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笑山：二十世纪唐代音韵研究纲要

转载来源：《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简报》2001年第4期

在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中，“中古”这一阶段的研究是以唐代为中心的，有关中古音研究的重要成果，都和唐代有密切关系。本文所介绍的关于音韵的讨论就限定在这个范围内，有个别地方作点述评。全文只是粗纲，还未正式成稿，其中所提到的成果水平有些相当参差，有的可以代表二十世纪的最高水平，有的则问题较多，对此的分析评述，有待将来。由于学力有限，读书不多，挂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 概论性著作

概论性的著作在20世纪上半叶就出现了不少。第一部全面论述传统音韵学的著作，是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北京大学出版组1918），它也是向现代音韵学过渡的第一部讲义，在继承传统音韵学成果接受现代语音学某些方法和观点的基础上，把对中古、上古语音的理解加以介绍和论述。其后张世禄出版了《中国声韵学概要》（1929）、《中国古音学》（商务1930）《广韵研究》（商务1931《国学小丛书》）、《音韵学》（商务1933）等概论性著作，而他的《中国音韵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更系统勾勒了中国音韵学研究演进的历史，从古代表音方法到《切韵》系韵书以至《中原音韵》韵书的编撰和研究，从宋元等韵学形成到明清古音学的发展，至今还没有一部能够取代它的书出现。马宗霍《音韵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0）分元音、变音、古音、广韵、反切、四声、字母、等韵诸篇论述音韵学的基本知识。姜亮夫《中国声韵学》（世界书局1933）用语音学原理讲述音韵学原理，讨论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幷讲述先秦古音，述及有关反切的知识，对有清以来的成果作了详细介绍。刘赜《声韵学表解》（商务印书馆1934）介绍音韵学基本知识，讨论《广韵》声类、韵类和反切上下字，论述古音的材料和系统，介绍古声十九纽和古韵二十八部，幷以之制表谱入《说文》初文。魏建功《古音系研究》（北京大学1935）依次讲述古音系的分歧、内容、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研究条件和实际问题。陆宗达也写有《音韵学概论》（《中国大学校刊》1935）。林尹《中国声韵学通论》（1937）也是这类概论性的著作。王力《中国音韵学》（商务印书馆1936，1955中华书局再版改名《汉语音韵学》）是影响最大的音韵学通论著作之一。他的《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1957）、《汉语音韵》（中华书局1980）、《音韵学初步》（商务印书馆1980）、《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等概论性和总结性的著作，在音韵学教学和研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北京大学1949，1956新版）用文言文讲述音韵学中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古今音变大略，重在音理和术语的讲解，在帮助初学者掌握审音、明变、旁征等科学方法方面是影响巨大的。
50年代以后，这方面得著作不断出现。在等韵学史方面，赵荫棠《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1957）较为清晰地揭示了等韵学史上从酝酿期（六朝至唐）到形成期（宋）以至改革期（元明清）三个阶段的发展脉络，并重点评述了元明清约四十种等韵著作。在简明音韵学教材方面，丁声树、李荣《汉语音韵讲义》（《方言》1981.4，上海教育1984）作为教育部和中国社科院语言所1956-1957年“普通话语音研究班”讲义，在正式出版前的25年中有大量油印本流传，一些高校作为参考教材使用。它由《广韵声母表》、《广韵韵母表》、《古今声母比较表》、《古今韵母比较表》和言简意赅的文字说明构成，分成九章，各章配有习题，最后有总复习大纲。唐作藩《汉语音韵学常识》（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8，上海教育1959）介绍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的基本概念和常识，音韵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普通话音系的来源。后来他又有《音韵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普通话语音史话》（《文字改革》1985年第4-6；《语文建设》1986年第1-3期，1987年第1-6期）等。80年代前后，语音史方面的有：邵荣芬《汉语语音史讲话》（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方孝岳《汉语语音史概要》（香港商务印书馆1980）等。以音韵学或声韵学为名的概论有朱星《古代汉语音韵学入门》（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3、4期，1983年第1期）、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出版社1982）、杨潜斋《声韵学简析》（《华中师院学报》1984年第1、2期）、殷焕先、董绍克《实用音韵学》（齐鲁书社1990）、竺家宁《声韵学》（五南图书公司1991）等，其它方面还有，殷焕先的《反切释要》（山东人民1979）、李新魁《汉语等韵学》（中华书局1983）、何大安《声韵学中的观念和方法》（大安出版社1987）、方孝岳、罗伟豪《广韵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等等。

