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博物馆领域的“国际镜像”

在西方社会，博物馆发展阶段是由私人收藏到公共开放。二战后，国际博协成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由以藏品为中心转变为以观众为中心，越来越重视公众服务。如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博物馆都在强调与社会环境变化相适应，服务社区及身边所有人，而不仅仅是作为生产和传播知识的平台。

1946年11月，在美国主导之下，由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及博物馆专业人士协同建立了一个非政府国际组织——国际博物馆协会。如今，国际博协作为一个遍布全球、成员众多的专业组织，致力于推动全球博物馆文化和制度的发展。博物馆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开放度的重要标志，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和平与文化多样性的追求。国际博协旨在提高博物馆的社会价值，支持博物馆创新，保护遗产并实施降低风险的措施，提高专业技能并促进能力建设。1977年开始，每年的国际博物馆日（5月18日）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盛会，彰显博物馆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1 支撑国际博协的“三驾马车”

1.1.1《博物馆道德(伦理)准则》

《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职业(伦理)道德》（下称《职业道德》）于1986年通过，2004年修订，明年11月拟在迪拜大会上再次修订。《职业道德》规定了博物馆应遵循的最低标准，阐明了由理想的职业行为准则所支持的一系列原则规定。

例如，《职业道德》2.4规定博物馆不能征集有充分理由证明其涉及非法、非科学或蓄意拆解、破坏纪念物、考古或地质地点、生物和自然栖息地的物品和标本。同样，当不能准确说明该物品和标本与其原物主、土地占有者、合法权力机构、政府机构的关系时，也不应对其进行征集。也就是说，博物馆不能征集那些来路不明的、有可能是盗掘出土或贩卖、走私的物品。但对于这一点，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当年中美签署防止盗窃走私文物的双边协定时，美国的一些博物馆长和一些考古学者就有争论。在中国的一些私人博物馆里，对这条道德准则的实践也存在问题。总的来说，无论在国内国外，对《博物馆职业道德》的学习贯彻，仍是一件需要努力的事情。

1.1.2 博物馆的定义

国际博协1946年第一版博物馆定义为：“博物馆是一个为公众利益而进行管理的常设机构，运用各种方法保存、研究并发扬艺术、历史、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藏品，以及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等具有文化价值的对象和标本群，供参观、欣赏、教育并向公众展示为目的。”当时的欧洲博物馆正在经历从私人收藏机构变为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历史潮流，所以这一版定义很强调为公众利益而进行管理，包括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等等，都可以在大博物馆这个范畴里去认识，是最宽泛的一版定义。

国际博协1974年版博物馆定义为：“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机构。它把收集、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责，以便展出，公诸于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的机会。”这一版定义强调博物馆是永久机构，需要有登记注册备案等一套程序，而且还要有相对固定的保护展示的建筑物，即物理空间。作为一个向社会服务的非盈利机构，应享受减税或免税。这一版定义实际上是新博物馆学运动方兴未艾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使用时间最长的是国际博协2007年第八版博物馆定义：“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法国有学者概括了2007版定义包含了五个基本要素：一是两个法律要素，即非营利(公益性)，常设机构(永久性)；二是两个博物馆受益者要素，即社会，公众(公共性)；三是博物馆的功能，即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和展出；四是博物馆的对象，即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实物性)；五是博物馆的终极目的，即教育、研究、欣赏。

2022年8月，国际博协布拉格全体大会通过了新的第九版博物馆定义: “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它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 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专业、道德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会各界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这一版定义关注的焦点更加聚集博物馆的价值或者使命的陈述，显示出了国际博协的政治导向：现代博物馆越来越要立足当下、关心当代， 重视对博物馆藏品、展品的价值提炼阐释。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国际博协京都会议曾有一版“流产”的博物馆定义：“博物馆是用来进行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批判性(思辨)对话的民主性、包容性和多层次的空间。博物馆承认并解决当前的冲突和挑战，为社会代为保管人工制品和标本、为子孙后代保护各种记忆、保障全民享有平等权利和平等地传承遗产。博物馆不是为了营利。博物馆具有可参与性和透明度，其致力于与不同社区建立积极的伙伴关系并为之服务，通过共同收藏、保护、研究、阐释和展出，增进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旨在为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全球平等以及地球福祉做出贡献。”由于将博物馆从“机构”变为“空间”，要求“共同收藏”，赋予博物馆过多的意识形态属性等等原因，这一版定义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最终流产。2019年“流产”的定义和2022年新的定义，实际上反映了对当代博物馆社会责任的时代之问：博物馆是应该坚持文化机构追求中立、客观的属性而在学科专业化道路上继续前进? 还是要努力成为积极介入公众、社区和全球议题的行动主义者？

