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是清末民间武术团体与秘密
教门
的混合组织。形成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
大刀会
(金钟罩)、义和拳、
神拳
和
梅花拳
等民间
秘密结社
互相组合、发展而成,为
义和团运动
的基干力量。这些刀会、拳会与秘密教门虽各自更名义和团,但互不统属。同年春,山东
清平县
(今高唐)大刀会、直隶景州(今河北
景县
)大刀会改称义和团。九月,义和拳在平原
森罗殿战斗
中自称义和团。
山东巡抚
毓贤
曾于是年夏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各种名目的民间
秘密宗教
与武术团体遂纷纷更名义和团,以争取“合法”地位。次年,京津地区也普遍建立义和团,迅速形成义和团运动高潮。各地
团民
多以农民、
手工业者
和贩夫为主,间有部分游民、兵勇和富人加入。成员多为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另有妇女组织
红灯照
。以团、坛(场或厂)为单位,以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中的一字自立团号。其中乾字团、坎字团人多势众,分布地区广泛。各团以老师、团首、
大师兄
、二师兄等为首领,无统一信仰,但“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信条基本一致。各坛互不统属,以传帖作联络,互相配合,并以“
扶清灭洋
”为口号,反对外国侵略,打击教会势力。
义和团运动
失败后,
冀中
义和团以“扫清灭洋”相号召,继续开展斗争。旋被清军镇压。
义和团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2、
大刀会
说,大刀会是清代华北由贫苦农民为主的一个团体,成员演练“金钟罩”,认为可以刀枪不入,也被认为是义和团的起源之一。
3、
乡团
说,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起源于民间的乡团组织。
4、拳会说,在清代有许多传播武术的
民间团体
,如义和拳、
梅花拳
等,特别是义和拳在长期发展中蒙上了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被认为是义和团的前身。
义和团成员
1899年10月上旬,
山东
省
冠县
飞地蒋家庄(今
邢台
市
威县
),教民和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义和团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
蒋楷
派兵前往镇压。
朱红灯
率团民数百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现如今在平原乡间还流传一句谚语“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
19世纪末,各
帝国主义
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
甲午战争
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
租借地
”和划分“
势力范围
”,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
的兴起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
中华民族
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
甲午战争
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此外,义和团还有“
红灯照
”“蓝灯照”“黑灯照”(寡妇组成)“花灯照”(妓女组成)等妇女组织。
义和团内部又可分为官团,私团与假团。
所谓官团是指接受清廷的招抚,向
清政府
挂号,接受清廷官员的统率,领取其粮饷。官团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听从其调遣。承认官团是清廷控制义和团的手段;
私团则大多系团民自发组织,带有很大的独立性,自行设坛或从事“灭洋”斗争。
假团则有其复杂性,一般说来,义和团是一个几乎人人可以加入的松散的组织,但实际上,有很多义和团组织被清政府以“伪团”,“假团”的名义镇压。
“假团”分两种情况,一是不服从清政府的统治并对其构成威胁,因而被消灭,是其镇压和消灭义和团的借口。二是部分不良分子甚至教民假扮义和团横行不法,前者如“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
后者如“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
“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
义和团
首领
-
阎书勤
(1860—1900),冠县飞地梨园屯(今
邢台市
威县
)人,领导了冠县起义。
-
赵三多
(1841—1902),领导过冠县起义,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义和团失败后参加景延宾起义,在此过程中殒命。
-
-
-
王立言
(?—1899),山东义和团主要首领之一,朱红灯死后在山东坚持战斗,后失败被杀。
-
倪赞清
(1862—1902),字翼臣,组织和指挥了著名的
廊坊大捷
。
-
-
张德成
(1846—1900),在
独流镇
创建“天下第一团”,后率部赴天津与联军战斗。
-
刘呈祥(1881—1900),别号刘十九,1900年19岁时在天津西郊
高家庄
设乾字坛,后在天津打击
八国联军
,天津失陷后仍坚持战斗。
-
景廷宾
(1861-1902),
直隶
广宗人,1902年4月同
赵三多
等在巨鹿厦头寺领导起义,改旗号为“扫清灭洋”,7月失败被杀。
义和团
纪律
义和团有自己的一套纪律,既有官方颁发的十条团规,也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如“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等。
义和团运动
后期,由于成员日益复杂,出现了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但连后来的清政府上谕也不得不承认“……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亟派直隶练军弹压。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
对义和团后期纪律败坏的记载:“城中日焚劫,
火光
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义和团之杀教民
毛子
也,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
庞迪我
、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
遗骨
,无一免者。胜代及
本朝
御碑,皆为椎碎。
保定
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义和团
爱国思想
义和团具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对外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十分痛恨。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还有些义和团组织更希望能使国家从屈辱的境地摆脱出来,如当时的
红灯照
就宣布要以法术“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
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
义和团运动
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
道光