（二）工具书
略。
（三）《切韵》系韵书研究
《切韵》系韵书包括《切韵》、《广韵》及其各种修订本。《切韵》和《广韵》不是唐代成书的，但是现在能够看到的《切韵》系韵书最早版本是唐五代流行的写本和刻本，有的注释还引用唐代文献，有的文字也采用唐代俗体，《切韵》系韵书反切音读向来作为中古语音的材料受到重视。
《切韵》系韵书的研究包括对《切韵》各种版本的辑录整理、版本研究和音系研究几个主要方面。
1．辑录整理
《切韵》残卷和字母残卷的辑录、整理是上个世纪的重大收获之一。自1908年国内发现蒋斧本《唐韵》残卷继又发现故宫项跋本《刊谬补缺切韵》（王二）以后，尤其是中国学者把英法等国探险家、考古学家弄走的敦煌韵书残卷从巴黎伦敦等地抄录或拍片带回以后，《切韵》的校勘补逸和版本体例研究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21年，王国维通过罗振玉辗转从伯希和处得到伦敦博物院所藏的三种《切韵》残卷（切一、切二、切三）照片，亲自影抄，加以考跋付印行世。 1925年，刘复把从巴黎抄回的《刊谬补缺切韵》（王一）和两种《切韵》序文刻入《敦煌掇琐》。1936年，刘复、魏建功、罗常培把当时能看到的唐写本《切韵》残卷五种、《刊谬补缺切韵》残本两种、《唐韵》残本一种、五代本《切韵》残卷一种汇辑在一起，和《广韵》排比对照，编成《十韵汇编》。1947年故宫博物院将新发现的完本《刊谬补缺切韵》（宋跋本，王三）影印出版，唐兰作跋。50年代后，姜亮夫把自己摹录巴黎、柏林、伦敦所藏敦煌韵书残卷33种，辑为《瀛涯敦煌韵辑》（上海出版公司1955）。1972年，潘重规把姜书与藏于巴黎、伦敦的原卷通校一过，摹抄姜书33种卷子，校正了前人抄录的错误，幷增补新抄的敦煌韵书卷子12种，辑为《瀛涯敦煌韵辑新编》（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并作《瀛涯敦煌韵辑别录》（香港新亚研究所1973）以为补编。1983年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中华书局）汇集国内外所存的30种唐五代写本刻本韵书和9种韵字摘抄及有关字母等韵的写本，考辨比证唐五代各种韵书异同，根据体例、性质和内容编为传写本《切韵》、笺注本《切韵》、增训加注本《切韵》、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和五代本《切韵》七类，各种韵书采用原件影印，照片不清则附摹本或摹刻本，幷写出校记，考释其体制内容及特点，是作者对唐五代韵书整理考订的总结性著作，也代表了《切韵》系韵书的最高整理水平。1990年姜亮夫将《瀛涯敦煌韵辑》字部原卷和论部修订改编，为《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浙江古籍出版社），其中蔡勇飞校正字之讹误佚遗及文之未安者数百言。1994年，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在台湾重版，增加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的《笺注本切韵》、《唐韵》残叶三件。这些韵书的辑录出版为音韵学研究带来极大的方便。例如，龙宇纯就利用各种韵书及诸家校勘记为校勘材料，对《王三》进行校订笺识，撰为《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校笺》（香港中文大学1968）；叶键得也写出以《十韵汇编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1988）。这方面的辑录还有日本上田正《切韵逸文的研究》（汲古书院1984），此书从中日各种典籍里辑录出所引《切韵》系韵书及唐代相关韵书的音注，亦有参考价值。
2．考镜源流
王国维是最早考论《切韵》系韵书源流的学者。其考论《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和《六朝人韵书分部说》《书内府本所藏王仁昫切韵后》《书式古堂书画汇考所录唐韵后》《书吴县蒋氏藏唐写本唐韵后》《书小徐本说文解字篆韵谱后》《书古文四声韵后》《唐诸家切韵考》《李舟切韵考》《唐广韵宋雍熙广韵》《天宝韵英陈廷坚张戬考声切韵武玄之韵诠分部考》等文，皆收于《观堂集林》卷八之中，内容涉及韵书的形成、《切韵》和吕静等五家早期韵书的关系、《唐韵》李舟《切韵》等唐代韵书和《切韵》《广韵》的关系等。
其后许多学者都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例如刘盼遂《跋唐人写韵书二残笺》（《实学》1926第6期）《六朝唐代反语考》（《清华学报》1934年第9卷第1期）、丁山《唐写本切韵残卷跋》（1928）、董作宾《跋唐写本切韵残卷跋》（1928）、方国瑜《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跋》（1931）、陆志伟《唐五代韵书跋》（《燕京学报》第26期，1939）、徐仁甫《李舟切韵志疑》（《志学月刊》1942年第10期）、《跋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五代刊本切韵残卷后》（《志学月刊》1942年第11期）等。而在上世纪前半叶中，魏建功是继王国维之后在韵书系统方面做出贡献的大家，他的《唐宋两系韵书体制之演变：敦煌石室存残五代刻本韵书跋》（《国学季刊》第3卷第1期，1932）、《陆法言〈切韵〉以前的几种韵书》（《国学季刊》第3卷第2期，1932）、《论〈切韵〉系的韵书：〈十韵汇编〉序》（《国学季刊》第5卷第3期，1935）、《故宫完整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汉学杂志》1948）及《故宫完整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续论之甲》（《国学季刊》第7卷第2期，`1951）、《〈切韵〉韵目次第考源》（《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切韵〉韵目四声不一贯的解释》（《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等文章对于韵书的版本、体制、源流等作了细致的考证。另外姜亮夫在辑录《切韵》系韵书的过程中，也对原件质量款式、字体注释、声韵类别等内容作了大量考论研究，他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写本卷子S512归30字母例跋》（《经世季刊》1941年第2卷第1期）、《P2017为陆法言原书韵目跋》（《志学月刊》1942年第2期）、《大英博物院藏敦煌唐写本陆法言切韵考》（《志学月刊》1942年第3、10期）、《大英博物馆藏唐写本切韵研究之一：S2017为隋末唐初增字家注本陆韵证》（《云南大学学报》1942年1类第2号）等文和他的《敦煌瀛涯韵辑》一样受到重视。
