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晚期的赵将李牧声名赫赫，戎马一生，曾为赵国御匈奴、抗秦军，最后却因谗言离间而被害，生平可用悲壮二字形容。汉初，赵人之后冯唐以父祖亲见亲闻的李牧故事讽喻汉文帝，用“陛下虽得李牧，不能用也”一句，激文帝赦免战功卓著的云中郡守魏尚，冯唐自己亦终得拜车骑都尉。可见李牧为赵将的事迹，在秦汉之际广为流传，其品格、才干为人所激赏并引为典范。

近年战国古文字研究的新成果显示，“李牧”和同他常常并称的“廉颇”一样，都已数见于战国时代的青铜器铭文，只是过去未被正确释读出来。刘乐贤先生受到《史记·蒙恬列传》子婴向秦二世进谏之语中的“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一句在北京大学藏汉简《赵正书》中写作“夫赵王钜杀其良将李 （微）而用颜聚”的启发，指出陕西历史博物馆2003年入藏的赵国三年大将弩机和旧藏于章乃器、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赵国六年代相剑铭文中的中央监造者姓名“事（图1）”“事（图2）”，都应释为“事（图3）（微）”；因为古文字资料中“事”与“李”音近有相通之例，故三晋的“事”姓就是“李”姓，由此可推知“事（图3）（微）”其实就是北大简的“李微”，亦即相当于《史记》中的李牧（《出土文献中的战国名将李牧》，《文物》2020年第3期）。

根据刘乐贤先生考订的两件赵国兵器的系年，李牧于赵孝成王六年（公元前260年）曾为代之相，此大致即《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叙牧“常居代、雁门，备匈奴”时事；赵王迁三年（公元前233年）已任大将军，此后未出四五年，李牧就遭谗遇害了，赵国也很快灭亡。刘先生的考证缜密，非常精彩，这两件被联系起来的赵国兵器，为我们复原李牧自青壮年到身故前的带兵经历、研究赵国历史提供了难得的共时性材料，弥足珍视。这些共时性的文字资料和稍晚一些的秦汉出土文献里提到李牧，其名皆作“（图3）”“（图4）”等同音之字（为排印方便下以“微”代表），此绝非偶然之事。

但“微”和“牧”两字是什么关系？最直接的一种推测，是刘乐贤先生提出的，二字是否存在音近相通的可能？正如刘先生自己所言，这两个字韵部有一些距离，相通的线索也不够直接，所以他对此有所保留。颜世铉先生曾怀疑“牧”是“枚”的形讹，“微”“枚”则可相通（《简帛》第二十一辑，页100），这两方面的证据在古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当中都比较充分，似乎存在成立的可能性。此外，刘乐贤先生还注意到，“牧”字左半的“牛”旁，与战国三晋文字中的“（图5）”旁形体略似，故过去有学者就把三年大将弩机的“（图3）”字误释为“牧”，尽管刘先生对这一线索所持保留态度更加明显，但实际上字形直接讹误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除了《史记》等文献中的“李牧”之名，因军功显赫，李牧还得封“武安君”之号，《战国策》中有“文信侯出走”一章，铺陈武安君被逼自杀的前因后果（这章内容原在《秦策》，鲍彪本重编改入《赵策》）。该章记述吕不韦迁蜀之后，属吏司空马到赵国为守相，秦国发兵来攻，司空马劝谏赵王迁割国土之半赂秦，遭到拒绝，又请为赵将兵全力抗秦，也不能得用，司空马便离开赵国，在渡平原津时对津令郭遗预言：赵王将重用嫉贤的佞臣韩仓，武安君一年内必死，赵国将随之灭亡。果然，司空马的预言全部应验（下据鲍彪本引录，据旧注合理意见校改个别文字）：

韩仓果恶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韩仓数之曰：“将军战胜，王觞将军。将军为寿于前而捭匕首，当死。”武安君曰：“繓病钩，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惧死罪于前，故使工人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请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韩仓，状如振梱，缠之以布。“愿公入明之。”韩仓曰：“受命于王，赐将军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赐死，缩剑将自诛，乃曰：“人臣不得自杀宫中。”过司马门，……右举剑将自诛，臂短不能及，衔剑徵之于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赵亡。