1.1.3《国际博协战略规划》

2022-2028国际博协战略规划的愿景为，到2028年，ICOM将成为更加透明、灵活、协力、民主的组织，以应对迅速变化的世界。战略规划的任务为，连接并代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专业人士，为分享知识和实践提供网络。在国际范围内倡导博物馆在支持和平、健康和可持续社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战略规划的目标包括为会员提供支持、共同面对当代挑战、致力于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促进多元化、包容性和平等、应对去殖民化和气候变化问题，并致力于在后疫情时代实现行业的可持续性。

1.2 国际社会四大“博物馆体系”

1.2.1 拉丁系

拉丁系博物馆的代表是西班牙、意大利、法兰西，这三个是世界上博物馆产生最早的国家，其主要特点是政府介入博物馆管理较多，博物馆传统也非常悠久。

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是博物馆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数量众多，平均每17000人有一座博物馆。在意大利，没有把全国各地的珍贵文物集中在首都或某处“国家级大馆”保管、或是集中于某处展出的观念，也没有把整个大区或全省的珍贵文物集中保管或展出的做法。相反，这里的传统是比较强调考古发掘品、艺术品以及其他藏品在其原始收藏地的保管和展示。此外，非常强调馆藏品的本地化，强调藏品与博物馆之间，藏品与博物馆所在地之间直接、密切的历史、文化和地域关系，很注意保持藏品的系统性、完整性和不可分割性。例如乌菲齐美术馆的藏品，就不可轻易离开佛罗伦萨。

在意大利，各级政府是兴办、管理博物馆的主力。意大利的国立博物馆直属意大利文化遗产部或其派出机构，或其他中央政府机构。国立博物馆的组织机构包括文化遗产部直属的博物馆和隶属于文化遗产部派驻地方的管理机构。地方公立博物馆直属某大区或某地方政府。除此之外，还有教会博物馆、企业、基金会博物馆和私人博物馆。国立的、地方公立的博物馆构成了意大利博物馆的主干，大约有3000座左右。其中，国立博物馆约有350处；就绝对数而言，国立博物馆只占少数，但就藏品的数量和品级而言，国立博物馆绝对是巨人。

在馆舍方面，意大利很少有专门的博物馆建筑，绝大多数都是利用各式各样的老建筑改造而成，有王侯的宫殿，有达官贵人的豪宅，也有普通的老宅院；有市政厅、修道院、教堂，也有学校；有古代城堡、现代兵营、老作坊、废弃生产车间，甚至还有监狱的旧址，可谓五花八门。专门的、新的博物馆建筑少之又少。罗马市有百余座博物馆，但除了古罗马文明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两座国立博物馆和奥古斯都祭坛浮雕陈列馆等少数几个是专门设计的博物馆建筑之外，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利用历史建筑或者改造历史建筑作为博物馆馆舍，这对意大利博物馆特色的遗产保护和博物馆建设的理念，以及展览环境的营造和展示风格的形成，影响很大。

图3 意大利首都博物馆

图4 国立罗马博物馆建筑

当然，这样博物馆体系中也一度存在着种种问题。意大利各个国立博物馆具有一些突出共性。一是“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少，普通职员多；二是工资总体水平不高，各博物馆内部专业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差别不大；三是人浮于事严重，懒怠成风，服务单调、质量较差；四是硬件建设大大落后于欧盟诸强；五是博物馆新展览少，参观人数较少。

因此，意大利政府在最近20年不断出台一系列推动博物馆改革的措施，包括通过签订政府部门间协定和框架协议，越来越多地以文化遗产部和大区之间的合作形式来进行保护与开发；允许文化遗产部和公有或私有主体签订协议，组成或参与公司、基金会、企业，赋予这些主体对国有文化遗产拥有使用权；赋予更多的直属机构、国立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在科研、组织、管理和资金方面的自主权；加大国家财政投入；实施刺激文化遗产保护产业的新法律，如取消文化遗产继承税，免除文物修复材料增值税，以及国家为重点修复工程提供一切方便；提高门票价格等。

1.2.2 盎格鲁-萨克逊系

主要代表是英国和美国，这一体系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只在博物馆当中起辅助作用，博物馆是由社会精英设计主导并且推动的。例如大英博物馆，其藏品本身不受英国政府及其它任何人的管制，从结构上，博物馆是一个由受政府控制的董事会管理的公司。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是由专门的董事会管理，市政府只扮演辅助的角色。从一开始就注重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是这一体系的突出特点。

苏维埃系曾经在苏联和东欧盛极一时，“地志类”博物馆的建设是这个体系的重要特色。中国的博物馆，深受其影响。

日本的博物馆体系总体上类似英美派系，但是政府所给予的支持和保障，又大于英美。

1.3 当代西方政治中的博物馆

1954年《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海牙国际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规定了在战争中交战的双方需避免对文化财产的破坏和滥用，也不能袭击博物馆以及其他收藏博物馆藏品的设施。这一公约有着较强的文化遗产民族主义色彩，但也提出了文化遗产国际主义的概念，即对任何一国文化财产的破坏，都是对全人类文化利益的破坏。1970年《禁止和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及所有权转让的手段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Preventing the Illicit Import, Export and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Cultural Property）缔结后，所谓的文化遗产的国际主义开始大行其道。例如，2002年11月，18家号称国际主义普世性的博物馆发表《关于普世性博物馆的价值及重要性的宣言》，声援大英博物馆拒绝希腊归还帕特农神庙雕塑的要求。

