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污名”： 约翰·密尔《论自由》文本的形成

李 宏 图

内容提要 在《论自由》这一经典著作中，约翰·密尔使用了“社会污名”这一概念，为什么密尔使用这一概念，原因即在于从1831年约翰·密尔认识哈瑞特开始，两人的关系就一直受到了朋友和家人的非议，遭受到了不应有的“污名化”。为了清除这些“污名”，约翰·密尔与哈瑞特在结婚后决意反击，用笔来对那些“污名化”他们的“敌人”进行反抗，借以澄清关系，同时启蒙社会。他们相继写出了《论自由》和《自传》两书，表达了他们期待改造这个社会，实现一个每个人的个体性都能够得到尊重和保护的社会。1859年，《论自由》出版，尽管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但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与好评。借助于对约翰·密尔写作意图和过程这一历史性考察，从而可以将学界通常仅对《论自由》文本展开解析转变为研究这一文本的形成，由此可以找寻到理解约翰·密尔思想的另一种路径。

关键词 约翰·密尔 哈瑞特·泰勒·密尔 污名化 论自由 文本

在《论自由》文本中，约翰 ·密尔使用了“ 社会污名 ” （ Social Stigma）这一概念。通观全书，密尔仅仅使用了一次，由此也使得很多人对此未加关注。但在我看来，这一概念恰恰是理解密尔为什么写作《论自由》的关键。如果我们还原密尔实际生活中的经历，可以清晰地解析出，密尔写作《论自由》的意图之一，即是他与妻子哈瑞特因遭受到“ 污名化 ” ，所以迫切需要清除这一 “ 污名 ” 。因此，密尔使用这一概念不单是在表达一种思想观念，其实还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他是在用笔对那些 “ 污名化 ” 他们的 “ 敌人 ” 进行反抗，可以说，他是在进行着一场修辞上的战斗。那么，这些 “ 敌人 ” 是谁，为什么一定要进行这场战斗。为此，就需要从密尔和哈瑞特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朋友圈等方面来进行考察。同样，借助于这一历史性考察，希望转换一种研究范式，将以往学界通常对《论自由》文本的研究转变为对这一文本形成的考察，以此可以更好地理解密尔《论自由》文本的主旨和思想，找寻理解密尔思想的另一种路径。

密尔与哈瑞特： 遭受 “ 污名化 ” 的非议

1825年10月8日，哈瑞特在她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 我已 18岁，可父母已通过说媒要将我嫁给医药商人约翰·泰勒，可他已经快要30岁了！” 注意，哈瑞特在这里还特地加上了感叹号，可见其顾虑、忐忑甚至不满等情绪都包含于此。紧接着她又写道：他仿佛比我大了太多，我担忧怎么能和他结婚，我也没有哥哥可以咨询。 1826年3月14日，哈瑞特还是奉命成婚，嫁给了比她大11岁的泰勒。好在婚后的最初岁月，哈瑞特还是感受到了甜蜜与幸福。但随着泰勒先生因忙于经营生意，经常不在家中；同时两人的思想差异也愈加突显，泰勒先生只顾忙生意，对阅读等文化活动也无甚兴趣，情趣乏善可陈。虽然他对哈瑞特体贴周到，照顾有加，但两人还是缺少思想交流和艺术欣赏等共同点。这一点，密尔在其《自传》中也作过说明，泰勒先生“ 对知识性活动和艺术缺乏兴趣 ” 。所以，哈瑞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多么希望有一位姊妹能够说些悄悄话。可见哈瑞特对婚后生活并不是特别满意，内心的孤独导致她迫切渴望精神上的交流。更起关键性的因素是， 1830年冬，哈瑞特发现泰勒先生患上了梅毒，这让她异常愤怒。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不能接受这一事实 ……我为何非要和这样的男人维持婚姻关系。他不能再接触我，只有孩子才能维系着我的存在，但我时常担忧孩子们的身体。” 同时，她也不禁发出质问：成年男性在结婚前可以在外面寻花问柳，为什么非要女性保持贞洁，而男人们却不？

正在夫妻关系处于危机的这段时间，哈瑞特的朋友威廉·约翰逊·弗克斯建议她转向读书和写作，哈瑞特也如此去做，不断地充实自己。但在这一过程中，哈瑞特还是感到特别的孤独，时常向她的朋友抱怨精神生活的空虚无聊，希望找到一些能够进行沟通与交流的人。于是，弗克斯想到了约翰·密尔，觉得应该介绍哈瑞特与密尔相识，由此可以建立起一些社交来往，并给哈瑞特一些帮助。此时的密尔刚满25岁，年轻英俊，高度智性。1806年，密尔出生在伦敦，他从未上过学校，自幼便由其作为思想家的父亲詹姆斯·密尔直接来进行教育。3岁便开始习识希腊语，8岁学习拉丁文，同时也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阅读一系列古典名著。正是由于密尔拥有如此的才华，他的朋友弗克斯才认为，密尔是个才华出众、前途灿烂的青年思想家，也希望他能和哈瑞特见面，并认定密尔可以在阅读与写作等精神层面上帮助哈瑞特。

于是，1831年1月的某个星期二，哈瑞特的丈夫泰勒先生正式向密尔发出了邀请：泰勒先生偕泰勒夫人荣幸地诚挚邀请密尔先生于下星期二5点钟出席晚餐，同时受邀的还有弗克斯先生和德塞泰维尔先生的一些朋友，届时您会见到他们。1月28日于 “ 芬斯堡广场 ” 。在这一次的见面中，密尔和哈瑞特是否一见钟情，还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不过这位新朋友密尔的到来确实让哈瑞特由衷地感到高兴。这在她的日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 多么非同寻常！今晚我们的晚宴带给我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鲁巴克、格雷厄姆和密尔谈兴甚高，谈及他们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格雷厄姆和密尔正在合作撰写一本论政治经济学的书。去年夏天，他们还都访问了法国，知晓了很多关于法国革命的信息，他们坚信这场革命将会拯救这个国家。我们还谈论了正在我国进行骚动的工人以及对此已经实施的很多措施。假定密尔提出的个案是正确的话，革命极有可能也将会在英国发生。如果我能像他们那样完全把自己投入到这样的工作中去，也许我将会在悲惨命运的余生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在交谈中，我丈夫得知他的祖父曾是密尔家的近邻时，他就对密尔甚感兴趣。这很奇怪。 ” 从哈瑞特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她的确处于一种精神状态不佳的境地，甚至使用了 “ 悲惨命运的余生 ” 这样的词句。实际上从年龄上讲，此时的哈瑞特才不过 23岁，正处风华正茂；同时她也被密尔等人的思想所吸引打动，希望要有一番作为，而不是成为那种整天待在家中备受压抑的女性。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这次相见改变了日后的生活 ” 。

