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总体而言, 美国学者在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英译不但为英语世界的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中国文学的文本, 更为相关教学与研究奠定了基础, 提供了便利。美国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多出版过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著作。英译是一个从版本的鉴定和选择入手, 经过反复细读文本、考察源流、推敲琢磨, 选择适用于读者对象的语言风格以及相应的目标语文体进行翻译的过程。译作发表时, 译者多以序言形式展示其研究成果, 体现对文本的深刻理解。这是美国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传统形式。

例如, 明清文学与古代小说研究专家、哈佛大学的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是李渔的《肉蒲团》《无声戏》以及《十二楼》选集等作品的英译者, 同时也是李渔及其作品的重要研究者。再如, 亚利桑那大学(曾任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奚如谷(Stephen H.West)和哈佛大学(曾任教荷兰莱顿大学)的伊维德(Wilt L.Idema)教授不但合译了《西厢记》, 还对其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英译本的“ 引论” 中, 他们不但对《西厢记》的创作过程、演出情况、主要版本、他人的评点成就、人物塑造特点、观众接受情况等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总结和归纳, 还特别对《西厢记》在西方的流传译本, 如法语译本、西班牙语译本和德语译本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介, 并概括了英译本的特点:“ 我们的目标是毫无保留地为西方读者提供一种尽可能接近原文的文学翻译。我们认为这对于此版戏剧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其刻画人物的诸多特点之一便是在不同角色间, 甚至是同一角色内语域的转换。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过于直译, 可是我们一向认为, 诉诸英语中的陈词滥调来简化那些对读者积极介入会带来挑战的段落, 既无必要也不可取。我们之所以如此翻译, 是坚信西方的读者可以富有想象地与译文进行融通, 就像13世纪的中国古人阅读原文时的感受一样。” ^{[ 5 ]130}

译作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美国这一领域的学生和学者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无论原作多么精彩, 如没有译本, 海外读者和研究者也大多难解其中滋味, 有兴趣了解中国文学的人也会大为减少。有些作品因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在海外影响甚广, 其影响甚至反作用于中国文学研究。比如《赵氏孤儿》的译本, 虽然翻译的最初动机是该剧有较长的宾白, 便于外国阅读者和学习者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汉语口语, 但译本反而“ 进一步加强了该剧在建构中国传统文学史的现代主流叙事中的经典地位” ^{[ 6 ]38} 。

反观被称作“ 一代之文学” 的宋词, 虽然在国内的研究者很多, 而在美国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主要原因就是宋词的翻译不足。固然词在英文中没有完全对应的文体形式, 但律诗、绝句等在英文中也没有对应的文体, 一般只是采取大致押韵和字数大致相同的方式进行英译。词与诗最大的不同在于长短句交错形成的节奏和韵律, 非常依赖汉字单音节的属性。词的英译在内容上没有障碍, 但在形式上很难再现, 英译后可能很难区分诗和词, 也就体现不出词的特殊意义了。

英译本使传统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异域文化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北美有些学者将大量精力投入到翻译中, 如余国藩(Anthony C.Yu, 芝加哥大学)译《西游记》, 芮效卫(David Tod Roy, 芝加哥大学)新译《金瓶梅》, 罗慕士(Moss Roberts, 纽约大学)译《三国演义》,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哈佛大学)译《杜甫诗全集》。近年来, 由于多数大学不再把译作列为评审和考核终身教授的成果, 刚从事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较难优先考虑从事中文文本的英译, 往往只有在专业领域已打下一定基础、不需首先考虑晋升的学者才有时间和兴趣从事此类工作 ^{[ 7 ]607} 。

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有不同的风格, 以翻译当代文学作品见长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圣母大学)强调可读性的重要性, 其译作因主要面向美国一般文学作品的读者, 意译和再创作的成分较大。“ ‘ 意译’ 派在出版方面更胜一筹, 因为无论是商业出版社还是大学出版社都推崇意译派的译著。对此, 无论我们是庆幸也好, 悲伤也罢, 事实依旧是, 在那些‘ 可译’ 的小说里, ‘ 可读性好’ 的译作才能出版。” ^{[ 8 ]189}

