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朝两党关系的研究（2）

原文为笔者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沈志华于2016年11月2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所做的同名讲座上的笔记。

仅对讲座内容进行整理，放弃可能拥有的版权。 有关问题，请咨询专业答主。我对这段历史并不了解。

3.“延安派”与八月全会（1953-1956）

俗话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当年的朝共，就是内有两派，各引外援，派系斗争不亦乐乎。而在抗美援朝结束以后，金日成对党内的清洗也开始了。

朝鲜党内，大略可以分为四派——“游击队派”、“延安派”、“留苏派”、“南劳党”（日本投降前来自南朝鲜的劳动党成员） ，够凑一桌麻将的了。

战争严格意义上还没结束的1953年3月，南劳党主要干部就被安上美国间谍的名头，被金日成杀死，基本算是出局。南劳党代表人物朴宪永则在1956年被处死。

延安派和留苏派的不同之处在于，留苏派的基层更多，延安派在党内、军内都有较多高层——金雄在战后甚至荣升民族保卫省副相，大将军衔；武亭、朴一禹、方虎山等人也都是军内元勋。对付这些人，金日成绝不敢太过张狂。

早在1950年，武亭就被冠以丢失平壤的罪名，撤销一切职务。战后，方虎山被调往科学院，远离军界；朴一禹被调为递信相（也是佩服）。金雄也没躲过去，1956年被暗杀。

但是到了1956年，内外环境终于让朝鲜的党内矛盾激化。 朝鲜经济虽然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但是依旧困难重重。在这样的情况下，金日成依旧忙于整党，强化个人崇拜，使得国内主张改革的其他领导对其不满；金日成不断整治留苏派的行为（包括强制朝苏双国籍者入朝籍）等也引起了苏联的不满。

而中国方面虽然无意“扛旗、当头”，但是由于对金日成的不满和对金日成清洗延安派的担忧，也是报以支持态度的。

在1956年，还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世界的大事——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助长了朝鲜国内反对个人崇拜的声势。 （在当时，由于斯大林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行为，中国对于赫鲁晓夫这一举动是基本支持的，中共中央的态度是要“辩证分析”——也就是允许其对错误进行批评，但是依然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承认斯大林的贡献。用沈教授的原话说，“斯大林的旗子高高举起，上边写的什么别管”）

就在延安派和留苏派（以下简称改革派）积极串联的时候，两件事彻底改变了这一次政变的结局。

其一，泄密。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是如何泄密的，但是从金日成的反应来看，改革派的行为绝对暴露了。 其二，1956年发生的一系列反苏事件——斯大林的老家格鲁吉亚爆发内乱，波兰波兹南也发生了工人罢工、起义，匈牙利同样山雨欲来。这样的情况使得赫鲁晓夫四处救火，不得不对朝鲜采取调和态度。也就是说，苏联不可能给予改革派太多实质上的支持。

改革派打算趁金日成不在，召开中央全会，利用金日成支持者群龙无首的机会，罢免金日成，迫使他接受既定事实。因为当时的《朝鲜劳动党章程》规定，中央委员可以选举最高领导人。（1964年，赫鲁晓夫就是被用这种方式赶下了台）

谁料，金日成提前回国，并决定将全会推迟一个月。这一个月里，金日成与非改革派成员依次会谈，承诺会 做出让步，替被清洗的领导平反，承认错误，减少个人崇拜等等 。同时，他还命自己的亲信、内务相方学世监视改革派，审问改革派领导身边的人以获取更多情报。

这样一来，八月全会将不会是一张捕鱼的巨网。那条大鱼，正在水下蓄势，想要一举将渔船整个掀翻！

1956年8月30日。平壤。
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不出意外地，改革派的发言非但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反倒是金日成的亲信们，有恃无恐地开始攻击他们的“反党行为”。
见大势已去，4名延安派成员驾车逃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