的确，此后两人的交往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这在哈瑞特日记中多有体现。例如1832年9月末，哈瑞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 约翰和我每天都在争辩这些贴近我们现实的论题：如何去改进社会，如何克服同一性（ conformity)，如何激发起宽容，如何教育年轻人。每次他离开后，我都觉得离界定我们的中心思想越发接近，即需要一场来自个体努力的道德行动，而不是盲目地接受现有的社会规范。为了获得自我引导性的道德，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学会与那些不同的人进行辩论，并质疑所接受的每一种观点。我们以前是彼此需要，而现在则是彼此欣赏……不再仅仅是作为朋友，而是思想的伴侣。我们共同分享与沟通交流，一起撰写书稿，我们彼此之间的需要在与日俱增。这个秋天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异常的硕果累累。”

从1834年开始，密尔和哈瑞特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招致人们非议的开始。约翰·鲁巴克这位密尔最为亲近的朋友，也是密尔和哈瑞特第一次见面时在场的应邀嘉宾之一，多年后他们又在密尔另外一位朋友查理·巴勒尔母亲家的一次聚会上见面了。对此，他叙述道：密尔和哈瑞特手挽着手走进了房间，哈瑞特的举止装扮和密尔明显绅士般的殷勤顿时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满屋的人也立刻窃窃私语起来。我和密尔的感情亲如兄弟，我想这一幕让我都觉得很是难堪，当然一定也会给密尔带来伤害。作为兄弟，也许这不是非常明智，但我还是决定要告诉密尔大家对他的议论。于是，鲁巴克专门到密尔所在的东印度公司告知了他这一情况，密尔只是静听，一言不发，此时，鲁巴克立刻明白了密尔心中的不满，只是没有立即发作表达出来而已，深感他和密尔之间的友谊也就到此结束了。

对此，1834年5月，托马斯·卡莱尔在给他哥哥约翰·卡莱尔博士的信中也提及，奥斯汀女士知道约翰·密尔死心塌地地爱上了一位年轻漂亮且具有哲学气质的人而失去了他的朋友和他自己，但却无法从可怜的密尔那儿得知这些，他甚至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所做出的这一冒险也是有益的。巴勒尔也曾和密尔谈及过此事，但显然毫无效果。卡莱尔的妻子也在给约翰·卡莱尔博士的信中说：现在最为重要的事项（是从奥斯汀女士那里得知的）是年轻的泰勒夫人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视为累赘，向密尔频频示爱，以致密尔完全深陷其中。

随着密尔的朋友对哈瑞特有了更多的接触与了解后，在密尔的朋友圈看来，密尔完全是受到了哈瑞特的引诱而对她着迷了。例如1836年10月3日，卡莱尔在给约翰·斯特林的信中写道： “ 他们说，密尔已从尼斯写信回来了，由于霍乱和检疫的原因，他并没有去意大利，他的身体正在一点点地恢复好转。据传言说，泰勒夫人也和他在一起，或离得很近。这并不奇怪，对于我们可怜的密尔来说，这将使他受到束缚，无法自主。就像他的朋友们所说，密尔如此痴迷，难道是已被什么魔法所控？ ”“ 我们不能仅仅从某一理论上来看待任何人类生活之谜，从本着同情的角度看，他们是无知的，而从被非议的角度说，他们是有过错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既让世人惊奇，也使自己痛苦。但只有我带着难过的心情清楚地明白，在此之中，可怜的密尔正处于不利的境遇。 ”

卡莱尔所说的 “ 密尔正处于不利的境遇 ” ，主要是依据他对密尔的了解。卡莱尔年长密尔十几岁，相对比较成熟，在他看来，密尔是一位能够在未来成为声名卓著之人，而现在则完全沉浸于和哈瑞特的密切往来之中，而且受到了性格暴躁的哈瑞特的强势控制，使得密尔这位 “ 大男孩 ” 完全成为哈瑞特的掌中之物。同时这种关系也会成为人们的笑柄，以至于影响密尔日后的发展。当然，卡莱尔自己也是对此非常不满的，因为他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共济会家庭，又是加尔文教信徒。因此，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卡莱尔不能理解密尔和哈瑞特之间建立起的这一关系。据记载，当他和弗克斯、泰勒夫人一起吃晚饭，由此结识了被他称为 “ 人类 ” 朋友的哈瑞特，也得知她是位女性主义者，主张给予妇女离婚的便利以及妇女有离婚权等观点时让他感到很震惊。他认为，妻子应当从属于丈夫。所以，作为密尔的朋友，他害怕密尔被哈瑞特完全掌控。在卡莱尔看来，密尔的 “ 地位应该要高一些 ” 。

从年轻时，密尔就结识了一批朋友。例如1822年，密尔在16岁时，因为学习罗马法，通过为他教授罗马法的老师约翰·奥斯汀而认识了他的弟弟查尔斯·奥斯汀，他比密尔大6岁；由此，又结识了麦考莱、哈代、查尔斯·维利尔斯等人，以后又认识了卡莱尔等人，尤其是卡莱尔，密尔将他视为良师益友，甚至是有几分崇拜。密尔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他在提出理论时有一种惊人的力量，给我印象深刻，使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他最热忱的崇拜者之一。

1831年9月，密尔在伦敦见到了卡莱尔，卡莱尔对密尔称赞有加，也特别欣赏密尔的才华，当卡莱尔到了伦敦之后，在朋友圈中常常听到密尔和哈瑞特之间的事情。例如，当卡莱尔到达伦敦后，便赶紧去拜访奥斯汀夫妇，奥斯汀夫人非常热情地欢迎他的来访。当聊起约翰·密尔和哈瑞特·泰勒夫人时，奥斯汀夫人便像尼加拉瓜瀑布一样滔滔不绝，详细地说起事情如何进展，其他人怎样看待此事，大家如何惊奇，哈瑞特对拜访她的客人不够友好等。约翰·奥斯汀先生也说，起先他并不知道此事，后来当他遇见了查理·巴勒尔先生，才知晓人们一直在非议此事。但他知道此事并非如此简单，因此很明智地对此保持沉默，因为密尔曾将哈瑞特介绍给他们夫妇，他们也得到过哈瑞特的格外尊重。当卡莱尔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密尔也向他介绍哈瑞特，还在一起吃过饭。卡莱尔在给他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 “ 泰勒夫人，我的一位年轻漂亮的读者，也是密尔 ‘ 最为亲爱的朋友 ’ 。密尔为了她仿佛一切都做得非常得体，我们将关注他们两人之间如何发展。我们在周二还一起吃了晚饭。 ” 从密尔这方面来讲，能把哈瑞特介绍给卡莱尔表明对他的信赖；而从卡莱尔的视角出发，他使用 “ 最为亲爱的朋友 ” 这样的词汇显然具有讽刺含义，表明了他的态度，即反对密尔与哈瑞特保持这一关系。因此，在密尔的朋友圈中，卡莱尔和他的妻子一直在非议密尔和哈瑞特之间的关系，并且是这一非议的中心。例如，卡莱尔在奥斯汀夫人那里知道了密尔和哈瑞特的消息之后，随即便会在给他太太的信中告知此事，而卡莱尔太太又会马上写信告诉卡莱尔的哥哥约翰 ·卡莱尔：“ 最为重要的一个事项（从约翰 ·奥斯汀太太那里得知的消息）是年轻的哈瑞特女士，虽然为丈夫和孩子所牵绊，但仍向约翰·密尔频送爱意，并成功地俘获密尔的青睐，密尔已死心塌地地坠入爱河。”

