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

“欲长钱，取下谷”，就是薄利多销，周转快，做大数量，所谓跑量。如果想让钱多起来，那么把下谷大量收进来，而且越便宜越好，只要卖出的价格比买入的价格高一点就行。“长石斗，取上种”，买来要放上一段时间，不是很快卖出去的，一定要可以做良种的谷子，收获才可能多。前者就是所谓的短期投机，后者就是所谓的长期投资。一个买的是垃圾股，自己也不会要，先买进，明天只要价钱高一点马上卖出，一年周转十遍甚至更多。一个买的是优质股，你要耐心收集筹码，而且要放上一段时间，等着它慢慢成长起来。无论投机还是投资，根本目的都是赚钱。两种方法运用起来有矛盾，一般人很难同时驾驭。但是白圭交替使用了这两种方法，达到了“积著率岁倍”。

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

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不奢华。你要做生意，先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不可以太享福。你看他伙食差一点也不要紧，虽然也想享受一下，但看看跟经济利益冲突了，那就再熬一熬。衣服穿得破旧点也不要紧，你去看电影中那些经营山西钱庄的人，都像土老一样，对欲望有所节制，成本才可能降低。所以第一代做生意的人都是很朴素的，这样才能开创起家业来。但是他们的子孙往往就浮华了，于是又一点点衰落下去。

与用事僮仆同苦乐。

跟部下同甘共苦，否则你高高在上，摆出老板架子，别人不会有动力为你奔走。当然是身先士卒，同患难，共富贵。

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一看到机会来了，反应快得不得了，好像形成了动物的本能。一个狮子要追一个猎物有多难，猎物也会拼命地跑，你要比它快，否则就得饿死。猛兽挚鸟，天上飞地下跑。短线追时间，非常快，有爆发力。

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于是白圭作了总结，这里“治生产”是做生意的意思，也有人说“产”是衍文（《考证》引《汉书》无“产”字）。“伊尹、吕尚之谋”，大政治家的谋略。“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孙吴军事，商鞅刑法，都达到极高的水平。

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智不足与权变”，只有达到权变才是智慧，不是执著死的原则，临时要能够变化。“勇不足以决断”，扭扭捏捏的人，下不了决断。“仁不能以取予”，这句话钱钟书有解释：“以取故予，将欲取之，则姑予之；《后汉书·桓谭传》所谓：‘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非慈爱施与之意。”（《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中华书局1986年版，385页）因为我要从你这儿多拿点，于是先给你一点，予是取的手段。我觉得如果把取予两边平衡起来，可能更符合白圭的思想。所谓仁就是人际交往，仁从二人，就是一个互动关系。“仁不能以取予”，就是拿得起放得下，在人际互动关系中，不能每一笔交易都考虑得失，拿了就拿了，给了就给了，非常爽快。当然他还是有其经济目的，但这个目的没有那么直接。“强不能有所守”，坚强在于有所坚持，有一个地方你要苦熬的。“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可见他的门槛也不低。没有这些素质的人，即使你要跟着我来学，我也不收你。

这些是他入门的基础，这些基础已经变化了。“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还有智、勇、仁、强，这些都是很高的治国方略或美德。这些方略和美德本身都是大学问，可是到了白圭这儿，他作了一个实用性的解释，目的于是变成了手段，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了。白圭把天上的东西应用到地下来了，只是还多少包含着天上的影子。等而下之的人连这些影子都没有了，那就是完全的唯利是图了。

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白圭是一切从商的人的祖师。

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试指有所行得通，《论语·子罕》中孔子说“吾不试，故艺”，因为到处碰壁，反而把本事积累大了。白圭的才能有所体现，有所发挥，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它本身也是一套学问或者技艺。

《史记·货殖列传》禀承的投资理论是相反理论。这是最古老的投资理论，也是最古老的投机理论。传中此类语句不一而足：“物贱之征，贵之征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相反理论是古典投资理论的精髓，现在看也差不多是对的。在市场牛、熊循环的转换中，在事后也往往能够看见，也有一些秉承相反理论成功的人。

