻译的对象。

当然，这两篇翻译小说的真正译者也有较大的可能性是施蛰存。施蛰存当时关注的兴趣也是俄罗斯和法国小说，《俄罗斯短篇杰作集》第一册和第二册中，分别刊载了施蛰存翻译的库普林的《沙夏》和莱思珂夫的《古年代记中之一叶》；在《法兰西短篇杰作集》一集和二集中，分别刊载了施蛰存翻译的法朗士的《预台太守》和沙都勃易盎的《阿盘塞拉易之末裔》。他是《俄罗斯短篇杰作集》与《法兰西短篇杰作集》的主要策划者与推动者，也是主要的翻译者之一。施蛰存爱用笔名，诸如李万鹤、柳安、蛰庵、陈蔚、施子仁、曾敏达等，他曾以二妹施咏沂之名为笔名的翻译文章，因此，他用大妹施绛年的名字作为笔名，亦不无可能。

虽然施蛰存主要的翻译对象为显尼志勒（即施尼茨勒）、显克微支、沙洛扬、尼克索、莱蒙特、莫列支等人，但他绝不局限于以上几人，施蛰存的翻译无论是体裁还是对象都是丰富而驳杂的，外国的小说、戏剧、诗歌、文艺理论和散文等都是他关注的内容，英、美、德、法、意、西班牙、奥地利、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俄罗斯等国的文学，都在施蛰存的译介范围之中，有名如薄伽丘、劳伦斯、海明威、显克微支等人，到一些弱小国家的声名不大的作家，也是他译介的对象，他选择的译介标准，当是被作品的艺术、情绪、情感所感动，进而翻译。因此，署名施绛年的关于梅里美和迦尔洵的小说，是否出自施蛰存之手也未可知。他对梅里美是比较推崇的。如他在《我的爱读书》《乙夜偶谈》《忘不掉的刘大白》等文章中，都表达了对梅里美的喜爱和崇敬。

戴望舒与施绛年的相恋

戴望舒追求施绛年终于出现转机。

1931年10月1日出版的《新时代》发表《戴望舒与施蛰存之妹订婚》，称戴望舒倾爱施绛年已非一日，数月前曾一手拿安眠药水，一手拿求婚戒指向绛年女士求婚。该报道称绛年女士考入邮政汇业局，戴继续追求，“现已大功告成，于日前正式订婚，有情人终成眷属，实文坛之佳话也”。

施绛年考入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是确有其事，据1936年4月出版的《邮政储金汇业局职员名录》记载，施绛年为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营业处的办事员，通信地址为“吕班路万宜坊二八号”。这个住址正是施蛰存当时在上海的家。后来戴望舒从法国回来，暂住的也正是吕班路万宜坊28号。

据多种传记资料记载，戴望舒之所以于1932年10月8日远赴法国，是因为施绛年提出要他留学法国，学成归国后完婚。据戴望舒姐姐戴瑛之女钟萸回忆：“爸爸和施绛年订婚后，施绛年还来过杭州，祖母（指戴望舒母）看了很喜欢，哪知道后来遇到一个有钱的茶叶店‘小开’（即小老板），她就变心了，爸爸要她早点结婚，她就要爸爸留学回来才肯和结婚。爸爸没法，只能到法国去。”

离别当日，施蛰存与其父及大妹施绛年，还有杜衡、刘呐鸥、穆时英、叶秋原夫妇、戴瑛夫妇等亲朋好友前往十六铺码头，为戴望舒搭乘达特安号邮船赴法国留学送行。⑩施蛰存也在1932年11月号的《现代》杂志发表了戴望舒与施绛年坐在两张靠拢的藤椅上的合照，以及众人送戴望舒远行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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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特安邮船上之戴望舒与施绛年

戴望舒在《航海日记》中写道：

今天终于要走了。早上六点钟就醒来。绛年很伤心。我们互相要说的话实在太多了，但是结果除了互相安慰之外，竟没有说了什么话。我真想哭一回。

……最难堪的时候是船快开的时候。绛年哭了。我在船舷上，丢下了一张字条去，说：‘绛，不要哭。’那张字条随风落到江里去，绛年赶上去已来不及了。看见她这样奔跑着的时候，我几乎忍不住我的眼泪了。船开了。我回到舱里。在船掉好了头开出去的时候，我又跑到甲板上去，想不到送行的人还在那里，我又看见了一次绛年，一直到看不见她的红绒衫和白手帕的时候才回舱。