奸臣韩仓在赵王面前挑拨离间，以王命寻衅、赐李牧死，牧因肢体残疾，上肢不及举剑，最后竟以门柱相助衔剑自刺而亡，忠烈老将的结局惨烈骇目，令人慨叹。这一段文字提供的最重要信息是武安君两次自称“繓”，姚宏本和鲍彪本皆有注曰：“（李）牧名”，吴师道补注则指出“繓”为李牧名是东汉高诱注旧说。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为何李牧又名“繓”？

清人王引之的名著《春秋名字解诂》对此有一解释，他认为“繓”通“棷”，即“薮”的古字，“繓（棷）”与“牧”是一名一字，语义关联来自《周礼·太宰》“薮牧”之职。但王氏的解释转了几道弯，寻求的名字关联线索很隐晦，何况已如前述，“牧”本身就很可能是一个讹字，故应弃王说而另求他解。

我认为，刘乐贤先生联系出的金文和汉简所记的李牧之名，对正确解读《国策》此字十分关键。秦汉文字的“（图3）”旁，左下多从“耳”而非“人”形（北大简《赵正书》的“李微”也是这样），同时，秦汉时代的隶书还继承了早期篆文的特点，“（图5）”旁头上的“山”形多呈倾侧（参看《隶辨》卷一“（图4）”字），古隶中甚至还写作类似“E”形，结合这些字形特征便很容易想到，“繓”字的“最”旁，应该就是秦汉文字中“（图3）”旁的写讹，马王堆简帛文字中的“最”字和“微”字如下：

（图6）（《十问》76号简）（图7）（《战国纵横家书》196行）

把“（图3）”的上部横笔和竖笔黏合得紧密一些，就很难与“最”字区别了。所以《国策》的“繓”本应是从“糸”“（图3）”声的一个字，它很可能就是“徽”的古字（即《集韵》的“（图8）”字异体），也可能“糸”形就是“彳”旁讹抄，无论情况如何，字皆可用作李微（牧）之名。

值得注意的是，《赵策》“秦使王翦攻赵”章亦述及李牧之死，其情节与“文信侯出走”章有较大差异。该章叙李牧数次败走秦军、杀秦将桓齮，秦将王翦忌之，厚赂赵王宠臣郭开，使郭在赵王面前诬陷李牧和司马尚勾结秦人反赵，赵王生疑而斩牧。这些内容被太史公撰写《赵世家》《廉蔺传》《冯唐传》时采用，并互有详略增删。而《赵策》这一章的“牧”字恰好不作“繓”，说明其内容来源、时代层次皆有明显区隔。司马迁采信《赵策》“秦使王翦攻赵”章的内容，足证在史家心目中，此章内容应当较近于历史事实。“文信侯出走”章则富于强烈戏剧性色彩，文学味道也浓；“李微”之“微”从“耳”显有秦汉以后的书写特征，与战国三晋文字书写习惯有别；加之此章之末，平原津令竟感叹不用司空马是赵亡之关键（鲍彪早就批评这是“从（纵）横之说”，意思就是策士所拟），“嗟嗞乎，司空马”句中“嗟嗞”一词，乃是汉人作品中常用的叹词。凡此数端，皆透露其经秦汉政客、文人拟托发挥的痕迹，很难视为共时或稍晚的实录。类似的情况可举出《齐策》的“齐宣王见颜斶”章，这也是文字铺排雕饰甚重的一篇。此章的主人公“颜斶”，其名“斶”字罕见于字书韵书之外的其他古书。朱起凤曾指出文献中战国时人多以“歜”为名（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页609），结合出土秦封宗邑瓦书和秦汉印章中的人名来看，古名“歜”者确实极多，“斶”则绝无一见。如熟悉秦汉文字就会知道，秦汉“斤”字头部往往多拐一道，“欠”旁极易与之相混，“斶”应即“歜”字误写。由此一线索结合颜斶主张清静反璞的黄老思想，自然容易推想《齐策》这章内容源出西汉人手笔。

本文所谈《战国策》文本中经由文字的变形、讹失而折射出的古字孑遗如果成立，可视为古代书籍史连续性的微观反映。这种现象跨越简帛、纸卷和版刻书籍留存到今天，类似“检测标记物”，很值得留意。类似现象如加以搜集整理，结合金文、简帛研究的新进展及语言学、文献学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或将在离析《战国策》这类东周秦汉逐步编纂的、跨越古今文字变迁鸿沟的杂糅型古书文本的历史层次并研判其史料价值方面，具有特殊参考价值。

（作者：郭永秉，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