相反理论上去简单易行，实际上并不容易。这里有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相反理论发生在比较长的时间周期中，但是无法判断这个时间周期有多长。《货殖列传》在“计然”处描述了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就是三年一个阶段。第二个周期，“六岁穰，六岁旱”六年一个阶段。第三个周期，“十二岁一大饥”，十二年一个阶段。此外在“白圭”还描述了第四个周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就是把三年的阶段细化到一年。传中出现的四个周期，可以组合成一个周期，总的来说没超过十二年。十二是一个特殊的神秘数字，在英语中，一打（dozen）就是十二。构词法从one到twelve有其一致处，然后从十三开始新的序列。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货殖列传》看来，没有超过十二年的周期。因为传中的人物是投资家和哲人不一样。投资家的周期不能太长，凯恩斯有名的一句话，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投资家就是要在这一生成功，而哲人不一定要在这一生成功。像尼采宣称有的人到了死后出生，他说的大概是自己吧。有的哲人在一生很晚的时候才成功，比如说叔本华，但是毕生还看得见，而最大的哲人毕生是看不见的。孔子生前没有取得什么看得见的成功，一直到死后才一点点两样了，真正起比较大的作用是在几百年以后，当然那也是进一步被误解的时候。哲人研究的学问，比如说岁差，七十多年过一度，几乎一生都看不到一度化。但投资家或者投机家，一般不超过十二年，最多二十四年，不会太长，太长就不看了。

看一个循环周期十二年，如果你要看明白，大概至要看两遍，这就需要二十四年。因为你在第一次看到时，会以为是纯粹偶然的现象，寻找不出其中的规律。但第二次在完全不同的形势中，你会看出来不一样中有同的东西。要了解这样的两个周期，就是二十四年。即使是绝顶聪明的人，一般也要到第二个周期一半过了以后，才能大体看明白。那十二年就必须再加上六年，至少就是十八年。这样说来，要对十二年的周期大致有一个把握，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岁在金，穰”这套投资理论，计然本人应该是看明白的，就算他绝顶聪明，要对于周期相对有一个把握，一般二十年过去了。而二十年过去了以后，一个人的好时光也已经过去了。所以说，计然这个人只能做老师，不能自己来“三致千金”了。信奉这套理论的实行者，那就是范蠡。我判断下来，在吴越争霸的时候，范蠡一定还是个青年，在越王那儿前后有二多年（－494？-473？），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那么驾一叶扁舟出走的时候，也不过是四十多岁的壮年。这样以后“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才大致能摆平了。

“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这十二年的过程也不是死的，具体的变化还需要另外判断，不应该是机械的一套。其中“岁在木，饥”可能有错误，可以从几个方面推论。第一，根据“岁在金”云云，只有三年收成好，九年都有灾害，这和“六岁穰，六岁旱”不合。第二，《越绝书》卷四《计倪内经》于金穰、水毁、火旱均相合，但是作“三岁处木则康”。康是小丰收，也可以相当于“穰”。第三，白圭说“太阴在卯，穰”，卯为东方木，也相应于处木则康。但是即使将“木饥”改成“木康”，从“明岁衰恶”来看，这三年也不是年年都是好的，所以“木饥”也未必错。而且从十二年整体来看，确实有相当部分的年成是不好的。这里的思想应该来自《易经》，所谓“忧患学《易》”。所以在判断客观的情况时，需要对坏方面考虑得多一点。事实上也是这样，尤其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遭遇坏的情况肯定要比好的情况多。这也符合我们现在讲的一句话，“熊长牛短”。人生好的时间很少，社会上好的时间也很少，你在坏的地方都能够立足，做一件事情才可能获得成功。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所谓“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这个“极”无法判断。前面讲周期有多少长，是时间无法判断，这里讲什么地方是极，是空间无法判断。往往在一个升势中，升了还要升，在一个跌势中，跌了还要跌。如果你主观认为到极了，贸然进出，会亏损得很厉害。其实理解这个理论，单单极是不够的，用《易经》思想来补充，就是“六七八九”四个数，也就是所谓“体七体八，用九用六”。七是阳变阳，八是阴变阴，这是趋势的维持。而九是阳变阴，六是阴变阳，这就是所谓极。七八阳变阳或者阴变阴，其实也已经是变了，但是不容易看出来。所以用《易经》的四象解，比用两极解，内容要丰富。当然判断还是可能出错，最后的判断，需要高度的智慧，还需要高度的经验。讲到底还是需要一个生意眼，《论语·先进》所谓“亿（亿）则屡中”。其实“亿”也可以看作数量词，对于大的数量来说，子贡也只是“屡中”，没有也不可能是百发百中。