与之相反, 罗慕士翻译的《三国演义》多采取直译, 内容非常丰富, 包括序言、正文、跋以及注释, 还有主要人物表、重大事件表、头衔与职务表、当时的行政区划图、重大战役路线图等。连套语也都如实译出, 朝代的年号、宫殿名, 汉语的谦辞、敬辞、习语和典故等也都反映了原作的风貌, 对小说的版本、作者、风土人情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是忠实原作、适合研究者和专业人员阅读的译文典范 ^{[ 9 ]258} 。

韩南在总结上述情况时指出:“ 所有的翻译本身都是在两种文化背景之间进行居中调停的工作, 如果要对翻译进行满意的描述, 两种文化都需要考虑进去。” ^{[ 10 ]134} 每个译本都在两极之间, 一极是全方位的保存, 另一极则是全方位的同化, “ 大部分翻译作品都处于两者之间, 既非彻底的保存, 也非彻底的同化” , “ 小说的译者很少在整部作品中始终如一” , “ 在一个更高的分析层次上, 翻译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同化原著中的主题和人物类型, 使之符合读者自己的文化” ^{[ 10 ]135} 。

很多译者有意识地尝试平衡两种翻译风格, 例如白之(Cyril Birch,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翻译《牡丹亭》时就力求如此并取得了成功 ^{[ 11 ]} 。杨曙辉和杨韵琴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共120篇译本也调和了两类不同读者的需求, 是近年的优秀译作。

综上所述, 文本的英译是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 也是众多知名汉学家投入了大量心血的领域。笺注性翻译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特色, 也是早期汉学研究注重文本研究这一指导思想的体现 ^{[ 7 ]607} 。文本的译者往往也是该作品的重要研究者。汉英两种语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存在着概念体系的不对应, 因此无论译者对两种语言掌握到何等娴熟的程度, 都不能避免翻译上的不完全匹配性, 都不免要借用西方已有的概念和表达方式阐释汉语中特有的话语, 从而造成扭曲、转换不准确的情况。赞助商、出版商和编辑的介入也可能会扩大译本与原始版本之间的差异。对此我们无须过度忧虑, 译者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决定了其翻译风格。如果预设的读者群是目标语的普通读者, 译者可能会有更大的自由度去“ 重新创作” 一部文学作品, 以适合读者的需求和口味, 其译作不一定是原始作品在另一语言中的复制, 正如葛浩文所指出并实践的那样。如果译作的主要读者群是学术型读者, 其成员可能精通目标语, 并可能已阅读过原著, 那么忠实性或许是应优先考虑的, 有时甚至要不惜牺牲译文的可读性和审美价值。为了弥补原文与译文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 译者往往需要借助必要的诠释手段, 正如罗慕士在翻译《三国演义》时所做的那样。多数翻译可能是努力平衡二者, 或在翻译不同部分(如对话或叙述)时体现不同的特点。无论采用哪种翻译风格, 译本都对美国中国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美国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与中国同行不尽相同, 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研究者是研究英美文学出身, 这使他们在研究中国文学时有一种比较的视野和跨界研究的特点, 也更注重借鉴西方文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来实现中西方文学研究之间的对话。比如夏志清在接受研究生教育并开始从事教学科研时, 恰逢美国文学批评界盛行“ 新批评” 理论, 他深受影响, “ 往往以西方十九、二十世纪的小说标准(如福劳贝尔或詹姆斯的作品)来衡量中国古典小说。这一标准简单地说就是要求叙事视角的连贯, 小说文意前后一致, 小说作者应在叙述中避免直接介入或作任何直接的道德说教, 故夏氏对中国明清小说有时不免过于苛求” ^{[ 12 ]217} 。