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
属国
;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
胶州
,而如今又想来瓜分中国。’”
义和团
排外思想
与爱国思想相对应,义和团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与举动。这些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简单化处理。
一是义和团为抵抗清军镇压或外国
侵略军
的进攻而在部分地区采取的毁铁路拔
电杆
的行为,这些举动是基于
战争形势
的需要,并不存在仇视外国科学技术的问题。如
涞水之战
杨福同
被杀后,义和团开始大规模拆毁铁路,根据当时有人的分析,其缘由是“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烧站而死西人,更可图快”。
过去有人仅凭义和团的宣传“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就认为这是敌视
西方文明
的举动,这是不严肃的。
二是部分义和团员基于仇外对西方器物的大规模毁坏,如“团中云,最恶
洋货
,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
洋字
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
洋钱
而已”。
此外,义和团还杀害了很多无辜卷入的教徒和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若纸菸,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
这些行为遭到后世论者的极大诟病,认为是封建
蒙昧主义
的体现。
三是义和团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在一部分义和团不分青红皂白笼统排外的同时,另一部分部分义和团并没有完全排斥西方器物。一些义和团员在实战中意识到洋枪的优点并加以使用,如
俄国
随军记者扬契维茨基说:“街上到处都是扎着红头巾的义和团,不过,如今他们不仅手持长矛大刀,而且有的也拿着步枪了”。
还有一些义和团只要形势需要,并不拆毁铁路。如新城某团“其团规不赴调出战,不滥杀教民,不拆铁路,颇守正”
,又如在
保定
西关“铁路人人自危,皆错愕不知所为。或献计曰:‘莫如迎师立厂,拳匪顾念同类,或可免意外之虞。’观察不得已从之,立厂于西关永宁寺,迎师教练,诫毋焚杀。铁路诸色人等尽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与工役耦居无猜,附省二百余里铁路得以无恙”。
义和团在街头宣传
义和团存在大量的迷信思想,这是由于构成义和团员主体的中国农民在当时缺乏先进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落后的迷信思想来解释外国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当时的义和团普遍认为中国的灾难是遇上了“劫运”。称“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
而灾难的源头就是洋人:“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这种认识对义和团的迅猛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义和团也把抵御外侮的希望寄托在
超自然力
量上,希望通过迷信仪式达到刀枪不入的效果,如《闭火分砂咒》:“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与义和团有着一定渊源关系的铁布衫(金钟罩)、
八卦教
等
民间宗教
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一些道教信仰的成分,在义和团另一大来源
神拳
中道教影响也很大。道教教义中的八卦在义和团
揭帖
中多有使用。原本用来宣达神意、驱妖捉鬼、祈福攘灾的
道教符咒
在义和拳、义和团中广为流传。武器处于明显劣势的义和团在与列强的武装对抗中,急于引进
神秘性
的咒语、泛化咒语,用以壮胆助威。在义和团揭帖中频频出场的张天师以及玉皇大帝、洪钧老祖、
吕洞宾
等道教神仙是义和团排外灭洋勇敢精神的坚强支柱之一。然而事实证明,单靠这种传统的
民间信仰
的
精神力量
是无法战胜外敌的。
宗教迷信观也是义和团进行宣传鼓动的形式,义和团在“请神”时“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
鼻呼吸
,俄而
口吐白沫
,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
用“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的形式吸引群众,因而
义和团运动
中大量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迷信思想。
这些迷信思想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共同的迷信思想成为联结各个义和团组织的纽带,使义和团在组织松散的状况下仍能坚持斗争。义和团的迷信思想成为维持纪律的工具,据记载,义和团员“其受伤深重而不能复活者,
大师兄
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故多不敢辄抢”
,故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义和团能保持较好的纪律。
迷信思想还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在
八国联军
入侵初期,“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中弹而倒”。
义和团成员解释:“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实际上,“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
当然,迷信思想并不能在
先进技术
前取胜,故在义和团运动后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部分义和团员曾经高涨的士气衰落。六月八日,天津的义和团冒雨出战,
练军
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
由于
封建思想
的毒害,许多群众都有传统的忠君思想,在义和团运动中的“
扶清灭洋
“口号就是一个表现。不过,这里的“忠君”应该理解为效忠
慈禧太后
而非
光绪皇帝
。在义和团的口号中,就有“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其中的龙就特指光绪皇帝,可见一斑。
正因为如此,义和团也才会得到
慈禧
的重视,作为宫廷斗争中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清廷对外宣战后,许多义和团员加深了清朝政府的幻想。在警告
国闻报
的揭帖中,义和团明确宣告“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团是忠臣”。许多义和团员受到
顽固派
官僚的操纵,有的甚至形同团练。
不过,还有大量义和团组织有一定独立性,甚至不听朝廷号令。在
那桐
、
许景澄
奉旨与外国交涉时,走到
丰台
,为
团民
所阻,那桐等告以朝命在身,义和团回答说:“吾民知有祖师之命,不必问朝廷之命”。这部分义和团不但不问朝廷之命,有的还公然对抗朝廷官员,如清军副都统庆恒就被义和团所杀。有的义和团组织甚至与
清政府
决裂,如另立皇帝,《
定县志
》记载“时城东王
习村
有乡人称帝,设军师、将佐诸目;旋为防营捕送保定,乃一少女子,为拳匪所拥以称乱者”。
这种行为更是公开与清朝作对。
在
义和团运动
失败后,一些群众认清了清廷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转而提出新的“扫清灭洋”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