所谓极就是阴变阳和阳变阴，在转变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指标。在事后看来非常清楚，但在当时看不出来。在下判断的时候，同时用几套方法互相验证，还要知道自己可能会出错，所谓自知其无知，大概才不会自以为是，发生大的亏损。这个古老的投资理论，现在也同样适用，当然其中还有许多曲折。在整个周期中有很多相对的地方，用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来描述更为准确，可以包含无数的变化。但是《史记》没有复杂到这样的程度，司马迁就抓住了两个极点，对还是对的，可能会比较简单化。

前一次还提到了古典作品的意义和经济人假设。有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讲了半天，不就是讲了一个经济人假设吗，那么还需要读古典作品干什么。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确实不用读古典作品。强调我们古人也提出过经济人假设，除了自我满足一下虚矫心理，没有实际的作用。为什么需要读古典作品，我的解释是，读古典作品目的是研究古今的联系，探索的是人心和人生，是一个爱智慧的活动，这和经济人假设的目的在于应用不同。为什么我对经济人假设既承认又有保留呢？我有一个观点，对于每个人来说，最珍贵而最容易忽略的就是人心和人生，而理财的精髓在于认识自己的精力分配。人心和人生，大家天天都脱离不了，但是并不觉得有什么珍贵，珍贵的是外边的东西。其实这里边内涵的丰富，根本不是外边的东西所能比拟的。那么是不是把外边的东西都扔掉，只照顾里边的东西，那又不对了，又好像变成一个空的理论了。里边和外边的东西有所结合，而且结合有一个度，这才是明心见性或者认识你自己。我想应该把经济人假设看成人类思想成就的一部分，也是探索整体人性的一部分。人实际上真正想得到的还是幸福，经济活动不过是途径和手段。那么经济是不是到达幸福唯一的路，到达幸福还有没有其他的路，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经济人假设的提出者亚当·斯密是一位伦理学教授，研究经济学如果达到极致，必须关注伦理学的领域。对于人生的整体来说，经济、政治、哲学，彼此之间是不能割断的。《独立宣言》宣示了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经济人只是相应了基础部分的生命权，还有政治人相应自由权，还有道德人或者伦理人相应追求幸福的权利。当然道德人或者伦理人还不够，甚至还可能有哲学人或者宗教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古典作品比较深厚，它涉及人性的多方面内容，经济人假设不过是人性的一个方面，如果认为人性除了这个部分没有其他，对人生会造成伤害的。当然经济人假设还有一些变化，比方说人的一些利他行为也可以纳入自利的范围来看。虽然这也未尝不可，但是跟原来经济人假设的物质性自利行为，已经两样了。

再回到《货殖列传》。讲到了第三次，我觉得基本上精华已尽，最好的东西讲完了。前面都是上古传下来的经验，而后来就是汉代的事实。以下的内容虽然不太重要，但无论如何还是有一点思想。一刀切完以后，再捡回来讲一点。

猗顿用盬盐起。

猗顿是陶朱公范蠡的弟子。当时有两种盐，一种是内陆的盐，一种是海盐。盬盐是内陆盐池里的盐，现在青海、甘肃一带还出产此类的盐。

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一个是做盐成功了，一个做铁成功了，于是富甲王侯。盐铁是当时主要的经济命脉，在汉武帝以前主要由民营，汉武帝时改由官营。后来桓宽写了一本《盐铁论》，记录了汉昭帝时的一场大辩论。贤良、文学站在地方一边，主张不要扰民，反对垄断。桑弘羊站在中央一边，无论如何坚持国家专营。官营比起民营来，一般效率会低一些，但是国家发展需要财力支持，这样做可以增加中央的收入。这在后来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到，《隋唐演义》中程咬金是贩私盐出身，因为盐的成本非常便宜，国家卖很高的价钱，于是走私就可以发大财。贩私盐要用武力保护的，国家不允许，当然有暴利。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