毫无疑问，卡莱尔夫妇经常对密尔与哈瑞特的关系进行非议，这终究会让密尔知道。由此导致了日后密尔与卡莱尔两人友谊的破裂。卡莱尔自己也说，自1838年7月之后，他和密尔就出现了分歧，此后两人愈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正如有些学者所说，密尔逐渐成为自由主义者，而卡莱尔则是保守主义的精神领袖。1846年10月，两人有过最后一次见面，尽管卡莱尔曾经写信给密尔希望再见面，但都没有结果。也就是说，从1846年到密尔去世的1873年，两人有着长达27年的误解和分隔。

1851年，密尔和哈瑞特决定结婚。在这些社会舆论的 “ 非议 ” 面前，他们选择了秘密举行婚礼。尽管如此，但还是未能躲过他的朋友们的关注，并对此给予格外的 “ 非议 ” 。约翰 ·查普曼在他的日记中记载，“ 与马蒂诺太太又有一番长谈，她详细讲给我听关于密尔和哈瑞特，现在是他妻子的故事 ” 。卡莱尔也说： “ 约翰 ·密尔，你是否在《时代》杂志上看到，你和泰勒遗孀结婚，这将会成为传记中的一个事实：可怜善良的密尔啊！你并未向任何人告知这一消息。”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如阿什伯通勋爵还写信给密尔，希望能够再见到哈瑞特，并使她重回社交圈。

在密尔的朋友们看来，密尔和哈瑞特的关系有两点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的，也是招致他们 “ 非议 ” 的主要方面。一则哈瑞特是有夫之妇，这样的交往关系是不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的，因为挑战了当时既存的道德习俗与家庭责任；另外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在密尔和哈瑞特两人的关系中，哈瑞特借妇女平等的名义处于强势地位，而这明显地违背了当时 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观念与行为规范。这也难怪为什么像卡莱尔这样的人总是如此表达：“ 可怜的密尔 ” ， “ 密尔正处于不利的境地 ” ，等等。

由此，就需要关注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整个社会对待妇女的态度以及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毋庸置疑，在维多利亚时期，男性占据着主导性地位，女性要臣服于男性，女性的主要职责就是照顾和教育孩子以及料理家务。在维多利亚早期，有本名为《英国的女儿们》的畅销书，这本书中提出，作为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到，女性自身的地位要比男人低下，应服从于男性的权力。多萝西娅·比亚丽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位女校长，身为女性，但她仍然一直强调和坚持这样的教育理念，即教育的功能在于将女孩子培养成为能够很好地扮演社会所要求她们的角色。她说： “ 道德的规范是目的，而教育只是手段。要特别培养一名女性形成对责任和自我约束以及谦恭的习惯与遵从，她的穿着将体现出女性所真正具有的温顺与恬静那样的精神风采，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结果，她们行为得体，无私谦恭，形成更为令人愉悦和对特定权威的完全服从。 ” 因此，女孩子被教育为：作为妻子要完全服从丈夫。她们接受教育的目的是达到一种特定社会习俗的准则与要求，而这也是由她们所从属的某个阶级所一致接受的习俗标准。例如，要去装饰（如果他们可能的话）客厅或起居室 ……去使母亲的虚荣心得到满足，父亲在休闲时间得到愉悦，总之是为了嫁人。甚至女王在1859年也劝说她的大女儿，女性生来就是为了取悦男性和得到男人的欢心。总之，“ 理想女性不是轻浮、爱玩、不负责任乃至淫荡成性的贵族妻子，也不是以古典文学底子傲人的中产阶级女学者。理想女性是见闻广博、上进心强的女性，受过知识训练，并愿意将生命一部分奉献给丈夫、提供给他友谊及伴侣关系，一部分用来监督佣人、管理家务，还有一部分要奉献给教养小孩。女孩由母亲照顾的时间较长，因此母亲有足够的时间将她们塑造成温柔贤良的女性角色；男孩则待到 7岁，然后交到家庭教师和校长手中。女性教育如今涵盖的主题更为宽阔，包括历史、地理、文学及时事，相较于她们的兄弟所受到狭窄的古典语言训练而言，女性所受的教育更具优越性，也更值得为她们夸耀” 。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价值观下，密尔和哈瑞特的关系已经突破了社会道德和观念的基本要求，违背了当时的社会风俗，致使密尔不仅在朋友圈遭到了各种 “ 非议 ” ，使其名誉受损。同样，也使密尔的家人感受到了压力，甚至是蒙羞。因此，作为密尔家庭成员的他们对此也极不赞同。这又让密尔在家庭中也遭受同样的困境，以致密尔指责这些家人们闲言碎语，要求得到 “ 正常的文明 ” 行为。

1851年，密尔和哈瑞特准备结婚。婚礼一直在悄悄地准备，并在周一的那天秘密地进行。现场没有其他人，只有哈瑞特的两个孩子作为其见证人，密尔的母亲和兄弟姊妹等家人都没有被邀请参加。婚礼结束后，家人才得知他们已经结婚。密尔的妹妹还来到密尔工作的东印度公司找他，但密尔执意不见。后来在哈瑞特的劝告下，密尔在其朋友肯森通家中和她见了面。对于密尔来说，这次见面有种不能忍受的难堪。密尔认为，她们平白无故地对他所珍爱的女人进行毫无礼节性的 “ 非议 ” ，毫不关切他个人为他们以及家庭所做的一切。他已经向家人说过，他所爱的这个女人是个完美的女性，有着非凡的思想和独特的趣味，是个超人（ superior being)。对此，密尔无法向这些只是通常女性的家人解释清楚。其实，密尔的母亲也并没有向密尔表达不满以及责备哈瑞特移情别恋，她仅仅是告诉了密尔，在知道密尔和哈瑞特的这一关系以及给密尔带来“ 非议 ” 后，她及全家都觉得的隐忧和些许压力。