……饭后把绛年给我的项圈戴上了。这算是我的心愿的证物：永远爱她，永远系念着她。

躺在舱里，一个人寂寞极了。以前，我是想到法国去三四年的。昨天，我已答应绛年最多去两年了。现在，我真懊悔有到法国去那种痴念头了。为了什么呢，远远地离开了所爱的人。

此后，他在《航海日记》中，记录了他如何思念施绛年，如何珍惜她给他准备食物、如何给她写信、如何给她买月光石等细节。字里行间洋溢着浓浓的爱意、不舍和思念。

戴望舒与施绛年的纠葛与分手

戴望舒常给施蛰存与施绛年写信，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施蛰存的数通回信中，可窥见戴望舒与施绛年之间的情感纠葛。

1932年11月18日，施蛰存在致戴望舒的信中说：“你从西贡来信我们已经收到了。以后我的信和绛年的信各自编号，祈注意。”也许戴望舒在给施氏兄妹合写的信中，袒露着恋人的缠绵，让施蛰存感到尴尬，所以施蛰存让他写信时有所区别，各读所需。

1933年2月17日，施蛰存致信戴望舒：“再你还要绛年来法，我劝你还不可存此想，因为无论如何，两人的生活总比一人的费一些，而你一人的生活我也尚且为你担心呢。况且她一来，你决不能多写东西，这里也是一个危机。”可见戴望舒日思夜念施绛年，一度想让她赴法，恋人团聚。

1933年5月29日，施蛰存致信戴望舒，末了说：“这封信太长了，搁笔于此，绛年一同致意。”由此可看出，此时的施绛年已不大有热情和兴致给戴望舒写信了。

1934年10月25日，施蛰存致信戴望舒，说：“绛年仍是老样子，并无何等恼怒，不过其懒而不可救而已。”有学者指出：“施蛰存出于好意，并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望舒，不过他也知道，作为哥哥无法硬性叫妹妹就范，感情的事实不可勉强的。”

1935年4月，戴望舒从法国归来，不多久，两人最终决裂。

1935年7月13日《申报》发表《戴望舒施绛年启事》，正文内容很简单：“我们经双方同意自即日起解除婚约，特此声明。”至此，两人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感情纠葛。不过，此后报刊对于戴望舒情感生活的报道中，施绛年一直难免被牵扯。如同年底《福尔摩斯》“每日新闻”栏报道：“追求施蛰存之妹而以自杀要挟过之诗人戴望舒，和施妹之关系已脱离，复追穆时英之妹丽娟，经过不少艰难，已于昨日订婚。”还有报道说：“现代派之诗人戴望舒，自从追求施蛰存之妹失败后，自法国归来，即以‘象棋’为工具，而进攻穆时英之妹丽娟。”

施绛年的爱人——周知礼

施绛年爱的不是戴望舒，其心早有所属，也并不是钟萸所说的茶叶店老板。施蛰存说：“大妹绛年与一位常熟人名叫周知礼结婚了。绛年当时在邮政局工作，我的这位大妹夫在上海的北极冰箱公司做推销员，他的家庭关系全都在台湾，因此在1949年初，他们全家去了台湾。在台湾时，他们夫妇二人都在欧亚航空公司供职，生活得很好。50年代与我还经常通信。绛年于1960年10月病逝在台湾。”

周知礼，字筱网，毕业于复旦大学，与施绛年曾同在邮政储金汇业局工作。据1924年7月15日《申报》记载，周知礼当年被录取为复旦大学商科一年级新生。四年后，周知礼从复旦大学商科毕业。1932年9月23日《申报》有邮政储金汇业局汇兑储金处周知礼捐助东北义军大洋二十元的记录。由此可知，周知礼与施绛年在戴望舒留学法国（1932年10月8日）前后曾是同事。1933年，周知礼在上海北极冰箱公司工作。