乌氏是县名，倮是人名。这个人把马啊牛啊养得多了以后，全部卖掉。然后搜求了一些珍贵的丝织品和其他宝物，寻找到了一个机会，送给了少数民族的首领。“间”就是候着机会，悄悄地，没人知道地，在他可以接受的时候。“遗”读wèi，赠送。

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

他得到了十倍的回报。给他的马啊牛啊不是一头一头的，是满山满谷的。好比真有钱的人不数钱，马牛多的人也不数马牛，满山满谷地送给你。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秦始皇把他和封君并列，允许他和其他的臣子去觐见。封君指领受封邑的贵族，乌氏倮因为富裕，可以跟有地位的人并列。

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

还有一个巴寡妇，她的祖先得到了一个丹穴。专营这个矿点好几代，家里的钱多得没法数。

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

寡妇应该是很穷困的人，因为没有丈夫的经济支持。但是她能守住祖上传下来的产业，用金钱来保护自己，用不着求爷爷告奶奶，也没人敢冒犯她。

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因为巴寡妇有钱，秦皇帝以待客之礼对她，为她筑了一个怀清台。

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一个是乡下管牛羊的人，还有一个是穷乡僻壤的寡妇，但是他们受到皇帝的尊重，靠的是有钱。乌氏倮、巴寡妇这些人和前面的范蠡、子贡不能比，相差了好几个档次。“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楚”，子贡在当时差不多等于现在的大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来到一般国家和国君“分庭抗礼”，也没有觉得低一等。但是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乌氏倮、巴寡妇这些人再了不起，也只能居于臣列之中。这就是一统天下以后的变化，春秋时代的气概没有了。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

由秦到汉，重新统一了。关是关隘，梁是桥梁，开关梁，互通有无。山泽是虞的领地，过去禁止进入。现在政策宽松了，允许普通人自由开采。

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过去打仗的时候，道路不通，现在又通了。大家做生意，所有的东西都买得到。你只要有钱，想买什么就能买到什么。

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

汉初因为中央的控制力还不够强，恐怕六国的豪杰诸侯强族在地方上成为不稳定因素，于是迁徙到京师看管起来。其中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把齐国的田氏一族搬到京师来，造成了从汉代开始《易经》的流传。先秦时代《易经》的流传，大都是朦朦胧胧的传说，不完全靠得住，也没有确切的证明。而齐国这个懂《易经》的田何到了京师以后，后边的流传清清楚楚。由谁传给谁，以及这些人的大致生卒年，都可以考得清楚。其中有一支传于太史公，也就是《太史公自序》所谓“受《易》于杨何”，杨何传于司马谈，司马谈传于司马迁。所以说，《史记》有着明明白白的易学传承。在中国古代要作出创造性的贡献，跟《易经》没有一点接触，是不可能的。司马迁也懂一点易学，否则《史记》这本书写不出来。

正文的连续讲解到此为止。以后就是有选择地跳着讲了。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

这是《史记》提出的经济人假设。贤人在朝廷里殚精竭虑，讨论军国大事，这是朝。还有一部分人隐居于山林，把自己的名声炒高，这是野。两件事的统一在哪儿，都有其经济目的。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你做官的时间长了，各项收入积累起来还怕少吗？如果做贪官就做不长，算下来还是不合算。但是一般人尝到甜头以后会上瘾，于是就控制不住了。“廉贾归富”，好比薄利多销，虽然贪得少一点，但是一旦有了品牌效应，那么就会更富有。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企图得到更多的财富，是人的天生本能。

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前面举了好多例子，这里是一句总结，有千钧之力。在商场上竞争，如果他输给了你，那肯定是智慧和能力用完了，索就是尽。如果他还有一点点多余的力量，绝对不可能退让半步。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因为运输成本太高。把粮食千里迢迢运到京城去，自己在路上就要吃掉一大半。

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

在这个地方停留一年，要种粮食，停留十年要种树木，百岁要“来之以德”。对于德他有自己的解释，人物是人再加上物，不是空的一个道德。人，包括人所附着的经济条件，也就是前面的“富贵之门而仁义存焉”。贤人的“贤”字从贝，有经济条件的意思。