在这方面的重要研究还有，罗常培《切韵序校释》和《切韵探赜》（皆见《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集第25、26、27期合刊，1928）、赵荫堂《唐武玄之韵铨鳞爪》（《晨报》北平，1935年4月19、20）、赵振铎《读〈瀛涯敦煌韵辑〉》（《中国语文》1962年第2期）、胡竹安《唐写全本〈刊谬补缺切韵〉所存〈切韵序〉疏义》（《江西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王显《〈切韵〉纲纪讨论制定的年份》（《古汉语研究论文集》[二]北京出版社1984）、《有关〈切韵〉二三事》（《古汉语研究论文集》[三]北京出版社1987）、《也谈增字本〈切韵〉残卷第三种》（《古汉语研究》93.1）、小川环树《论〈说文篆韵谱〉部次问题：〈李舟《切韵》考〉质疑》（《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林炯阳《敦煌韵书残卷在声韵学研究上的价值》（《汉学研究》4卷2期1986）、向功曼《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故宫所藏龙鳞装孤本》（《历史知识》1986年第1期）、平山久雄《〈切韵〉和陆爽》（《中国语文》90.1）、周祖谟《论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罗常培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李国华《读〈切韵〉残卷》（《云南民族学院学报》90.4）、纪国泰《〈鉅宋广韵〉考证》（《成都师专学报》91.1）、蓟郛《〈广韵〉校勘拾零》（《社会科学战线》91.2）、吕朋林《〈切韵〉议纲年份考辨》（《语言研究》96增刊）、刘冬冰《试论〈切韵〉系韵书的形成和演进》（《河南教育学院学报》97.4）、聂鸿音《俄藏宋刻本〈广韵〉残卷述略》（《中国语文》98.2）、黄典铡吨袊F存第一部韵书〈切韵〉（故宫本）》（《漳州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王显《有关〈切韵〉二三事》（《古汉语研究论文集》三，北京出版社1987）、《也谈增字本〈切韵〉残卷第三种》（《古汉语研究》93.1）等，另外，古德夫《宋跋本王韵与切韵》（《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评余乃永〈互注校正宋本广韵〉》（《语言研究》1983年第2期）、《〈广韵〉〈王韵〉〈切韵〉大韵异同考》（《徐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唐韵〉对〈切韵〉语音的改易》（《徐州师院学报》90.2）、《〈广韵〉反切的来源：〈切韵〉到〈广韵〉的反切改易》（《中国语言学报》91.4）等文章在韵书的许多问题上发表了重要的见解。
《广韵》是根据唐本《切韵》纂录而成的，所以对《广韵》的校正也是利用唐五代各种相关韵书和《广韵》的各种版本及其它文献材料参证进行的。张世禄《广韵研究》（商务印书馆1931）对《广韵》反切的注音方法、韵部、声类等以及《广韵》的源和流作了系统考证和讲述。周祖谟《广韵校本》（商务印书馆1937）利用唐人20多种韵书残卷考核订正，是上个世纪最有价值的《广韵》校本之一。余乃永《互注校正宋本广韵》（联贯出版社1975初版）以周祖谟依泽存堂刊本所校的《广韵校本》为底本，再作校注，重在增补互注又音，在天头加校文、地脚加又音，每小韵加拟音，随文用符号套红刊出；下册是校勘记，详细讨论上册校文中的问题。余乃永此书出版以后多次再版， 1992年更名《新校互注宋本广韵》，200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又出增订本，后出转精，受到学界的好评。葛信益《广韵丛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结集了他1937-1990年的十六篇《广韵》校勘的论文，这些论文根据《广韵》的体例，利用各种《切韵》《唐韵》残卷分别对其正文、注释、又音、异读等详加校订，一些结论常常被人称引。古德夫《汉语中古音新探》（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是专门研究唐写本《切韵》和《广韵》异同考的专著，由九篇论文和“《切韵》残卷和宋跋本王韵反切表”组成，其中八篇文章是论音的，通过对《王三》、各种《切韵》残卷、《唐韵》和《广韵》的韵目、韵次、大韵、小韵、反切等异同的详细比较，指出《切韵》是综合音系，其反切是依照六朝旧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反复指出《切韵》和《广韵》所反映的语音实际不是完全相等的，《广韵》的反切经过审音和变更，吸收了其它韵书的韵字反切，其韵字的系联反映出声类韵类都产生了差异，已不同于《切韵》。另外，赵少咸从1919年始利用各种典籍、音义书和相关韵书，对《广韵》的字数、引书、注释、音切等作了深入研究，1933年写成《新校〈广韵〉》，1956年写成《〈广韵〉疏证》，惜其稿大半散失在1960-70年代的动荡之中，所发表者仅见《广韵疏证•序例》《广韵谐声表•序》（《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切韵序〉注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等文。
3．《切韵》性质
音韵学的研究向来以中古音为枢纽，中古音的研究一般又以《切韵》系韵书为重点，因此《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尽形成了不同的论派，而且在现代音韵学研究中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模式。
