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1910—1985），江苏金坛人，中国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罗庚在数学的许多领域，如数论、复变函数论、分析、偏微分方程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数学之神”“人民数学家”。

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双腿！

1929年，由于一场疾病，年轻的华罗庚左腿残疾了。在刚残疾的那些日子里，他想起了被汉武帝处宫刑后发愤著《史记》的司马迁，想到了遭受膑刑后仍然孜孜不倦地著述兵法的孙膑……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

“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双腿！”这是他当时的决心。

白天，他拖着病腿到金坛中学做会计工作，辛苦工作了一天，晚上，回到他家破旧的小店里，坐下来的时候伤残的左腿疼得钻心，他忍着疼痛，在昏暗的、如豆粒般大小的油灯下，全身心地遨游在数学王国，暂时忘却了苦难和坎坷的人生，忘却了世道的不公和生活的艰难，仿佛飘然脱离了尘世。

有一次当他正入神地思考一个数学问题的时候，妻子在他身后猛一击掌：“你呀你，真是个呆子，孩子从床上摔下来跌成了这个样子，你都不管！”

他回头一看，才如梦初醒地发现了摔在地上正在哭叫的女儿华顺。

一天，邮差送来一封信，他撕开一看，原来是从上海寄来的刚刚出版的《科学》杂志。他的心立即怦怦跳起来了，急忙用剧烈颤抖着的手翻开一看，《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的大标题，赫然映入了他的眼帘；又看了一眼，铅印的“华罗庚”三个字使他全身一颤，眼睛里滚滚的热泪顺着瘦削的面颊流下来。

疾病的折磨，生活的重担快要把他这个残疾青年摧垮的时候，这家杂志素昧平生的编辑竟这样尊重真理，不迷信权威，冒着使有名的大学教授难堪的风险，把他这个偏僻地方小职员的论文全文刊登出来。这怎能不使他激动，使他兴奋呢！

恩师熊庆来

1931年的一天，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办公室，看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时，忽然被其中的一篇文章吸引住了。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作者署名“华罗庚”。文章所谈的问题正是熊庆来曾经思考过的。

熊庆来很认真地从头到尾将这篇文章仔细看完，停下来思忖了一阵子，又翻开文章再反复看起来。文章并不长，全文只不过三页纸，可是熊庆来看看想想，想想看看，竟然用了好长时间。他越看越兴奋，深知这位作者的数学功底非同一般。

华罗庚（中间）与学生合影

这篇文章所谈的问题，是在数学界一百多年来“未被攻克的堡垒”之一。这个“堡垒”说的是“用四则及根号运算方法解代数的五次方程式”。早在1816年就有国际著名的挪威数学大师阿贝尔（N.H.Abel，1802—1829）证明其不可解性，并列入了正式的教科书，成为一经典的论题。

可是，苏家驹教授在钻研这个问题时似乎有新的收获，并把他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930年上半年上海出版的《学艺》杂志（七卷十号）上，题目为《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认为五次方程式并非不可解。

苏家驹先生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一些数学界人士和数学爱好者的惊喜，以为五次方程式确如此文所述，已可解之。欣喜之余，庆幸又一个“堡垒”被攻克了，但是苏家驹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深究。而且还有几位数学家发现：苏先生解法中有破绽，熊庆来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虽一直无意直接写文章反驳，但心里还是如有一种“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之感。

现在华罗庚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却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说出了熊庆来自己想说的一些话。熊庆来从这篇论文中发现作者很有数学天才和探索精神，也很有智慧和勇气。一向渴望发现人才的熊庆来立即兴奋地向周围的同事打听，这位作者“华罗庚”是什么人？在哪所大学执教？系里的杨武之教授（物理学家杨振宁的父亲）也注意到这篇论文，曾经赞赏地向熊庆来谈起此文，也想打听清楚这位作者究竟是谁。