可是密尔的弟弟乔治·密尔则与持温和态度的母亲截然不同。乔治·密尔比密尔在年龄上小了近20岁，而且崇拜密尔。但他始终不能理解密尔和哈瑞特的这一关系，直到密尔结婚后一个多月他才知道此事。同样，密尔也不喜欢这个弟弟，因为他总爱打听密尔和哈瑞特的各种小道消息。因此，两人虽为手足同胞，却如水火不容。这从他们两人的通信中可以窥见其一斑。1852年，乔治·密尔在给密尔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 我并没有假装对你做出判断，我仅仅是不能理解你。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与你个人的见面和沟通都是痛苦的，虽然这绝不意味着我承认我理应受到你的指责，我并不认为我有必要和你的妻子交往，在她和你结婚前我们并未有什么交往，虽然现在和你结婚了，难道这就是现在开始交往的基础？ ” 这封信还以这样的句子结尾： “ 请相信我，泰勒夫人（我不能忘记她的这个旧称）。 ” 意为不可能和密尔以及哈瑞特交往。

密尔收到这封信后，立刻反击道： “ 如果你假设认为我指责你对我妻子不敬，那你就完全误解了，我只是说你应当对我们抱以好感以及给予通常的礼貌，因为我的妻子和我现在同属一体。你非常不当地吹嘘自己，也许你也如此认为，让我的妻子或者我为了她的缘故非要和你交往，如果你愿意这样的话，你当然有机会和她交往，但从你这种消极的态度就表明你不愿这样做。我的妻子已经习惯不会主动，只是被动地和你交往。但她和我现在都不愿意和不喜欢与你这样的任何人进行交往。 ” 在这里，密尔的态度非常清楚， “ 任何人 ” 这样的词汇表达也反映了密尔不仅对家人，对朋友圈的这种 “ 非议 ” 也是怒不可遏，不惜决然断交。

从家庭的亲缘关系上来讲，密尔断绝了与自己所出生家庭的联系，也失去了这个世界中最为挚爱的亲人。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原先关系很好，甚为融洽，即使密尔与哈瑞特保持着 “ 爱情 ” 般的友谊关系的时候，家人也只是出于对密尔的爱护劝阻他不要这样。但在结婚后，密尔与其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突变，彻底断绝了联系。在密尔看来，他的家庭成员也是应该被划归为他要反击的 “ 敌人 ” 之列的。这究竟是谁的错，是密尔的个性太倔强，还是受到了家庭成员的粗暴对待。在密尔看来，显然只能是后者。

清除 “ 污名 ” ：《论自由》的意旨与书写过程

1859年8月6日，在《论自由》一书出版半年后，密尔在给亚历山大·贝恩的信中这样写道： “ 《论自由》这本书已对你产生了影响，如果这本书使得你认为我们不应该去改变世界，那就是这本书没有产生作用。我的意图并非其他，而是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去改变世界，虽然我们不能做得更多。我们想必已很满足于只在少数知识人中高举神圣的火炬 —— 即去对知识精英进行启蒙，而丝毫不管世界的其他地方仍然处于黑暗状态，这不能实现我的期待。通过《论自由》这本书，我想取得的目标正好与此相反，我期待让更多的人的思想更为开放，从而使他们达至真理。 ”

在密尔的这段话中，其意旨已经非常清楚，要对社会进行启蒙和获得思想解放。考虑到对密尔 “ 非议 ” 的有两种群体，一是密尔朋友圈这样的知识精英，二是如密尔母亲和兄弟姐妹等普通中产阶层成员。所以密尔才会说，要想去改变世界，就要让更多的人改变思想观念，不能让他们的思想观念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形成思想的 “ 同一性 ” ，从而让包含着 “ 相异性 ” 与 “ 怪癖 ” 等特质的这一个体性无法生存。 1849年7月9日，哈瑞特在给密尔的信中对中产阶层以及“ 上流社会 ” 这个群体，特别是他们的朋友圈的这些知识精英做过这样的抨击，而这一抨击也完全可以视为对 “ 非议 ” 他们的这一阶层和群体的直接反击。她说： “ 托克维尔，包括安托尼、约翰 ·斯特林、约翰·罗米利爵士、杰尼·卡莱尔和约翰·萨拉·奥斯汀等人在内是这个优雅上流阶级的代表，但这个阶级已在精神上胆怯、越发萎缩，且道德狭隘和莫名的自负以及热衷于闲言碎语。在这个国家，已极少有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偶像。”从她所点到的这些姓名来看，都是他们最为亲近的朋友，也是平日里对他们“ 非议 ” 最多并让他们深感难过以及引发他们深思这一问题的人。恰恰这些知识精英和中产阶层是这个社会中最为保守、固守着传统价值观的人，也是最为需要进行启蒙的阶层。其实前面所说的 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地位的价值观主要也指的是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在这一点上，密尔和哈瑞特的观点非常一致。密尔在《自传》中回忆早年在法国“ 吸入大陆生活的自由宜人的空气 ” ，也对当时英国社会的状态做了对比性评价，认为英国社会呈现卑下的道德风尚。他说： “ 英国社会行为习惯的目的日趋低级和卑贱，人们对此虽不公开承认，但总是用各种方式暗示为当然。高尚情操的缺乏，表现在以嘲弄的态度贬低所有的高尚行为，表现在大家绝口不谈任何行为高尚准则（除少数严格的宗教信徒外），除非在预定场合下为了要表白一下而装装门面。 ”