早期的看法有章太炎的兼有古今方国之音说，黄侃的包举周汉至陈隋之音说，[瑞]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法]马伯乐《唐代长安方音》（1920）、[苏]龙果夫《对于中国古音重订的贡献》（1928）的长安音说，罗常培《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高本汉切韵音读商榷之一》（《史语所集刊》第2本第3分册，1931）的最小公倍数说，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岭南学报》1949年第9卷第2期）的洛下旧音说等。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关于《切韵》性质的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李荣《陆法言的〈切韵〉》（1957）认为《切韵》不是一个兼包古今的韵书，它如实地记录了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系统，后来他还发表《论李涪对〈切韵〉的批评和相关问题》（《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邵荣芬《〈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中的地位》（《中国语文》1961年第4期）主张《切韵》音系大体是活方言，它以洛阳音为基础，以金陵音为参考，可以做中古音的代表。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中国语文》1961年第4期）、《再谈〈切韵〉音系的性质》（《中国语文》1962年第12期）和邵荣芬的意见相似。
黄淬伯发表了《论〈切韵〉音系并批判高本汉的论点》（《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关于〈切韵〉音系基础的问题：与王显、邵荣芬两位同志讨论》（《中国语文》1962年第2期）、《〈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3、4期）认为《切韵》是集成魏至隋以来诸家旧韵兼包当时方音的韵汇。何九盈也发表了《〈切韵〉音系的性质及其它:与王显、邵荣芬两位同志商榷》（《中国语文》1961年第9期）不同意切韵为单一音系的观点。史存直《从唐七家诗的用韵情况看〈切韵〉的性质》（《汉语音韵学论文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用诗韵的106韵来归纳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韦应物、白居易、柳宗元的诗歌押韵，认为即使是106韵也是综合性质的，《切韵》所代表的语音体系就更是一个综合体系。赵振铎《从〈切韵序〉论〈切韵〉》（《中国语文》1962年第10期）、罗伟豪《从〈颜氏家训•音辞篇〉论〈切韵〉》（《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第1、2期合刊）也对此发表了意见。后来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语言学论丛》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3）公元六世纪南北士人同用的雅音，主要根据南方承用的书音。此说影响较大。
80年代以后，《切韵》性质问题的讨论热度不减，这方面文章如黄典铡丁辞许崱敌再|的探讨》（《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张琨《〈切韵〉的综合性质》（《书目季刊》18卷1期，1983）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其它文章还有，李毅夫《〈切韵〉韵部特多的原因》（《齐鲁学刊》1984年第1期）、万献初《〈切韵〉——金陵洛下读书音》（《咸宁师专学报》86.3）、潘文国《论总合体系：〈切韵〉性质的再探讨》（《华东师大学报》86.4）、胡和平《也谈〈切韵〉音系的性质》（《郑州大学学报》87.2）、李新龙《对〈切韵〉音系性质诸说之评价》（《喀什师院学报》88.4）、姜书利《〈切韵〉性质诸说述评》（《呼兰师专学报》88.3）、李行杰《〈切韵〉性质再议》（《语海新探》山东教育出版社89）、张玉来、徐明轩《论〈切韵〉语音性质的几个问题》（《徐州师范学院学报》91.3）、张民权《试论〈切韵〉一书的性质》（《南昌大学学报》93.4）、[日]古屋昭弘《韵书中所见吴音的性质》（《吴语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95）、蔡宝瑞《论〈切韵〉的性质》（《语文应用与研究》96.4）等等，都对《切韵》的性质问题发表了意见。80年代末王均翻译了张琨《〈切韵〉的综合性质》（《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庆祝王力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知识出版社1989），1990年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张贤豹翻译的张琨《汉语音韵史论文集》之后，学界对《切韵》性质的主流意见基本上趋向认为《切韵》反映的不是单纯的某地方音的系统了。