博物馆展览的举办，在不同国家也一直面临着复杂的政治挑战与文化解读问题。例如，1994年，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博物馆曾因举办二战投掷原子弹的展览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展览的名称由最初的“从格列尼卡到广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轰炸”，到“十字路口——二战尾声，原子弹爆和冷战的开始” 、“最后一幕——原子弹与二战终结” ，直到最终改为”构筑和平：广岛长崎之后”。这场博物馆风波反映出二战过去几十年后，美国对此的社会认知发生了复杂的变化。

应对去殖民化问题，是国际博协战略规划的目标之一。2015-2016年澳大利亚与大英博物馆合办的展览展示了殖民时期运回大英博物馆的原著民藏品，以及当代原住民艺术家创作的作品。2021年11月，法国向贝宁共和国归还26件文物，荷兰政府也在2021年宣布，将无条件返还明确是从原荷兰殖民地非法所得的文物。这些举措，都是对殖民主义历史的重新评估这个当代政治需求对博物馆的冲击和影响。

疫情冲击着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美国新闻博物馆和纽约鲁宾艺术博物馆由于没有经费支撑，先后被迫关闭。此外，还有不少环保主义者在博物馆开展“绿色行动”。

二、中国的“博物馆国情”

我国的博物馆基本是国家兴办为主，有鲜明的政治和历史导向。1956年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给博物馆确定了“三性二务”：博物馆是收藏机构、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博物馆要为人民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我们的《博物馆条例》要求对博物馆实行登记、定级与评估制度，从2008年起，大部分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到2023年，中央财政投入免费开放补助已经超过 400亿元。

中国博物馆中，以考古出土物和传世文物为主要藏品的文史类博物馆是大宗和主流。博物馆建设主要由各级行政力量主导，博物馆被视为城市形象、文化地标和政绩亮点。

中国博物馆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专业性基础薄弱，不平衡不充分短板突出，博物馆供给与需求失衡。例如，1986年制定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直到2025年10月才召开修订工作座谈会。也有专家指出，中国博物馆事业面临建设密集加强与资源稀缺加剧之间的矛盾、多样化需求增长与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开放压力日益增大与精细化管理不足的矛盾、高质量发展要求与体制机制束缚之间的矛盾、现代化全球目标与核心竞争力不足之间的矛盾等五大问题。此外，各种行政和社会力量参与到博物馆工作，带来了很强的动力，但是也在一定程上干扰了博物馆的专业性。

但是，发展和进步还是当今博物馆的主旋律。刚刚完成的第五次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工作成果，体现和实证了这一点。统计数字表明，新时代的博物馆数量快速增长，基础设施改善。新晋的123家一级博物馆平均馆舍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行业博物馆的进步更反映了文化强国建设的深度推进。基层博物馆质量水平大幅提升，在一级博物馆里面的占比达到75%。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有效提升，举办临时展览总数达1492个，教育活动总数达30757场（次），累计接待观众总数达1.3亿人次。

第五批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中也暴露出一协问题。一是提升藏品管理与科学研究水平，是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急所；二是人员队伍建设薄弱的现象凸显；三是公共性建设有待加强；四是国际交流量少质低，跨文化交流人才奇缺。

今天，博物馆在新时代承担的新使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重大。博物馆是国家文化建设的主体，要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更好体现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使文物更好融入生活、服务人民，构建中华现代文明。同时，博物馆也是传播中华文化的主力，要积极拓展文物对外交流平台，成为公共外交的主力，多渠道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最后，刘曙光老师希望考古学和博物馆学能够相互促进，相互渗透，让更多考古成果更好地在博物馆里转化、宣传、展示。

在讲座结束后的提问环节，一位同学提出应如何看待国内博物馆学专业教育与实际工作需求之间的差距。刘曙光老师认为博物馆学教育与博物馆工作的专业性与管理水平都存在欠缺。博物馆学不仅需要了解历史、文物、考古的人才，还应该从其面向广泛社会群体的现实出发，提高相关专业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并吸纳艺术学、心理学、社会学及商业营销等领域的人士。

另一位同学向老师请教我国博物馆如何应对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以及数字化对博物馆的影响。刘曙光老师表示，目前中国博物馆在数字化建设中存在资金和技术投入不足、数字化标准不明确，以及思想观念和管理体制落后等问题。数字化对学术研究和公众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未来博物馆需要在实际应用层面加强创新，推进数字化进程，提高文物资源的活化利用效率和研究便利性，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图5 现场提问环节

本文已经刘曙光老师审核

撰稿、摄影：张芷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