正是在这一 “ 卑下的道德风尚 ” 环境下，从 1831年密尔和哈瑞特见面建立起这一特殊关系后，他们就一直饱受“ 非议 ” ，认为他们的这种关系败坏了现有的道德风尚。实际上，反对者都是根据既有的思想观念来 “ 非议 ” 密尔和哈瑞特，将他们 “ 污名化 ” ，并且是一种社会性的 “ 污名化 ” （ social stigma)。因此，密尔在和哈瑞特结婚后，依照密尔的正直而又执着或者说“ 倔强 ” 的性格，以及他们从年轻时就一直秉持的自由主义理念，他和哈瑞特商量决意要进行反击。这种反击首先体现在写作《论自由》这部论著中，他们要从学理上来批判和更新现有的价值观，提倡一种以尊重每个人的 “ 个体性 ” 为原则的新观念。这一写作既是对他们自身行为的辩护，也是对未来的期待，期待自己这样遭到 “ 非议 ” 的悲剧不再重现，期待改造这个社会，实现一个每个人的个体性都能够得到尊重和保护的社会。所以，《论自由》这本小册子论述的主题就是道德和思想的自由，而不是政治的自由。现在有些学者将此视为自由主义思想史的巨大转向，殊不知，乍看起来，这一转向是密尔和哈瑞特在理论上的建构，其实这里凝聚着他们多少的生命体验和精神上的压抑。因此，这本书正是他们所历经的情感体验在思想理论上的总结与提炼。正如他在给奥地利哲学家、自己的崇拜者、曾将自己的《逻辑学体系》等著作翻译为德语的提奥多尔 ·龚佩慈的信中写道：“ 我的《论自由》这本书还未完成，希望将在下一年冬季能够出版。这里所涉及的自由是关于道德和思想，而不是政治自由。而这些内容如同在我们英国一样，在你们德意志也并不是如此迫切需要。 ” 就在这本书的手稿已经完成将要出版之际， 1858年12月4日，密尔又在给龚佩慈的信中说：“ 我的《论自由》这本小册子在这个冬季之初将要出版，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道德、社会和思想的自由，坚决反对社会的专制，不管是由政府或是由公共舆论（ public opinion）来行使。” 在密尔看来，也许这一主题和将要成文的内容太超前了，还不能够为现实社会所接受。的确，这也是密尔非常担心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是在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要和那些知识精英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这些陈腐的思想观念做斗争，甚至要和社会这个庞然大物本身在做斗争。就在书稿写完之后， 1858年11月30日，密尔在给出版商约翰·威廉·帕克的信中还这样写道：“ 《论自由》这本小册子的手稿已经完成，你可以出版了。如果可能的话，你也再通读一遍，或者找信任的人再通读一遍。因为也许有些地方会冒犯了现存的一些成见。 ”

这里，密尔所使用的 “ 成见 ” 这样的词语以及所陈述的内容已经极为鲜明地告知了这本书的旨趣与指向，也把这本书的主题表达得非常清晰。密尔一再使用道德、思想和社会这些概念，如果对照一下维多利亚时期对待女性的道德观、思想观念就可以理解密尔对这些概念强调的意义和指向，特别是社会和公共舆论这些概念，对密尔而言可以说是感同身受。由他的朋友圈和那些 “ 非议 ” 他们的人所组成的公共舆论，即加之于他们的 “ 污名 ” 每天都在压迫着他们，这是一种新的专制。与 17世纪和18世纪政治上的专制压迫相比，这种压迫更深，如天罗地网一般，也更让人无处可逃。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表达。他说：“ 而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因此，仅仅防御官府的暴虐还不够，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对于社会要借行政处罚之外的办法来把它自己的观念和行事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所见不同的人，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甚至，假如可能的话，阻止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迫使一切人都按照它自己的模型来剪裁他们自己的这种趋势 —— 对于这些，也都需要加以防御。 ” 特别是公众的 “ 非议性 ” 社会舆论对哈瑞特非常苛刻，似乎她就理应遭到谴责和批判一样。对此，密尔在《论自由》中写道： “ 专就公众情操来说，为什么宽容还应当仅仅施及那些由其为数众多的依附者强要他人勉从的生活嗜好和生活方式呢？当然，没有哪里（除非在某些僧院组织中）会完全不承认嗜好的分歧：比如一个人对于或是划船，或是抽烟，或是音乐，或是体操，或是下棋，或是打纸牌，或是研究什么东西等都可以或爱好或不爱好而不受什么责难，这是因为爱好和不爱好这些事物的人都为数太多以至于无法压倒的缘故。但是有些能被指控为 ‘ 尽人之所不为 ’ 或是不为 ‘ 尽人之所为 ’ 的男人或女人 —— 在女人则尤甚 —— 仍然是众所贬议的话题，其程度正像他或她犯了某种严重的道德过失一样。 ” 这里密尔所写的 “ 在女人则尤甚 ” 实际上暗指的就是哈瑞特。因此，读到密尔在《论自由》中所表达的这些文字，可以深刻体会到密尔似乎在提炼观点，创造概念，表达思想，其实隐含在这些后面的，似乎明显地可以看到以卡莱尔为代表的那些 “ 非议 ” 之人，作为传统道德习俗的卫士和由此形成的 “ 非议性 ”“ 公共舆论 ” 对他们两人的压迫。同样，这也恰恰是密尔如泣如诉般的控诉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在密尔看来，这种压迫使 “ 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 ” 也的确是道出了密尔的无奈与辛酸。面对着这样一群人的 “ 非议 ” ，密尔无处可逃，他要在东印度公司上班，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则是退出以往一直参加的社交生活，不再进行社会交往。因此，我们看到，密尔在结婚后选择了与世隔绝，刻意断绝了和原先朋友们的一切关系。因为密尔不想听到各种非议，他也不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以及款待从前的朋友。在此期间，他只在家里招待过一个人，即法国的路易斯 ·勃朗克，一位激进的法国记者。还有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在婚后的这些年份中，密尔和朋友的通信数量也都在大大减少。1858年，当密尔从东印度公司正式退休后，他们就到了法国和欧洲大陆旅行。因为他们喜欢法国的自由以及法国式的生活方式，于是他们便定居在法国的南部阿维尼翁。似乎也只有在此时此地，他们才有可能在另外一个空间里找到“ 逃避的办法 ” ，得到属于自己真正的自由与快乐。因为法国社会思想观念上对权利平等的自由主义诉求以及生活方式上的美丽与优雅都是英国人所不及的，也特别能够打动和感染密尔，让密尔有种令人惊喜的愉悦。正如密尔 14岁时在法国住过一年后所说：“ 我获益最多的也许还是在整整一年里吸入大陆生活的自由而宜人的空气。 ”“ 我主要的收获是对欧洲大陆自由主义发生强烈而经久的兴趣。 ” 非常遗憾的是，这样的幸福只持续了短短的 7年，1865年，哈瑞特去世，密尔将其安葬在阿维尼翁并在离哈瑞特墓地很近的地方购买了一个小房子，密尔每天都会抽出一定时间到墓地去看望哈瑞特。此后，密尔一直都和继女海伦生活在阿维尼翁，生活在这样一个能够享有自由的地方。

为了反击这些 “ 非议 ” ，表达其对自由的向往与渴望， 1853年8月30日，密尔给哈瑞特写过这样一封信：“ 如果你允许我们俩共同写出一本最好的著作，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本书完成后将在封面上署上我们俩人的名字。关于出版的具体事宜由我来负责，你只管安心写好此书。这样，这本书将会表达我们最为精彩的思想。如果仅仅署一个人名字的话，那就应该是你。我希望每个人都知道我是邓蒙特 (注：此人为瑞士出版家和法学家，在他流放伦敦期间（1793—1814年），他成为边沁的好朋友，在此后很多年中，他编辑和翻译了边沁的书，整理边沁杂乱无序的手稿，成为将边沁思想介绍到全世界的合法解释者），而你是原创性思想的边沁，我如此期待着你。”