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如果你没有做官而可以和做官的人平等，叫“素封”。张守节《正义》：“言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素封是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相对于素王是哲学和政治的关系。素封就是做臣子，因为经济抬不过政治。而素王是思想，而政治其实脱离不了思想。所以说哲人有危险性，跟王有竞争，无论如何不肯接受流行的意识形态。

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

所谓封指的是吃租税，比方说千户侯，千户的租税就归于他。每一户出二百，那么千户侯的收入就是二十万。朝觐就是朝见天子，春曰朝，秋曰觐。聘是诸侯之间互相的礼节，享是祭祀和宴请。“朝觐聘享出其中”，千户侯的开销都是从这里来。

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

一般老百姓也可以达到这种程度的收入。“率亦岁万息二千”，一般来说，一万每一年有二千的利息。古代的利息比较好算，一般就是百分之二十。下边还会讲，如果利息在百分之二十以下，这场生意就不做了。如果资产达到一百万，也有二十万的利息。“而更徭租赋出其中”，上边要来收赋税之类，这些开销可以用来买断社会义务。比方说要服兵役，如果不出人，可以出钱代替。

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

你想吃什么想用什么，都可以达到目的。一个人有广泛的享受选择，几乎可以不受限制。

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

千户侯也只不过是这点出产，你有财富也可以有这点出产。既有丰富的物资供给，又有处士的名声，他不想做官了。这就是《史记》为“素封”所描画的美好前景，也就是所谓地主阶级的生活环境。但这是在和平环境下，而且也许有空想的成分吧。政治和经济真有可能各安其位，彼此之间没有冲突吗？

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

家中贫困，双亲老了，妻和子尚待抚养，过年祭祀时没有钱上供品和饮酒，吃饭穿衣也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还不感到羞愧，那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

没有钱的人卖力气，稍微有些钱的人斗智力，更有钱的人抢时间。“既饶争时”，呼应前文的“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

这是一个大体的框架。现在列出了两条治生的道路，一条不待危身也就是经济的道路，一条危身取给也就是政治的道路。危身指这条道路上存在的风险，给就是经济收入。曾经有一段时间官员没有退下来的路，不仅仅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还有经济基础的问题。当年华盛顿不愿意继续做总统，不仅仅因为他个人的品德高尚，也因为有一群读书人盯着他，不允许出现独裁。此外还因为他在经济上有着退路，从政有多么累，而回去有老婆孩子和庄园。如果退下来已经没有了田地，那么就是一个无拳无勇的糟老头，所以怎么肯放弃权位呢？

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本富是农业，末富是商业。中国古代历来提倡崇本息末，就是崇尚农业，抑制商业。本富是生产领域，末富是流通领域，奸富是欺骗领域，比如说卖假货。

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没有岩处奇士的行为，喜欢空谈仁义道德，不感到难为情吗。“长贫贱”不是长时间的贫贱，而是以贫贱为长，觉得贫贱是优点。但是司马迁这里留下了一个余地，有岩处奇士之行就可以。比如说，伯夷、叔齐就可以，这是流传千古的人。又比如说，颜回、原宪也可以，原宪对学问的理解足以和子贡抗衡（参考《韩诗外传》卷一之十），更不用说颜回了。“户说以眇论”，眇论其实还是有作用的，但那是对少数人，“户说”当然行不通。没有伯夷、叔齐的品行，你要模仿或伪装，那还不如直接去赚钱。司马迁讲的都是对的，但是还有一丝悲愤情绪没有消除。《史记》的文章跌宕起伏，但是其中的弦外之音，如果推广的话，还是会有一点问题。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编户之民也就是普通老百姓。你和我彼此不用话多，大家亮亮财力就好了，谁财力大谁占上风。你比我大十倍，我就觉得比你低了。百倍，我看到你就害怕了。千倍，你就可以差遣我了。万倍，你对我的侮辱也可以接受。如果还是在小人的阶段，那肯定不会错，就是这个道理。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贫困怎样比较快地达到富裕，“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而“刺绣文”做针织品，不如卖笑“倚市门”。“倚市门”，也就是上文的“今夫赵女郑姬，目挑心招”之类。做这些行业，当然不是最佳选择，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贫者只能靠此来谋生。