韩南则是在英国接受的基础训练, 起初研究英国文学, 因偶然接触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而转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就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东西方格局而言, 韩南从研究英国文学转到东方文学, 他具有的双重知识背景有利于他产生新的见解 ^{[ 13 ]132}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何谷理(Robert Hegel)和宇文所安都出生于二战以后的美国本土, 毕生精力主要放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宇文所安曾赴日本学习, 对东方诗歌有极为深邃的感受和洞察力, 其成就主要在唐宋诗方面。何谷理出生于密歇根州的一小农庄, 其居民多为欧洲移民, 他们对各自国家丰富多彩的描述使何对大千世界充满向往, 渴望了解不同肤色和民族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其学中文的最大动力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而美国学校的历史课本几乎不涉及中国文化, 直到进入密歇根州立大学他才有机会学习有关内容 ^{[ 13 ]132} 。

伊维德是荷兰人,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汉学专业的学生都到中国台湾地区留学, 但由于荷兰已跟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他无法赴台湾地区留学, 而中国大陆的大学又不对外开放, 于是选择去日本留学。他因不喜欢社会学而改学中国文化, 参加过元曲阅读会, 70年代末起与美国的奚如谷等合作进行研究 ^{[ 14 ]} 。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留美学者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多为国内英语系师生。这些学者和美国本土学者的英语背景使他们与美国主流学术界盛行的批评潮流和理论联系较为密切, 除上面提到的夏志清对中国小说的批评, 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学界对性别理论的运用、对中国女性作家的研究等也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与夏志清等人沿用西方文学标准衡量中国文学作品不同, 何谷理等认为中国文学有自身的文体特点, 中西文学有不同, 无优劣。例如fiction一词多被翻译成“ 小说” , 但中国小说的定义、结构形式等与西方不同。如中国传统长篇小说是散韵结合的章回体, 有的注重道德教化, 每章开头多有开场诗, 采用全知视角叙事, 人物的心理活动通过人物动作、语言等表达, 每章末尾用诗词和“ 且听下回分解” 作结。再比如中国传统戏曲形式也与西方的drama不同, 它是唱念做打的四位一体, 如元杂剧, 开头有楔子, 之后有四折, 剧本形式上不同于西方戏剧。何谷理强调不应以西方类似的文学体裁的特点作为标尺评判中国文学, 这对在美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当代理论席卷欧美学界, 影响了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甚至中国的学术研究, 奚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认为这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 当代理论是充满魅力的, 新知识、新理论能带来新的方法, 让人们看到新的景观。第二, 欧美的当代理论在传播新知识时, 还带有一种普遍的道德诉求, 特别是现今热门的后殖民理论、性别研究等, 对各种不公平包括族群之间、性别之间的不公平, 或者经济制度等造成的不公平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都进行了批判。理论的运用使研究者具有更宏观的视角, 更有益于赋予文学现象和文学研究一种普遍性的意义。但也造成了现行研究中某些简单套用理论的倾向 ^{[ 15 ]} 。例如, 有些研究者把很多当代文学作品都解读为政治寓言, 其看似深刻的理论锋芒掩盖了对具体作家作品深入把握的不足。还有研究者先搭建一个理论平台, 然后用中国文学作品简单地附和、证明理论的正确或重要性, 从而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某些不良影响。

一般来说, 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特质都给予了充分重视。大部分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都非常重视作品所处的历史背景和语境, 对传统汉学的研究方法, 包括训诂、考证等都有准确的把握, 如韩南教授对话本小说的考证。如前所述, 美国研究者多具有比较的视野, 但他们大多不会轻易地在其研究中套用某些时髦的理论或术语。这并不是说北美学者不重视理论, 大部分学者对理论都是下过一番苦功的, 西方学界几乎所有著名的理论都有学者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中。但就大多数学者而言, 文本是首要的, 是重中之重。这当然是美国自新批评流派以来重视细读或精读传统的表现, 很多发现、发明都是从细读文本而来的。不但注意细读文本, 美国学界还比较重视副文本, 即文本附带的序跋、评注、插图等等非正文的内容。陆大伟(David Rolston, 密歇根大学)对明清小说的评注研究、何谷理对插图的研究即是其中代表。