正在他们酝酿《论自由》这本书时，1853年，哈瑞特和密尔两人双双生病，不得已只能搁置了这一写作工作，只是陆续写出了一些章节的草稿。直到1855年，他们身体有所好转后才又重新继续写作以及整理加工原先的手稿。1855年1月15日，密尔在给哈瑞特的信中写道： “ 在这次旅行中，经过深思熟虑，我还是持以前的想法，那也是我们曾讨论和思考过的，现在最为适宜的事情是写作和出版一本论自由的书。很多事情促使我们迫切地要去写这本书，对我而言，而且也觉得越发需要。因为舆论越来越走向侵害自由，目前几乎所有的社会改革，借用孔德的用语，实际上都是在扼杀自由（ liberticide)。我希望尽我所能为我们的著作写出论自由这一主题，也许我最心爱的你将细致地读完，并告诉我是否可以将此作为可以定稿的这部分著作的基本主题。如果你认可，当然也是我身体允许的话，我就努力在1856年写完并出版。” 这段话与密尔在《自传》中的说法是一致的。他说： “ 在我脱离公职前二年内，我的妻子和我一起写作《论自由》一书。 1854年我最初计划和写成的是一篇短文。就在1855年1月份我踏上罗马朱庇特神殿时，我才改变主意，把它写成一本书。”

对此，想必哈瑞特是非常赞同的。在随后的2月7日，密尔又在给哈瑞特的信中写道： “ 我将认真仔细地考虑《论自由》这本书的主题，因为我亲爱的人已经认可了这一主题。 ”1855年5月17日，密尔在雅典写信给哈瑞特说，我也将非常乐意开始重新写作《论自由》，那也许对我们是有益的。从1855年6月两人开始写作，18个月后的1856年12月16日，密尔写信给出版商约翰·威廉·帕克：“ 我现在正忙于写作一本新书（属于一本小册子），我想适时完成，并希望能在明年 5月出版。但如果我要搁置一旁去修改《论政治经济学》一书的话，那我就不能确保是否如期完成。”9个月后，他写信给朋友说，希望下个冬季完成。而这也是密尔和哈瑞特所希望的，他们都期待在冬季完成这部手稿的最后修改，这也正好是1858年密尔从东印度公司退休的时间。但万万没有想到，哈瑞特突然因病去世。

可以说，《论自由》一书倾注了密尔与哈瑞特的全部心血。正如密尔在《自传》中所说： “ 以前不论写哪部著作，我从来都没有像写这本书那样仔细构思，一再修改。如往常一般，我们写了两遍以后，就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外出旅行时也带着，读了一遍又一遍，字斟句酌，修改每一行文字。我们原打算在 1858—1859年冬季，也是我退休以后在南欧度过的第一个冬季最后定稿。这个希望连同其他所有希望统统被意料不到的我妻子的逝世带来的灾难化为泡影。” 在哈瑞特去世后，密尔伤心至极，难过万分。继女海伦在给她弟弟的信中描写了密尔悲恸的这一情景： “ 他悲痛欲绝，不能动笔，整天 24小时地独处，我现在必须要努力去照顾他。”1858年11月28日，密尔在给乔治·格罗特的信中也说：“ 也许你全然不信，我还能控制自己的情感来告知哈瑞特的去世，没有任何人能够知晓，因为她的去世，使得我的生活如今会如此空白。如果在未来的世界中我还关切各种人和事，那仅是因为她关切它们，我对生活还能怀有如此强烈兴趣的唯一动机，就是期待去做她希望想去做的事情。但是，这是否能够给予我强大的能量去做任何新的事情，也许不能，但我只能努力为之。现在，我至少要去将她倾注心血已经写就的书稿整理出版，这是我目前暂且能够做的。 ” 这样，在哈瑞特去世后，密尔开始整理书稿，以便完成他们两人的愿望。经过密尔的努力， 1859年2月，《论自由》一书正式出版。

在《论自由》一书的扉页上，密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来献给已经去世的妻子哈瑞特·密尔： “ 怀着对哈瑞特挚爱与悲哀的回忆，她是我的激励者，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我所写出的论著中最好的篇章都是我的挚友，也是我的妻子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她提升了这些文章的意旨和准确性。现在呈现的这本著作，如同我这么多年所写出的其他论著一样，是我们共同思考的结晶。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多亏了她的修改。的确，这本书最为重要的部分章节已被非常仔细地不断推敲，如今面世的这些内容不知道她是否能够认可。如果没有她的伟大思想和高尚的情感，如今这已和她一起被埋葬在墓穴之中，我只能解释这个世界的一半。正是有了她无与伦比的智慧和持续不断的帮助，我才能够写就此书。因此，其实我只是她的思想的传导者，当然也是其最大的受益者。 ”

密尔在《论自由》这一文本的开篇如此坦率地谈到哈瑞特对此书的贡献，也将他与妻子的感情一并告知这个世界。密尔这样做也是想表明：这本书虽然署名为密尔所作，但哈瑞特的贡献清晰可见。密尔在其《自传》中也直接这样写道： “ 《论自由》一书与以我的名字出版的其他作品相比，更可以说是我们文字上更加直接合作的产物。文中每一句话都经过我们共同读过好几遍，并用各种方法反复推敲，细心地剔除由我们勘校出来的思想上和词句上的毛病。由于经过这样精细的努力，它虽未经她最后修正，单就文章的结构来说，已远远超过我过去和以后任何作品的水平。至于从思想内容上来说，很难指明哪一部分或哪一种见解比其余的更属于她所有。此书表达的整个思想方式显然全是她的，但是我彻底受到此种思想方式的浸染，因而我们两人自然而然产生同样的思想方式。可是，我所以能如此透彻地懂得这种思想方式，应该深深感谢她的帮助。 ” 由此，可以说是哈瑞特和密尔共同创作了这本书。的确，如果从思想影响的视角来看，《论自由》这本书的很多地方都明显体现出哈瑞特的思想。

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说，哈瑞特的这些思想甚至一些词句表达都在《论自由》一书中得到了体现。例如， 1831年，哈瑞特所发表的“ 个人自由的权利 ” 这一主题在《论自由》一书中得到了体现，其 “ 怪癖 ”“ 舆论的专制 ” 等这些概念也都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阐释；她认为的 “ 同一性 ” 是因为不能试验各种生活的可能性也被改写成 “ 生活要有多样的试验 ” 。同样，哈瑞特所说的 “ 真理有很多面相，人们始终只告诉一种面相 ” 则是《论自由》第 2章的核心内容。