对《切韵》性质的不同看法，导致了音韵研究的不同模式。王力晚年认为《切韵》不代表一时一地的语音，因此他的《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研究根本撇开了《切韵》系韵书，利用《颜氏家训•音辞篇》和南北朝的诗歌用韵来构拟魏晋南北朝音系，利用《经典释文》（583）和玄应的反切（627-650）来构拟隋唐音系，利用南唐朱翱的反切构拟晚唐-五代音系。王力的做法给学界带来了一些良好的影响，那就是充分利用《切韵》系韵书以外的音韵材料来作中古音构拟的依据，而且“中古”也被分成明确的阶段。不过，这种做法似乎把语音史看成是一种理想的标准音系的直线发展，忽略了语音演变中方言的因素，方言基础的变更以及由此引起的语音变化等等，所以他没有考虑他所选用的拟音材料是有方言的差别的。比如《经典释文》的作者陆德明的反切可能反映了南方的读音，《经典释文》中的其它20家音注可能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方言的音读，玄应《一切经音义》则可能反映了北方的读音，它们可能是不完全相同的系统。又如居思信《“中古韵部系统”构拟》（《齐鲁学刊》93.3）也撇开《切韵》，利用唐代初、盛、中、晚4个时期60位诗人7000多首古体诗12000个韵段，编出《唐诗韵谱》、《唐诗韵部归字表》在此基础上构拟出舒声22部入声9部的中古音系统。他整理韵部的成绩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了解唐代语音的实际有重要作用。不过，初唐和中晚唐是处在一次语音变化的大动荡的两端，有必要做出分阶段的研究和构拟。另外，他为这22个韵系构拟了一个有四个高度层级的11个元音的系统，也许有必要作音位的归并。
丁邦新《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仍然把《切韵》看成是中古的代表音系，但他主张《切韵》是南北两大方言相加而来的综合的音系，据此他提出利用《切韵》来分别构拟金陵洛下两个音系，主张对《切韵》作南北两个音系的还原，同时对现代方言材料、中古的对音和域外方言材料作地域和源流的区分。这种构想的研究也还有待深入。和丁的主张有某点近似的，黄笑山《〈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也主张把拟音材料也作了时代和地域的区分，但他倾向于认为《切韵》是在一个单一系统中叠合了不同的方言层次的因素，中唐时代的语音和《切韵》音系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标准音的方言基础的转移造成的。所以他对方言材料、对音材料、域外方言和现代方言所作的区分，是为了对中古的两个阶段（《切韵》时代和中唐-五代）分别做出语音系统的构拟，并尝试着阐述了其间的发展。
4．反切问题
反切问题研究包括研究反切的构造规律、反切系统所反映的音类音位等语音问题、反切又音问题等等，有些问题将在其它地方讨论，反切又音问题见下节，其它暂时从略。
5．又音问题
研究韵书又音可以增进对韵书的源流、字音的发展、方音的差异等方面的了解。
黄侃很早就对《广韵》又音作出研究，有《广韵所载又音》《字有又音而不见本韵及他韵者》等文（《广韵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此后在又音问题上用力最勤的主要有葛信益、黄典铡⒂邻i永等人。葛信益〈广韵〉讹夺举正》（《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张氏泽存堂本〈广韵〉异读字形讹举例》（《中国语文》1984年第4期）、《〈广韵〉异读字有两体皆声者》（《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广韵〉异读字释例》（《语言研究》1985年第2期）等文（后来汇集在他的《广韵丛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讨论又音及其体例，指出方俗古今、音随意变等都可能成为又音产生的原因。黄典铡斗辞挟愇脑谝繇嵃l展中的作用》（《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1期）、《〈切韵〉的异读：反切异文类聚》(《切韵综合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认为又音字是汉语语音发展中积淀的产物，可以作为研究上古至中古语音发展的材料。余乃永的又音研究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之中。赵振铎《〈广韵〉的又读字》（《中国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也是讨论又音字古今或方音差异以及构词等问题的。这方面的文章还有赵锐《〈广韵〉又读字的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汪寿明《从〈广韵>的同义又读字谈〈广韵〉音系〉（《上海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罗伟豪《关于〈切韵〉“又音”的类隔》（《学术研究》1983年第4期）、李长仁、方勤《试谈〈广韵〉“又读”对汉语语音史研究的价值》（《松辽学刊》1984年第2期）、林涛《〈广韵〉少数字今读与其反切规律音有别的原因》（《广西大学学报》89.1），刘晓南《〈广韵〉又音考误》（《古汉语研究》96.1）和《从〈广韵〉又音看古代的语流音变》（《语言研究》96增刊），李葆嘉《〈广韵〉真谆部反切下字类隔刍论》（《古汉语研究》96.1）、《〈广韵〉大韵韵目与小韵韵目之字同切异考》（《语言研究》96增刊），李长仁《谈〈广韵〉“又读”中的假借》（《松辽学刊》96.1）等。
6．音系构拟
《切韵》音系的构拟开始于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而且自高本汉开始，《切韵》音系的构拟就和中古音的构拟相联系，所以我们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中古音系研究”里说。

（四）音义书研究
1．《经典释文》
1.1《经典释文》整体研究和陆德明音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经籍旧音序录》《经籍旧音辩证》中对《经典释文》中的作音人及其音注作了考证和阐释，黄侃《经籍旧音辩证笺识》对吴著作了校订和释疑，沈兼士《吴着经典旧音辩证发墨》阐说“语根字族”。