1929年6月30日出版的《今代妇女》第9期发布了郑国懿和周知礼的结婚照和介绍信息，云：“郑女士为复旦大学预科毕业。周君系复旦大学商业学士。此次结合，实为复旦大学男女同学第一次之成绩也。”六年后的《复旦同学会会刊》也刊载了周知礼、陈帼懿（与《今代妇女》郑国懿音近，应该是报纸误排）等同学伉俪的信息，介绍称陈帼懿在复旦读书时，“知礼时已在大学四年，西装革履，美丰姿，善交际，向有潘安之称，因吴淞之游，得识帼懿，嗣后过从甚密，情感日浓，旋订白头焉。周毕业母校，即在沪举行婚礼，现在已儿女成群矣”。

《今代妇女》1929年第9期的周知礼夫妇照片

1936年的《复旦同学会刊》发表了周知礼将赴新岗位任职，复旦同学会为之饯行的消息，云：“常熟周知礼，美风姿，年少翩翩，复旦之子都也。娴交际，善词令，所交遍歇浦，与之游者，无不悦服。最先服务北极冰箱公司，旋任邮政储金汇业局主任职。今春应大陆报馆聘，专任接洽金融广告职务。今该报拟在南京筹设分馆，请周君驻京，规划一切。”1947年，周知礼在亚细亚钢铁公司工作。

从这些报道中，可勾勒出周知礼的学历背景和工作经历，面对风度翩翩、擅长社交且工作能力又强的周知礼，即便是有兄长施蛰存为戴望舒说项，施绛年的感情天平最终倾向了周知礼。

1944年9月7日《申报》刊载了《中国兴业公司为买受房地产公告》，云：“本公司兹凭中买受大安行代表人（周知礼）所有日册道契第五七九八号，计地一亩一分四厘九毫，连同该地上建三层花园洋房一宅（即坐落上海市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卅号门牌）及屋内外全部建筑物、定着附着物等一并在内，业已缴付定银，约期交割。”由此可知，周知礼和施绛年出售的此处房产，与施蛰存长期居住的愚园路1018号离得不远。坊间有说施蛰存所居愚园路岐山村的房子，是施绛年赴台前送给他的。1947年《复旦同学会会员通讯录》记载了周知礼的家庭住址正是愚园路一〇一八号。

后来，周知礼和施绛年去了台湾。

谢世与回响

1950年2月28日，戴望舒在北京病逝。1960年10月，施绛年在台湾病逝。由于当年两岸音讯阻隔，施蛰存直到1964年方得噩耗。

1964年重阳节，施蛰存作《甲辰重九和陶公己酉岁九日韵》，他借用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韵，营造了与陶渊明此诗类似的伤时悲逝之惆怅情绪，表达了兄妹离散的伤感，以及对亡妹施绛年的悼念之情。全诗内容如下：

读书不偶物，杜门久息交。平生手足亲，契阔或先凋（诸妹散处，大妹去年逝于海外）。风雨犹满城，何处堪登高。井泥分终老，无梦干云霄。我躬不自恤，所慨黎元劳。空怀稷契志，濩落心用焦。饭牛彼何人，商歌出郁陶。却曲畏迷阳，惭愧明圣朝。

沈建中解释施蛰存“大妹去岁逝于海外”的按语道：“因当时音讯阻隔，先生尚未知确切时间。”

1964年12月17日，施蛰存日记记载：“昨夜忽梦见大妹绛年，云住在杭州逆旅中，将往依亡母云，醒而思之，殊亦灵异可哀。”

施绛年去世后，大妹夫周知礼与施蛰存仍有音讯往来。据施蛰存日记记载，1984年12月15日，“收周知礼100元（聿宸交来）”。周聿宸是施绛年与周知礼留在大陆的女儿，她后来赴美国投奔父亲。

戴望舒去世后，施蛰存精心保藏其文稿，他说：“四十年来，我对亡友的职责，只是为他经营后事。……在前三十年，我只进了保藏之责，但也有一小部分损失。近十年间，我为他经营编辑和出版，做了一部分工作，还留下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