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植根于西方学界、脱胎于西方文艺批评的理论和传统, 因此与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方式存在一些差异。不管是何种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 都决定了美国学界的研究论述主要是分析性的, 而非赏鉴性的。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主要是诗话词话、小说评注, 就整体而论, 对风格的赏鉴和感性的体会是中国文艺批评独有的特点, 此特点传承到今天也体现在诸多研究性论述尤其是诗词研究中。外国学者在语言上较难进行这种风格、情感上的评鉴, 理性、科学的学术传统也使得他们的论述一般是提出问题并加以分析。这是美国学界相对于中国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

从研究成果的汇集形式上来看, 美国的研究者们相对比较关注特定的作家和文本以及特定的文体, 较少编辑出版大型的中国文学史, 仅有的几部都是名家写作的精品, 这与中国近几十年间出版了上千种各类文学史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 只有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早期中国文学》(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 1962)一部专著。学者们的主要研究都集中在解读和分析文本上面, 语文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在文本分析领域影响最大, 此“ 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受到最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 ^{[ 16 ]583} 。

在中古文学(建安— 隋唐)研究方面, 直至1971年才有了华兹生的《中国抒情诗:2世纪到12世纪的古诗史》( Chinese Lyricism : Shih Poetry from the Second Century to the Twelfth Century )这部对从汉到宋的诗歌进行概述性的、以名家名著为结构的专著。宇文所安的《初唐诗》(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 1977)、《盛唐诗》(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 The High T'ang , 1981)、《晚唐诗》( The Late Tang :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 860), 2006), 林顺夫和宇文所安合编的《抒情之声的生机:东汉到唐代的诗歌》( 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T'ang , 1986), 孙康宜的《六朝诗研究》( Six Dynasties Poetry , 1986), 田菱的《阅读陶渊明:历史接受范式的变迁》( Reading Tao Yuanming : Shifting Paradigms of Historical Reception , 2008), 田晓菲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的文化研究》( 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 The Record of a Dust Table )等, 集中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主要形式还是聚焦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作家、特定文体即诗歌的研究, 关注“ 产生这些文学作品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与功能, 作者对它们的应用, 以及读者对它们的接受” ^{[ 17 ]616} 。

从主流上看, 北美的宋金元文学研究中对各文体的单项研究仍占主导地位。此外, 致力于宋元剧曲和市民文学研究的也颇有人在, 对原作的翻译则更是不胜枚举。最早一部有力度的宋诗研究著作是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Yoshikawa Kojiro)的《宋诗概说》, 英文版由华兹生翻译(1967)。其研究旨在说明宋诗在风格、主题和格调上有别于唐诗传统而另辟蹊径, 反对宋诗不及唐诗的贬论。这激活了北美学者对宋诗的想象, 从而以新眼光看待宋诗。王国维提出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客观上造成了国内相对忽视不占主流地位的文学形式的研究倾向, 但在北美这种情况似乎不那么明显。虽然文体的不对应带来了研究上的困难, 但宋词研究依然取得了一些成果, 如刘若愚(James J.Y.Liu)的《北宋主要词人》( 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 , A.D. 96-1126, 1974)。孙康宜的《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 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 , 1980)通过大量英译来解释晚唐(主要是温庭筠、韦庄)经五代至北宋末期词体和词的主题所发生的变化, 该书是第一部对词体做丰富分析的英文专著。田安(Anna M.Shields, 普林斯顿大学)的《精雕一集:< 花间集> 的文化语境与诗学实践》( Crafting a Collection : The Cultural Contexts and Poetic Practice of the Huajian Ji )指出, 《花间集》不但是宋词之源, 而且也体现了唐代文化的影响, 她关注蜀国宫廷文人热衷于创作和表演这些词所反映的社会意义。叶嘉莹也对宋词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学生方秀洁(Grace S.Fong)的《吴文英和南宋词的艺术》( Wu Wenying and the Art of Southern Song Ci Poetry , 1987)是此领域的代表作 ^{[ 18 ]} 。另外艾朗诺(Ronald Egan, 斯坦福大学)对李清照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认为《词论》是李在受人攻击、遭遇困境时做出的抗争和表达的希望。宋代文人对李的批评策略是通过对她进行道德审判, 即批评其再婚和离异, 达到否定其文学成就的目的 ^{[ 19 ]} 。傅君励(Michael Fuller) 的《东坡之路》( The Road to East Slope : 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s Poetic Voice , 1990)也是重要研究成果。