早年罗常培曾打算整理《经典释文》语音系统，写有《〈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纽》（《史语所集刊》第8本第1分，1937）、《段玉裁校本经典释文跋》（《图书季刊》新1卷第2期，1939）、《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四种跋》（《清华学报》第13卷第2期，1941）、《法伟堂校本经典释文跋》（《图书月刊》第2卷第4期，1942）、《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五种跋》（《国学季刊》第7卷第2期）等，终因事务繁杂，未能作反切音系研究。陆志伟、林焘有《〈经典释文〉异文值分析》（《燕京学报》第38期，1950）、陆志伟《〈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补正》（《燕京学报》第40期，1951）、林焘《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中国语文》1962年第3期）
邵荣芬《略说《经典释文》音切中的标准音》（《古汉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82）、《〈经典释文〉的重音音切》（《中国语文》89.6）、《陆德明反切用字析略》（《语言研究》91增刊）和《〈经典释文反切研究〉内容释要》（《汉字文化》90.2）等。邵荣芬《经典释文音系》（台湾学海出版社1995）是最新的一部专著，该书把《经典释文》中的陆德明音切作了全面整理，考证出陆氏的声韵调系统，做出了《同音反切字表》，幷对其音值作了构拟，肯定陆氏的反切音系是当时与《切韵》为代表的北方标准音系幷立的南方标准音系。另外，黄坤尧写有《〈经典释文〉内校举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7卷86）、《〈释文〉如字初探》（《高雄师院》88）等文，蒋希文也有《〈经典释文〉音切的性质》（《中国语文》89.3）等文章。
1.2《经典释文》诸家音注研究
略。
2．玄应《一切经音义》
唐释玄应所作的佛经音义中有大量的反切，整理这些反切的音系周法高和王力做的工作最多。周法高《玄应反切考》（《史语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认为玄应的系统十之八九和《切韵》音系相同，大致是当时的长安音系。王力《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第3期）有些结论和周法高不同，周法高《玄应反切再考》（《大陆杂志》69卷5期1984）对王力的说法作了评说，并以玄应音为依据构拟了唐代长安音系统。
3．慧琳《一切经音义》
唐释慧琳音义中的反切是一份重要的语音材料，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韵表》（《国学论丛》第2卷第2期，1930）、《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声类考》（《史语所集刊》第1本第2分）和《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史语所1931年专刊之八）认为慧琳反切据唐天宝元廷坚《韵英》音所作，考得36声类、173韵类，跟《切韵》音系有不小的出入，是利用传统的反切系联法取得的一个明显的收获。1970年他在旧作基础上写成《唐代关中方言音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他为这个音系作了构拟，重在突出音系结构，没有采用旧作的全部反切，另外，为了说明语音的发展，他又和《切韵》《韵镜》《切韵指掌图》作了比较。在这方面，《慧琳的言语谱系：北天竺转写汉字的对音》（《佛教文化研究》第5号，1955）等文对慧琳的音译和反切情况作了讨论。徐时仪《慧琳一切经音义注音依据考》（《徽州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慧琳音义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从文献学角度对其成书、源流、体例、特色等作了研究。姚永明《慧琳音义语言研究》（浙江大学1999年博士论文）也从音韵、文字、训诂、辞书编撰和古籍整理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而谢美龄《慧琳反切中的重纽问题》（《大陆杂志》81卷1、2期，1990）讨论慧琳反切中的重纽问题。有关资料方面，陆宗达作了《慧琳一切经音义索引》（商务印书馆1938），而[日]上田正《慧琳反切总览》（汲古书院1987）更为研究慧琳音提供了方便。
4．慧苑《一切经音义》
5．张参《五经文字》的研究
唐代张参《五经文字》是那些距离《切韵》时代较近的音系之一，它提供了《切韵》以后音变过程中相对较早的一些极其宝贵的特征。邵荣芬《〈五经文字〉的直音和反切》（《中国语文》1963.3）通过《五经文字》所载音切和以《广韵》为代表的《切韵》系统切音比较的方法，指出《文字》音系轻重唇彻底分化之后，非、敷两母的确经过了一个对立阶段；仙韵的重纽先向先、元分流，通过先、元的合幷才最终混一；皆、佳、夬、麻合幷；清、青不分等等重要的语音发展线索。
空海《篆隶万象名义》的研究
周祖谟《论篆隶万象名义》（《国学季刊》5卷4期，《问学集》下册，中华1966）认为《名义》的反切系统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原本《玉篇》的系统，其韵母和《切韵》相近，只有咍灰、脂之、真臻殷、尤幽、严凡、庚三清相混。声母方面帮滂并已经分出非敷奉，明微仍未分出；端透定已经分出了知彻澄，泥娘仍未分出，且与日母也部分相混；从邪、禅船、崇俟不分。邵荣芬《切韵研究》对《名义》作了抽查，发现删山、萧宵也相混；而且泥娘应该是分立的。周祖庠《纯四等韵与三等韵德合一：〈篆隶万象名义〉音论之一》（《中国音韵学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有限公司2000）指出《名义》三四等韵混切的现象，并认为三四等韵不仅介音相同，而且元音也一致。郑林啸《〈篆隶万象名义〉唇音、舌音及半齿音研究》（《中国音韵学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有限公司2000）用概率统计法，指出《名义》轻唇音并未分化，泥娘日仍合为一，且同一组声母不一定同步分化。
《文选》唐代音注研究