反击 “ 敌人 ” ： 密尔《自传》的写作

就在密尔与哈瑞特一起开始写作《论自由》的同时，密尔觉得仅仅从思想观念上进行逻辑性的论述还不够，还需要将他们两人的关系原原本本地公布于世，以此来让那些 “ 污名 ” 不攻自破。因此，他们觉得必须要出版《自传》。同样，如果说《论自由》一书在表达了自己思想观念的同时，教育了社会大众，那只是间接地反击了那些非议者，起到了启蒙大众和批判社会的作用，而写作《自传》，在密尔看来则是要直接反击那些 “ 敌人 ” 。因此，梳理密尔写作《自传》的意图和过程，并将其与《论自由》文本一起进行文本互见即互文性的考察，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密尔《论自由》这一文本以及其思想内涵与指向。

1854年1月23日，密尔致信哈瑞特，郑重地提到了写作《自传》的事宜。他写道： “ 我最近经常想到《自传》一书的事情，很是期盼我们能够尽快地完成，多么想它已经出版以及所写出的内容将会在明天就能够印刷。这本书将尽可能写出我们想要写的任何事情，你自己以及我都能够描绘你以及对你的感激。 —— 但是，除了最后由你进行修改外，你还是撰写一部分为好。其内容除了包括我们之间的私事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告白我们之间是有着多年的紧密友谊，你可以决定什么内容是必需的或期望要写的，以便让那些敌人（ enemies)从此闭嘴。”

应该注意到，密尔在他的措辞中使用了 “ 敌人 ” 这一词语，可见密尔心中积压了多少愤怒，而且是多年的愤怒。在这里，这个 “ 敌人 ” 是实称还是代称，在我看来，两者都有。前面已经指出，哈瑞特已经点名了他的朋友圈中的很多人都是对他们进行 “ 污名化 ” 的非议之人，因此， “ 非议 ” 他们这一关系的人就是密尔在这里所说的 “ 敌人 ” 。当然在我看来，这一指称还隐含着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社会的道德和思想观念。为什么这些人会 “ 非议 ” 、会 “ 污名化 ” 他们俩，为什么家庭成员也会不赞成，甚至就连密尔的父亲、著名的思想家詹姆斯 ·密尔都面临压力，也训斥密尔并力阻密尔与哈瑞特的关系，这些都根植于这一社会观念。由此也才可以理解，密尔在这里试图要将具体和抽象的“ 敌人 ” 一并批判，彻底清除。因为他知道，如果不彻底地改造旧思想，传播新观念，像他们自己一样的悲剧就会不断上演。因此，正如拉斯基所说，密尔 “ 最关心的是提高人的精神，说到底那就是他写文章的根源 ” 。同样，从这段文字中也可以得知，密尔对写作《自传》也非常焦急。对此，密尔没有给出原因，但从一些材料中可以得知， 1853年密尔和哈瑞特双双生病，不得不停止了所有的写作事项，一直到半年之后才恢复健康，同时也重新开始写作。想必是1853年的生病对密尔带来了影响，也许他自我感觉未来时日不多，迫切希望尽快完成这一工作，也能早日清除加之于他们身上的“ 污名 ” ，这一点也可在 1854年1月29日密尔给哈瑞特的信中得到印证。他写道：“ 我设想我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一大卷或两小卷遗作完成，而《自传》将会被置放在卷首。 ” 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密尔对这部《自传》十分重视，将此列为他整个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书。也由此能够想象，密尔对清除强加给他们的 “ 污名 ” 又具有多么强烈和迫切的愿望。

其实从1853年下半年到1854年，密尔和哈瑞特一直都在忙于《论自由》和《自传》这两本书的写作，或者说，他们在交替写作这两本书。1854年的时候，密尔已经写出《论自由》的初稿，但很遗憾，这部书稿如今已经不存在了。而在写作《自传》中，密尔一方面称是 “ 信心的记录 ” ， “ 或在舆论转变的年代，记录下总是在前进的各个阶段的心灵的发展，可能是有趣的和有益的，或者向自己的或他人的思想学习，或者抛弃自己的或他人的思想 ” 。另一方面则是要坦诚他和哈瑞特两人之间的关系，把这种友谊公之于众，清除强加给他们，特别是哈瑞特身上的 “ 污名 ” 。这体现在《自传》的开篇，密尔在开头直截了当地写道：写这部《自传》就是要对帮助过他的人们，特别是哈瑞特表示感谢。 “ 在这些人中，有些是众所周知的名人，有些人才华出众而声望不孚，有一位对我帮助最大，却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 ” 因此，为了实现这本书的写作意旨， 1854年2月10日，密尔在给哈瑞特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并未开始其他书稿的写作，只是又把已经写完的《自传》的草稿通读了一遍。 ……我发现还需要修改，对此我将会去做……但是，我不知道对有些段落该如何修改，这些段落是书稿的最早的那一部分，也是我们共同一起阅读并标注过需要修改的地方。你认为，我所撰写的大部分段落还存在着不足之处，我也是如此认为。的确，我并未想叙述得很完整，但困难在于对此如何决断。当然，在写作自己或别人的自传时（并非所有事情都要表达）—— 这是很正常的。你将这件事情放置在这里表达将会阻碍了对其他事情的叙述，而又无法再将其倒置回去 ……但是，在我已写出的《自传》里，除了对你的描绘和你对我的影响外，还没有写出我们所特定关注的一些问题。而所有这些最终将会使我永久记住你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在思想上是如何受到了你的影响。虽然你之于我的重要性只占这部《自传》中很小的一部分篇幅，但这是很重要的纪念，因为人们会对其他部分进行比较性的猜测。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或我们只有一起来写作，如何合适地叙述我们之间的往事，既能够对抗那些敌人在头脑中所形成的印象，而又不必增添一些生动的具体材料。由于我们并非要在100年后出版此书，也因为必须要留心不能给我们的敌人留下话柄，因此我想说，我们就要纯粹地坦诚地写出我们之间交往的一切。”

在这里，密尔又一再重复使用 “ 敌人 ” 这样的词语，并将写作的意旨再次清晰地表达出来，就是为了批判这些 “ 敌人 ” 对他俩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实际上是一种强加给他们的 “ 污名 ” 。同时密尔考虑得也很仔细周到，确立了 “ 坦诚地 ” 写作这一主旨。从已经出版的《自传》来看，的确是写出了密尔所期待的内容。 “ 我有时到乡间，有时到城里去拜访她。我非常感激那种使她能不顾种种误解的坚强的性格，当泰勒先生不在时我经常去拜访她，我们偶尔一起旅行，这些事情原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不过就所有其他方面说，那几年我们的行为光明磊落，丝毫不足以引起人们怀疑。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彼此的关系仅仅是热烈的爱慕和诚挚密切的友谊。虽然我们不介意社会习俗对这个完全属于个人问题的约束，但是我们确实觉得有责任，绝对不使我们的行为玷辱她的丈夫，因而也不玷辱她自己。 ” 在这段文字中，密尔将自己和哈瑞特的关系表达得如此准确，诚如《密尔全集》第 14卷的编辑者在序言中也说，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两性关系，只是精神上的伴侣。