元杂剧方面除有若干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著作之外, 也有相当多的翻译作品, 如柯润璞(J.I.Crump, 密歇根大学)的《忽必烈时期的中国戏剧》( Chinese Theater in the Days of Kublai Khan , 1980), 伊维德、奚如谷的《中国戏剧资料1100— 1450》( Chinese Theater 1100-1450: A Source Book , 1982)等 ^{[ 18 ]} 。

明清文学是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 这与哈佛大学知名汉学家费正清的研究思路和提倡或许有一定关系。作为现代汉学研究的奠基人, 他强调中国研究为美国的当代政治和社会服务, 主张研究从考据学中走出来, 多关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和文化, 从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某种预测。而要了解近现代中国, 就要了解中国明清到近代的发展过程。除此之外的另一可能因素是, 夏志清、韩南、何谷理、浦安迪(Andrew H.Plaks, 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学者杰出的开拓性贡献, 使明清小说研究成了显学, 同时美国也受到国内红学热的感染, 促使明清研究似乎后来居上, 盖过唐宋研究的风头。就总体而言, 美国研究明清文学的学者相对较多, 成果亦颇丰。费正清也因这种研究思路得到了可观的研究资助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奠定了其作为美国现代汉学开创者的地位。

北美明清文学研究以白话小说成就最为引人关注。早期成果以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 1968)为代表。如果说夏是以古典和现代小说批评家著称的话, 韩南则是以文学史家和翻译家著称于世。他以《金瓶梅》版本研究奠定了学术声誉, 转而研究话本小说, 其专著《中国的短篇小说:关于年代、作者和撰述问题的研究》( The Chinese Short Story : Studies in Dating , Authorship and Composition , 1973), 对中国话本小说的历史做了分期研究, 时至今日, 仍然是最客观和详尽的关于话本写作年代的研究成果。其《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史》( 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 , 1981), 对当时海外可见的话本小说做了详尽的梳理考证, 勾勒出截至17世纪末话本小说发展的清晰脉络。与夏志清所持的“ 中国小说不足论” 相反, 韩南认为传统的中国白话小说体现了18世纪英国小说所具有的“ 形式现实主义” 的一切特征。韩南翻译过大量的李渔作品, 1988年出版《李渔的创作》( The Invention of Li Yu )一书, 进一步剖析了其全部作品 ^{[ 20 ]} 。

其后浦安迪的《< 红楼梦> 中的原型与寓意》( 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 1976)把这部小说的结构归纳为“ 双重互补” 。这是运用西方现代理论阐释中国文学的重要著作, 比夏志清的类似做法走得更远。他还倡导重新关注清代小说评点, 其成果反映在《中国叙事学》( 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 , 1990)中。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Ming Novel : Ssu ta ch'i-shu , 1987)中, 他利用传统评点, 在审视明代文化史的背景下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的结构与意义进行了详细解读, 并提炼出这四部小说的共同主题是自我完善即修身, 还强调小说作者与小说中人物之间具有讽刺意味的反差。他认为反讽是中国小说叙事特色的观点对众多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何谷理在第一本专著《十七世纪的中国小说》( The Novel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 1981)中对以往研究关注不足的非主流作品如《隋唐演义》等予以了特别关注。他的《阅读中华帝国晚期插图小说》(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1998), 将晚明小说的物质实体即印刷品作为研究对象, 对这一时期出现的精美插图、发展轨迹以及影响文本阅读的可能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从而拓展了小说的研究领域。余国藩因一系列《西游记》研究文章和百回四册全文译注(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 1977— 1983; 2012)而声誉卓著, 此后他转而研究《红楼梦》, 出版了《重读石头记:< 红楼梦> 里的情欲与虚构》( Rereading the Stone :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 1997)。