唐代《文选》音的研究在上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取得的成就较大一些。早年周祖谟《论文选音残卷之作者及其方音》（《问学集》上，中华书局1966）对敦煌残卷P.2833作了一些考证。后来徐之明写有《〈文选〉联绵字李善易读音切考辨》（《贵州大学学报》91.1）、《〈文选〉李善音切校议》（《贵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文选音决〉反切声类考》（《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巴蜀书社2000），张洁写有《〈文选〉李善注音切校议》（《古汉语研究》95.1）、《〈文选〉李善注的直音和反切》（《语言研究》1998增刊）、《〈音决〉声母考》（《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4期）、《李善音系与公孙罗音系声母的比较》（《中国语文》1999年第6期）都对李善音和公孙罗《音决》作了音系研究，李长庚《〈文选〉旧音的音系性质问题》（《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一辑（下）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巴蜀书社98）也对《文选》旧音发表了看法。
《史记》唐代音注研究
《史记》的音注研究有黄坤尧的《史记三家注异常声纽之考察》（《师大国文学报》16卷1987）、《史记三家注异常韵母及声调之考察》（《东方文化》1993年第2期）、《〈史记〉三家注之开合现象》（《中国语文》94.2）《〈史记〉三家注的重纽现象》（《中国语言学报》商务印书馆1999）等，游尚功《司马贞〈史记索隐〉声类》（《贵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史记正义〉反切考》（《贵州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张守节〈史记正义〉中的重纽》（《黔南民族师专学报》95.1）等，龙异腾《〈史记正义〉反切考》（《贵州师大学报》94.1）等对《史记》读音状况作了探讨。。
《汉书》唐代音注研究
由于颜师古是《切韵》主编颜之推的后人，所以对颜师古《汉书》音注的研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锺兆华写了《颜师古反切考略》（《古汉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82）以后，董忠司也完成《七世纪中叶汉语之读书音与方俗音：初唐颜师古音系及其它》（新竹师专学报）1986年13期），并着《董锺两家颜师古音系的比较》（《第十届声韵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2）来讨论他和锺兆华的不同结论。谢纪锋的《从〈汉书〉颜氏音切校勘看音韵学再古籍整理中的作用》（《语言研究》1987.1）、《〈汉书〉颜氏反切声类系统研究》（《学术之声》第3辑，1990）、《〈汉书〉颜氏直音释例》（《北京师大学报》1991.6）、《〈汉书〉颜氏音切韵母系统的特点》（《语言研究》年第2期）、《〈汉书〉音切校议》（《内蒙古民族学院》1992.2）、《〈汉书〉颜氏音切校议（续）》（《薪火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讨论较为深入。另外张文轩《颜师古的“合韵”和他的古音学》（《兰州大学学报》1987.4）、欧阳宗书的《〈汉书•音注〉声母系统》（《江西大学学报》1990.4）和《〈汉书•音注〉的韵母系统及其语音基础》（《江西大学研究生学刊》1990.2）、《颜师古〈汉书注〉反切考》（《福建师大学报》1990.3）、任福禄的《颜氏古〈汉书注〉舌音唇音反切声类研究：兼与马重奇先生商榷》（《古汉语研究》1993.3）和《颜氏古〈汉书注〉中的齿音喉音反切声类》（《青海师大学报》1993.1）等文，也都就颜师古音注中的各种问题展开了讨论。
《晋书》唐代音义研究
邵荣芬《〈晋书音义〉反切的语音系统》（《语言研究》1981年第1期）首先全面地对《晋书音义》所反映的语音作了研究，其后一些研究对《晋书音义》中的各种语音演变展开了讨论，例如李无未的《〈晋书音义〉的“协韵音”》（《吉林大学社会科学》1993.1）、任福禄和荆贵生的《简论〈晋书音义〉中的舌音分化》（《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等。
《后汉书》唐代李贤音研究
对李贤音的研究有黄寰夺釢h书李贤注反切考》（《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研究生论文选刊》1986）、孙玉文《李贤〈后汉书音注〉的音系研究（上）》（《湖北大学学报》93.5）等，一般认为李贤的音系大致代表唐代标准音。
《说文》唐五代音注研究
五代徐铉、徐铠整理《说文》，并称大小徐，大徐本采用《切韵》一系反切，小徐本则由朱翱作反切，严学宭先后写了《大徐本说文反切的音系》（《国学季刊》第6卷第1期）和《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季刊》）第1卷第2期）采用系联法考知二者反映了不同的音系。张世禄也作了《朱翱反切声类考》（《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集刊》1943第1期）、《朱翱反切考》（《说文月刊》1944第4卷）专门对朱翱音系作了研究。王力也写了《朱翱反切考》（《龙虫幷雕斋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得出的结论和严、张不尽一致。张慧美《评张世禄、王力两家对朱翱反切声类画分之得失》（《建国学报》8卷89）、《朱翱反切新考之导论与结语》（《建国学报》9卷90.7）《朱翱反切中的重纽问题》（《大陆杂志》69卷4期，88）注意到前贤的分歧，并对音系中反映出来的重要问题作了讨论。这方面德文章还有范进军《大徐本切音致误的原因初探》（《湘潭师院学报》88.2）、张渭毅《朱翱反切的开合系统》（《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等。周祖谟《唐本说文与说文旧音》（《史语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对唐代以前给《说文》注音的情况作了考证。