密尔《自传》中的这段话不仅在为他们自己做出了强有力的辩护，澄清了那些无中生有的各种 “ 非议 ” ，也道出了两人在当时受到了社会公共舆论所体现的社会习俗的压力，当然更是表达了他们两人共同的观点，这也是在《论自由》一书开头就提出的基本主题。 “ 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不是这个与那个被误称为哲学必然性的教义不幸相反的东西。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 在密尔看来，结合他和哈瑞特的经历，他明确重申，也是他们俩从青年时期就形成的思想的延续。那就是，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意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 “ 凡在不以本人自己的性格却以他人的传统或习俗为行为准则的地方，那里就缺少着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所缺少的这个因素同时也是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中一个颇为主要的因素。 ”“ 这个原则还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自由订立自己的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当然也不规避会随来的后果。这种自由，只要我们所作所为并无害于我们的同胞，就不应遭到他们的妨碍，即使他们认为我们的行为是愚蠢、悖谬或错误的。 ” 而最后这段话恰是密尔与哈瑞特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呐喊。在密尔看来，他和哈瑞特的关系是由于性格相符，趣味相投，互相尊重与欣赏，他们有能力过着自己所认为的那种幸福生活，那些 “ 敌人 ” 不用过问、指责甚至干涉他们之间的个人问题。 “ 即使他们认为我们的行为是愚蠢、悖谬或错误的。 ”“ 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它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 读着这些掷地有声的修辞表达，从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它不再仅仅是思想观念的流淌，而且包含着密尔多少的情感和义愤。

因此，密尔写作《自传》的主要动因，就是面对社会世俗的非议，坚持要为自己和哈瑞特的友谊与婚姻进行辩护。如果结合《自传》和《论自由》两个文本一起来考察的话，其答案也显而易见。《论自由》和《自传》一起，构成了密尔和哈瑞特全力为自己进行辩护的文本，是反击那些 “ 敌人 ” 并清除 “ 污名 ” 获得正名的努力。只是两个文本的分工和侧重点不同，《论自由》一书更为理论化和逻辑化。不管这两个文本有着怎样的差别，透过密尔在文本中严密的论述以及运用多种修辞方式的背后，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不再仅是密尔与哈瑞特两人思想的表达，更是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所散发出的他们两人生命的气息以及对那些 “ 敌人 ” 奋起进行批判的犀利指向。

余论： 《论自由》的出版与传播

1859年《论自由》这本书出版后，在带来一片热烈反响的同时，也如密尔所事先想到的那样，肯定会招致那些“ 敌人 ” 的激烈批评，例如查理 ·金斯利就认为密尔这本书“ 是异教徒的 ” 。他说： “ 我已深深地把握到了密尔在《论自由》这部新书 (我认为在第88—90页）中阐述的原则，尽管这是他单方面的一孔之见。他还在一定程度上用不屑的口吻来对待基督教世界固有的道德，其实这是我们的祖先从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学习到的以及在我们古典教育中一直被牢记的美德。并且更为过分的是，他提倡一种陈旧的异教徒式的美德。”1859年12月23日，卡罗琳·弗克斯在给 E.T.卡尔内的信中也批评密尔：“ 亲爱的，我不能同意密尔的观点，也非常高兴地向你表达我的一些 ‘ 拙见 ’ ，尽管这一做法会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但密尔的思想之剑如此锋利，见解武断，让我感到寒战。我认为，他太过于激烈地批评现今社会共同体的心智培养模式，我们要参与这一论辩，并非因为我们非常强大和已全副武装，而是对密尔这些观点支持与反驳的论辩已经扑面而来。密尔他极度抱怨我们正渐趋长成的同一性，即个体性已渐趋消失。其实，我们更为怪癖而忧虑，而非为谬误或妥协所担心，这就是密尔所认为的导致一个民族衰败的隐秘征兆。他说，法国已远离了这些，而我们正处于这一衰败之中。 ”

从这些愤怒性的指责与批判来看，密尔的著作引发了广泛的阅读，同时也招致知识精英这个群体的批评和谴责，而且将这本书视为 “ 异教徒 ” 之列。其实这已在密尔的意料之中，在当时具有浓厚宗教信仰的社会背景下，这样的定性无异于是把密尔排斥为 “ 异端 ” ，要将密尔送上十字架，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密尔为什么一直会被 “ 污名化 ” 。这一批判从《论自由》出版之日一直持续到密尔去世之后还在进行。由此可见，密尔能够在这样万马齐喑的黑暗年代勇敢地挺身而出，为张扬个体性的自由而呐喊是怎样的艰难，又是多么可敬可佩。尽管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为自己争辩，但其思想性却远远超出了自身这一狭隘的范围，他是在为人的独立与个体性争辩，是在为自由争辩，引领着人们勇敢前行从而争取与获得宝贵的自由。

从《论自由》一书的阅读与传播也可以得到证实，尽管《论自由》出版后遭到的各种批评不断，但这本书还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 人们都在阅读他的这本书，他的著作吸引了广泛的读者，如议会的议员、大学中新一代学生、致力于实行改革的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工人中的领袖和其代言人。 ” 也如他自己在给提奥多尔 ·龚佩慈的信中所说：“ 《论自由》这本书的出版取得了成功，比我预想的更多，获得了极大的反响。 ” 在 19世纪60年代，密尔声名鹊起，并在年轻人中间获得了持续的影响力，他的《论自由》也被弗里德里克·哈里森评论为是“ 一种福音书 ” 。

与此同时，密尔《论自由》这本书也越过了英国这一空间，在欧洲其他国家出版发行。例如，1860年被翻译成为法文出版，1861年出版了俄文版，德文版也在同年问世。也正如出版商约翰·威廉·帕克所说，密尔 “ 用尽全力想去拯救他那个时代，他失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降临了。但他所涉及的内容是不朽的，自由不会永远不到来 ” 。当然，密尔自己也是如此执着地坚持这一信念。 1873年5月8日，在他因病猝然去世时，他平静地说出了最后这句话：你们知道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工作。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既是密尔对自己矢志不渝捍卫自由的临终总结，也是对哈瑞特的特别告慰。的确，密尔已经完成了对这些“ 敌人 ” 的批判，清除掉了他们所加之于哈瑞特和他自己身上的那些 “ 污名 ” 。密尔去世后，不管他的 “ 敌人 ” 如何想，他则被安葬在阿维尼翁，和他心爱的妻子哈瑞特永远地长眠在一起。

本文作者李宏图，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9年第3期。 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 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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