目前活跃于这一领域的翘楚包括马克梦(Keith McMahon, 堪萨斯大学)、黄卫总(Martin Huang,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葛良彦(圣母大学)、李前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魏爱莲(Ellen Widmer, 卫斯理学院)、吕立亭(Tina Lu, 耶鲁大学)等。马克梦的《十七世纪中国小说的因果关系》( Causality and Containment in Seventeenth Century Fiction , 1988)是晚明色情小说研究的专著, 其《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 — 18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 Misers , Shrews , and Polygamists : Sexuality and Male-Female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 1995)则独到而详细地探讨了清代小说中的男女关系。黄卫总的《文人与自我表现: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自传性情感》( 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 Autobiographical Sensibili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 , 1995)是研究《儒林外史》的重要专著。葛良彦的《出自边缘:中国白话小说的兴起》( Out of the Margins : The Rise of 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 , 2001)是研究《水浒传》的力作, 探讨了中国叙事文学语言白话化(vernacularization)这一重大主题, 并且对书面体白话(written vernacular)在《水浒传》中的文学功能加以审视。

美国学者编撰的大型综合性文学史中比较有影响的, 一是梅维恒(Victor H.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2002)。此书建立了一种十分宏大的文学观, 研究对象包含了中国大陆、港台及少数民族作品等。全书按照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文类而不是历史年代编写。开篇专设“ 基础” 部分, 介绍中国语言文字、谚语、佛教文学、道教文学等的特点, 四大文类后面加上了“ 注疏、批评和解释” 部分, 其中探讨了经学与小说评注等。编者采取的从世界文学看中国文学的视角, 是其与中国学者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最大不同。该书有精彩的章节, 但缺乏一种统观全局的构思。第二部巨著是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2010)。此书是按照历史年代, “ 采取更具整体性的文化史方法” 精心编写的, 其“ 宗旨和理想是既要保持叙述的整体连贯性, 又要涵盖多种多样的文学方向” 。这部文学史“ 较多关注过去的文学是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的” ^{[ 21 ]序言2-3} , 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史。

北美大学的运作方式对学术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学者们选定的论题通常不大, 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将题目做精、做深上。这种研究模式也直接影响到了美国大学中国文学课程的设置。这些课程大体上分成两类, 一类是给本科生开设的公共课、基础课, 另一类是给硕士生、博士生开设的专题研究课。学者们根据个人的研究兴趣和专长授课, 一般不需要像中国国内中文系的课程设置那样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古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以及当代文学史等。多数课程注重介绍中国经典作家及其作品, 但不追求大而全, 也比较强调从某特定角度、特定文体或者特定历史时期出发, 介绍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比如中国鬼故事、爱欲小说、中国古代女性作家研究等等。

综上所述, 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总体上较为重视特定作家和作品的研究, 也注重某一文学体裁如诗歌、小说等的研究, 特别重视文学与其他领域的跨界研究, 如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以及文学与社会的联系。有些在中国因各种社会原因研究相对不足的作品如《金瓶梅》《肉蒲团》等, 在北美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都比较多。相对而言, 编写大部头综合性文学史并不多见。这与美国中国文学研究更是一种个人化的工作, 相对较少进行有计划的、集体性研究有关。综合性文学史编写虽然数量不多, 但质量都比较高, 体现了编者特定的文学观念以及从世界文学的角度观照中国文学的独特视角。因美国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刊物比较有限, 学术成果的发表也有更规范和严格的审查机制, 总体而言, 与中国相比, 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般强调聚焦具体问题, 论文和专著发表的数量没有中国多, 有些研究尚属空白。