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有一种解释，是做一场生意，贪贾取三分之一的利，廉贾取五分之一的利。还有一种解释，贪贾能取得十分之三的利，廉贾能取得十分之五的利。贪贾对利润的要求太高，容易错过机会，而廉贾因为薄利多销，反而赚得更多。

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如果其他杂业的利润没有达到百分之二十，这场生意我就不做了，因为成本核算下来赚不了。当时利息的水平是百分之二十，那么从事其他杂业的利润应该大于百分之二十。

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

对于社会阶层的风气转移来说，往往是上层的生活习惯向下层传递。贫人也想模仿富人致富，但是赚钱哪有那么容易，于是只能互相比较谁做生意的时间长。家里要是看不见这个人，长期在外跑单帮，说明他有出息。“数过邑不入门”，就是唐代白居易《琵琶行》的一句诗：“商人重利轻别离。”

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

没有政治的支持，也没有触犯法律，这些都是合法致富。“尽椎埋”可能是写错了，一般认为应该是“尽推理”。“推理”不是指形式逻辑的推理，而是看情势而动，测算、思考、判断。“去就”就是买进卖出。“与时俯仰”，随着时间波动而低买高卖。“获其赢利”，由“货”而 “殖”，取得利润。“以末致财，用本守之”，通过商业而快速致富，然后从流通领域投资于生产领域，做规矩生意，把钱洗白。“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前者不管不顾一刀切，看准机会，先做了再说。后者很细心地一点点清理，不能马虎大意。这一经济观点，似乎取象于汉代的政治。《郦生陆贾列传》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从投机得来的钱，如果一天到晚再去投机，时间长了必然会输。所以中国几千年来的风气，赚了钱就往往买地，现在还有一个房地产问题。“变化有概”，货殖活动没有死道理，但有活道理，虽然有变化，还是有大致的规律。“故足术也”，可以作为技艺来效仿。

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农（畜）、工、虞、商（贾），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四民。“为权利”，权和利是两个字，权是政治利益，利是经济利益。现代的“权利”一词和古代同形，但意义不同，古代是两个意思，现代是一个意思。同时还应该分清两个意义近似的词，一个是权力，一个是权利。前者是用于征服他人，后者是用于维护自己，此消彼长。各种各样发财的人，有其档次和级别，大的可以在一个地区称富，小的只能在一个乡里称富了。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

一切物品的最终价值都来自劳动，而致富的人剑走偏锋，另外走一条独特的路。

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

田农看上去不起眼，但也能做到富甲一方。掘业是拙业，不是掘矿的意思。盗墓虽然是一件坏事，可是由于挖得到财宝，也有人靠它发了财。赌博是不良产业，也有人靠它致了富。做生意跑单帮，算不上男子汉的建功立业，但是也有人获得成功。贩脂大概是卖油，算不上光彩的行业，但是有人赚到了千金。卖汤水豆浆之类，不过是小生意，可是有人也许经营了连锁店，成了千万富翁。磨刀打剑，这是平常的技艺，有人从事它过上了好日子。胃脯可能是牛肉干、猪肉脯之类，很不起眼，有人开上了当时的豪华轿车。兽医并不需要很高的医术，但是有人因此获取了富贵的生活。

此皆诚壹之所致。

那些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做一件事需要非常专心致志，才能真正发挥出创造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所谓“出状元”就是打破均衡，在本行业做到领先。《货殖列传》记载了很多人发财，非常吸引人，我想提出的质疑是“而今安在哉”。天下的财富在根本上就是聚散不定的，每一代都有人往上走，但同时也有人往下走，这些都是变化的象。不可能有一个行业保持长期领先，也不可能有一个家族保持长久富裕，读书人还应该看到更高的程度。

由是观之。

总结陈辞。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

你说从事哪一个行业就能致富，没有一个确定的行业。货者，活也，本来是变来变去的。

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能人就来这个场合显身手，而不肖者在这里遭遇崩盘。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你的家里如果有这么多的财富，那么和这个地方有权有势的人可以相通。你的财富真的达到了一个数量级，那就差不多和一个国王一样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最后再一次强调素封，这是本传的一个关键词汇。素封就是用经济系统来对抗政治系统，素王就是用哲学系统来对抗政治系统，这三个系统之间是互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