华罗庚和他的学生陈德泉（左）、计雷（右）

正巧，系里的教员唐培经知道华罗庚，而且与华罗庚还是同乡，都是江苏金坛县人氏。唐培经还知道华罗庚当时还在金坛中学当一个小办事员，而不是什么大学教授或研究人员。

熊庆来知道华罗庚的经历以后，更是珍惜这位难得的人才。在他多方努力之后，终于在1931年8月把华罗庚调进清华大学，任数学系图书室特设的“助理员”。这个位置是熊庆来动了好多脑筋才想出来的一个职位，这样华罗庚既可以有40元大洋的薪水，又可以有时间补习没有学过的数学基本课程。一年以后，在熊庆来和杨武之的再次努力争取下，华罗庚这位没有大学学历的职员被任命为助教。这在当时的体制下，简直是天方夜谭般的奇事！

1936年，华罗庚在来到清华大学5年之后，已经成为国际上知名的数学家；这年清华大学派他到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边进修边从事数学研究。

“我来剑桥大学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学位。”

1936年，华罗庚以一个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英国进修。华罗庚到达剑桥大学时，著名数学大师哈代（Godfrey Harold，1877—1947）正在美国旅行。当他见到友人温纳给他的推荐华罗庚的信及华罗庚的论文后，据说曾留了一张纸条给助手海尔布伦：“华来时，请转告他，他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

通常若要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至少要三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据说海尔布伦问华罗庚：“你打算攻读那一门课程？我们将给你帮助。”

不料华罗庚竟回答说：“谢谢您的好意，我只有两年的研究时间，自然要多学点东西，多写些有意思的文章，念博士不免有些繁文缛节，太浪费时间了。我不想念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学者（Visitor）。我来剑桥大学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学位。”

海尔布伦很感意外，说：“东方来的人而不稀罕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者，你还是第一个。我们欢迎你这样的访问学者。”

其实，华罗庚当时若能顺手牵羊拿个博士亦未尝不可，他也不会拒绝这个头衔。他的贫困确实是他不拿博士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一次，一位朋友问华罗庚：“您一年之中完成了11篇论文，每一篇可得一个博士，为什么不拿一个博士学位呢？”

他笑笑说：“钱不够呀，学费贵极，也就算了。”

其实他完全可以向管理清华基金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要求补助，但却没有这么做。其为人之耿介可想而知。

华罗庚去剑桥大学，始终没有办理正式入学手续。他那时已把虚荣的名誉地位放到一边，极力地追求真才实学，作出好成果，为国争光。他的这段往事自然在中国科学界传为佳话。

华罗庚尽量地利用剑桥大学良好的学术环境，在数论与分析方面都狠下功夫学习。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很风趣地说：

有人去英国，先补习英文，再听一门课，写一篇文章，然后得一个学位。我听七八门课，记了一厚叠笔记，回国后又重新整理了一遍，仔细地加以消化。在剑桥时，我写了十多篇文章。

1937年，抗日的烽火烧遍了祖国的大地，大片国土沦陷了。华罗庚心急如焚，归心似箭。1938年，华罗庚放弃了可能留在英国继续做研究工作与教书的机会，迎着战火硝烟，回到了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云南昆明，即西南联合大学的所在地。

华罗庚离开剑桥大学前夕，他向自己的老师哈代告别。哈代问他：“这两年，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华罗庚把他所研究的问题的结果一一告诉了哈代。哈代听后十分高兴地说：

“好极了！我与赖特正在写一本书，你的一些结果应该写进书里去。”

哈代所说的书就是他与赖特合写的名著《数论入门》（1938）。他们在这本书里提到了华罗庚的几个研究结果。这也许是近代中国数学家最早被外国名家引用的研究结果。

“等抗日战争胜利了，再抽烟吧！”

抗战时，昆明的西南联大由于师资力量强大，再加上联大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营造了人才培养的良好环境，这就使得联大的3000多名毕业生，除800多名投笔从戎以外，许多人都成为世界一流的学者，如杨振宁、邓稼先、黄昆、林家翘、朱光亚、王宪钟等人。

师资力量的强大，还表现在一些著名教授甘心与全国劳苦大众同甘共苦，其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对学生无疑是最生动的教育和鞭策。以华罗庚教授为例，1938年从英国回国后，西南联大立即聘请他当数学系教授。以后在联大的生活，其艰辛苦难真一言难尽。华罗庚曾经在回忆中提到他和他的一家人在昆明时期的生活：