近二三十年来, 美国学界在中国女性文学特别是古代女性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这是美国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女性文学与女性历史研究关系密切, 一方面文学史是整个妇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妇女史的研究成果又促进了文学研究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 美国对中国妇女史包括妇女文学史的研究兴趣不断增加。这既有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第三次浪潮的影响, 也有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女性学者日益增加带来的影响。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是孙康宜等。孙康宜率先发表了《明清妇女诗集及其编选策略导读》( A Guide to Ming-Ch'ing Anthologies of Female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 , 1992), 还与魏爱莲合编了《明清女作家》(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1997), 与苏熙源合编了《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诗歌与评论》(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 1999)。稍后伊维德和管佩达(Beata Grant,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合编的《彤管:中华帝国时代的女性书写》( The Red Brush :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 , 2004)所选作家作品覆盖面更宽, 不但收入了女性作家的诗歌、散文与戏剧, 还包括了弹词等文体, 从而勾勒出一幅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全景图。该书也是最全的一部中国女性作品翻译集萃。

中国17、18世纪才女们的文学活动、社会角色、文化贡献等在伊佩霞的《内闱— — 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 The Inner Quarters :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 1993)、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塾师:十七世纪中国的妇女与文化》( Teachers of Inner Quarters :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 1994)和曼素恩(Susan Mann)的《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Precious Records :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 1997)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 她们认为, 如果把中国女性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仅仅看作被压迫群体被动地服从历史赋予她们的角色地位, 就不免太过片面了, 因为不同家庭背景的女性的社会地位、个人生活空间不同, 每个历史时期女性的权利和对女性的道德要求也有差异。但她们并没有具体讨论女性文学作品本身的具体内容和意义 ^{[ 20 ]} 。

孙康宜2006年就说道:“ 从学理上讲, 过去二三十年, 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性别研究, 基本上是遵循由差异观到迫害论的思路, 由此探讨性别‘ 差异’ 所造成的权力关系和文学的传承观念。” ^{[ 22 ]104} 中国文学界对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率先打破了在历史上妇女一直受压迫、被奴役的刻板印象, 提出中国女性也有受到男性文人帮助而在文学上取得成功的一面。“ 一般人总以为西方的文化理论可以为中国文学研究带来崭新的视角, 但却很少有人想过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也能为西方的批评界带来新的展望。” ^{[ 22 ]105}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中国妇女史研究更加细化, 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 涉及与医学、婚姻法、财产继承、性别制度、宗教体系等诸方面的关系, 同时注意发掘女性的能动性和主体意识。例如魏爱莲的《美人与书:十九世纪中国的妇女与小说》( The Beauty and the Book : 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 2006)“ 研究了19世纪女性主动追求作家地位、力争发表作品的现象; 它还指出, 在19世纪末, 中国女性已经成为小说的批评性读者、编辑者、评论家, 这一现象又使小说界开始认识到迎合女性读者的重要性” ^{[ 23 ]3} 。

综上所述, 90年代兴起的针对中国女性文学所做的社会史、经济史、作家生平、作品创作等诸多视角的研究, 呈现了中国文学史上女性作家的特殊贡献与文学成就, 挖掘了一大批以前不为人知或者尚未引起广泛重视的作家作品, 英译了大量文本,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奠基人谭正璧等人的研究成果, 扭转了五四以来学界比较普遍的片面认识, 即认为中国女性只有受迫害的一面, 其意义无疑是十分重大的。虽然女性作家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 但就总体而言, 历史上中国女性作家依然处于男权社会的大背景之下, 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认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自主意识和特殊性, 中国女性是不是与欧洲女性在地位和文学成就上有巨大的差别, 中国女性特殊论的普遍意义究竟有多大, 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成果应该如何引起西方学界的重视并被西方女性文学理论所吸收等, 是一系列引人深思、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总体上比较注重探讨文学与其他领域的关系, 例如文学与宗教的关系。“ 文学与宗教本身有着密切的联系, 各朝代文学尤其是我所知道的唐宋文学, 是和当时的佛教、道教分不开的, 这也许在一般的文学史尤其是中国国内的文学史上确实看得不够清楚, 学者们也不够注重这一方面, 但是美国汉学界很看重, 这是美国汉学家与国内搞文学史的学者的区别所在。” ^{[ 11 ]166} 其原因或许是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关系密切, 研究者从西方文学的传统出发, 更容易联想到宗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过去对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探讨得不够充分, 或许是因为1949年以后中国学者对从宗教的角度研究作家作品总体上有所忌讳, 或许是因为当代中国研究者多数都没有任何宗教背景, 或许是因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尚需拓展。