1945年华罗庚全家人在昆明茅屋家门口合影

想到了四十年代的前半叶，在昆明城外二十里的一个小村庄里，全家人住在两间小厢楼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点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息。那时，我的身份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者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高者，高而不危之高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埋头读书，苦心钻研……

困苦的生活使他不得不常常用吸烟来排忧解愁。但是，有时连抽烟的钱也没有，于是他将烟戒了，还说：“等抗日战争胜利了，再抽烟吧！”

就是在这样不可思议的困苦条件下，华罗庚在1938年回国后的4年中，先后写出了20多篇论文，并在1941年完成了他第一部著名的数学著作《堆垒素数论》（Additive Theory of Prime Numbers）。

1938年春，日本飞机常轰炸昆明，为了躲避飞机的轰炸，闻一多全家搬到昆明北部陈家营。华罗庚一家走投无路，也来到陈家营。闻一多热情地让出一间房子给华罗庚一家住，两间套房分住两家，当中用一块布帘子隔开，开始了两家都毕生难忘的隔帘而居的生活。

他们的住房下面是牛圈、马厩。房间再小一张桌子还是少不了的，它要作为工作地方啊！吃饭时，孩子们只能站着吃；到了晚上，房里的床上、地板上都睡满了大人和孩子。就这样，华罗庚在一间房子里埋头研究数学，闻一多在另一间投入地搞“槃瓠” ^[1] 。两位知名教授清贫自甘的作风和一丝不苟的学术风格，给同事和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华罗庚曾写过一首小诗记述这段难忘的生涯：

挂布分屋共容膝，

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

专业不同心同仇。

自由争论的良好学风

我国著名翻译家、南京大学教授赵瑞蕻（1915—1999）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是外文系学生。他后来在一篇题为《离乱弦歌忆旧游》的长文中，对当时西南联大由华罗庚主持的“讨论班”有一段生动的回忆：

我清楚记得，一九三九年秋，有一天上午，我在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我一看就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和学生（我认得是徐贤修和钟开莱，这两位学长后来都在美国大学当教授，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他们在黑板前几把椅子上坐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写了许多我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他边写边喊，说：“你们看，是不是这样？……”我看见徐贤修（清华大学算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的温州老乡，当时教微分方程等课）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就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越吵越有劲，我看着挺有趣，当然我不懂他们吵什么。最后，大约又吵了半个多钟头，我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这事足可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学风。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直到如今我仍然牢记在心。

就是在那样艰难的情形下，1940年华罗庚、陈省身、王竹溪主持了李群 ^[2] 讨论班；1941—1942年华罗庚另外主持了解析数论讨论班。

生命的最后一刻

应日本亚洲学会的邀请，华罗庚与他的助手定于1985年6月3日至16日访问日本。因为曾患过两次心肌梗死，腿的手术也已经过了保险期，参观过程中只好坐轮椅。访问中只安排了华罗庚做一次报告，介绍自己五十年代以来的工作。他写字已经很困难，由他的长媳整理了一张表作为报告的提纲。为了准备报告他接连两天谢绝了各种活动。11日晚上他实在无法入眠，吃了安眠药勉强睡了一会儿。

演讲安排在12日下午东京大学的一间报告厅。4时，他在日本数学会会长小松彦三郎的陪同下，手持拐杖走入报告厅，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4时12分演讲开始，他离开了轮椅坚持站着讲。一开始他用中文，由翻译翻成日语。后来在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后换成英语。他讲得满头大汗，先脱掉了西装又解掉了领带。规定的45分钟时间到了，他征求大家意见，问能不能延长几分钟。这次演讲一共讲了65分钟。最后，华罗庚说“谢谢大家”，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坐了下来。日本数学家白鸟富美子女士捧着一束鲜花向讲台走去。这时华罗庚突然从椅子上滑了下来。在场的中国教授和日本医生惊叫着去扶他。他的眼睛紧闭着，面色由于缺氧而呈现紫色，完全失去了知觉。晚上10点零9分，东京大学医院宣布华罗庚的心脏停止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