相当大一部分北美学者对佛教在中国文学中的作用颇感兴趣。如管佩达的《重游庐山— — 苏轼生活与写作中的佛教》( Mount Lu Revisited : Buddhism in the Life and Writing of Su Shih , 1994)研究了佛教与苏轼生活及其作品的关系, 显示了佛教之于苏轼生活和思想的重要意义, 同时也指出了苏轼在寻求佛教解脱与士大夫所具有的国家责任感之间的矛盾和张力 ^{[ 18 ]626} 。李前程的《悟书:< 西游记> 、< 西游补> 和< 红楼梦> 研究》( Fictions of Enlightenment : Journey to the West , Tower of Myriad Mirrors , and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 2004), 探讨了源自禅宗的“ 悟” 在《西游记》《西游补》和《红楼梦》中的文学表现形式与意义。

综合性研究《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一编“ 基础” 设第九章“ 佛教文学” 、第十章“ 道教作品” , 也从宏观的角度专门探讨了宗教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在论述佛教的影响时指出:“ 由于文学广泛地反映了人类的整体经验, 所以在这一新的宗教生根中国之际, 佛教对所有这些活动的影响便立即体现在佛典和非佛典作品中。在文学中, 除了直接反映出佛教信仰之外(如对僧人、庙宇、宗教仪式、佛像和绘画的描写), 佛教还影响了中文中数不清的更为精微的方面, 如说唱形式, 复杂的诗学规范、美学标准、文学体裁、戏剧程式, 以及最重要的— — 对虚构想象领域的接受和认可。” ^{[ 24 ]187}

再如, 北美不少学者对印刷技术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如王宇根的《万卷:黄庭坚与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 The Thousand Scrolls : Reading and Writing in 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 , 2011)是英语世界中第一本探讨北宋印刷术的传播对阅读和写作之影响的专著。其研究侧重探讨印刷术的出现和文本的大量刊行如何改变了人们对阅读和写作的思考。他认为黄庭坚的诗法或方法是针对急剧增加的书籍做出的反应。艾朗诺的《美的困扰: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 The Problem of Beauty :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 2006)则通观诗学及其他相关领域, 包括金石学、花谱、艺术收藏和诗歌。他在书中考察了11世纪新兴的一些美学思想和追求, 并努力探求诗学和其他相关领域之间的关系 ^{[ 18 ]629} 。明清出版业的发展情况也是明清文学研究的一个方向, 代表作有包筠雅(Cynthia Brokaw, 布朗大学)和周启荣(Kai-wing Chow,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合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印刷与书籍文化》(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2005)。

总体而言, 北美学者更倾向于把某位作者或者某个时期的作品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观察, 考量其与文学之外的其他领域的关系。无论这样的关联是宗教的、社会史、文化史或其他视觉艺术的, 这种比较研究往往带来了新的研究成果。毋庸置疑, 这与近二三十年来北美学界盛行的跨学科研究风气密切相关, 也与研究者本人的学术背景紧密相连。这或许与北美学者是中国文学的“ 旁观者” “ 局外人” 有关, 他们认为只有将中国文学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才能独辟蹊径, 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自身的特点以及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