其它语音史料的研究
对于散见在各种文献中的语音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敦煌文献的利用取得了不少成果。
在利用敦煌文献整理音系方面，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年第4期）为研究这个时期的语音发掘了新的材料，他分析了敦煌文献中别字异文，从中归纳出唐五代西北方音的许多特点。[日]平山久雄《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古汉语研究》90.3）则通过对敦煌《毛诗音》反切的分析，得出反切拼合“类相关”的结论。周祖谟《关于唐代方言中的四声读法的一些数据》（《语言学论文集》第二辑）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8）、《唐五代的北方语音》、《敦煌变文与唐代语音》等文章，讨论了唐代文献和语音史的关系。孙其芳《敦煌词中的方音释例》（《社会科学》[兰州]1982年第3期）、张传曾《敦煌变文的破读字例》（《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张金泉《敦煌变文假借字谱》（《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增刊）、龙晦《唐五代西北方言与卜天寿〈论语〉写本》（《考古》1972年第6期）、《〈敦煌歌辞总编〉校音》（《敦煌研究》89.2）、李正宇《敦煌方音止遇二摄混同及其校勘学意义》（《敦煌研究》90.4）、黄征《敦煌俗音考辨》（《浙江社会科学》93.4）等文章则讨论了敦煌文献在字音和方言方面的特点和校勘学意义。
在唐代音注材料搜集整理方面，[日]大岛正二《唐代字音的研究》（汲古书院1981）是一部有分量的著作，全书分资料篇和研究篇，收集唐代对《汉书》《后汉书》《史记》《晋书》《礼记》《急就篇》等书的音注材料分音系加以研究，对音系中反映的声类、反切构造以及唐代语音的演变等做出了研究。而张金泉、许建平出版了《敦煌音义汇考》（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则从各种敦煌文献中采取有音必录的原则，钩沈辑佚，得643件敦煌音义写卷，经过考辨异文、俗字，纠错删重、考定其分合，利用《广韵》对勘读音，类幷缀合，汇集成除韵书写卷外的敦煌音义书和注音写卷三十三种，分列为四部书音义、字书音义、佛道经音义三大类，是研究敦煌俗字音的重要资料。
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姜亮夫《智蹇〈楚辞音〉跋》（《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许建平《唐写本〈礼记音〉考》（《敦煌研究》91.2）、刘燕文《敦煌写本〈字寳〉〈开蒙要训〉〈千字文〉的直音、反切和异文》（《语苑撷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998）等。

（五）对音译音研究
梵汉对音
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史语所集刊》第3本第1分，1931）、《梵文颚音五母之藏汉对音研究》（《史语所集刊》第3本第2分，1931）从对音的角度提出中古舌上音不是舌面音的观点，对后来这方面研究甚至上古音研究都起到推动作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季羡林《浮屠与佛》（史语所集刊1947第20本下）、《论梵文td的音译》（《印度古代语言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等，但研究范围不限在唐代。
[日]水谷真铡祎rāhmī文字转写〈罗什译金刚经〉的汉字音》（《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十周年纪念论集》1959）、张清常《唐五代西北方言一项参考材料：天城体梵书金刚经对音残卷》（《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在梵汉对音方面作了进一步地探索，是50-60年代这方面研究中讨论唐代的少数文章中的代表。
进入80年代后，徐通锵、叶蜚声写了《译音对勘与汉语的音韵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总结译音研究对汉语音韵研究的影响和方法问题，是有一定理论性的文章的代表。而施向东《玄奘译着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聂鸿音《慧琳译音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刘广和《唐代八世纪长安声纽》（《语文研究》1984年第3期）、《试论唐代长安音重纽：不空译音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87年第6期）、《唐代八世纪长安音的韵系和声调》（《河北大学学报》91.3）、《大孔雀明王经咒语义净跟不空译音的比较研究》（《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圆明字轮四十二字诸经译文异同表〉梵汉对音考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97.4）、储泰松则有《梵汉对音概说》（《古汉语研究》95.4）和《梵汉对音与中古音研究》（《古汉语研究,》98.1）等文章是在继承俞敏先生梵汉对音研究的方法的基础上做出的关于唐代语音的研究。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例如[美]柯蔚南例如《义净梵汉对音探讨》（语言研究91年第1期）、《早期西北方音研究》（ 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 JCL Monogragh,No.3.）、《僧伽婆罗的〈大孔雀明王经〉译音》（Notes on Sanghabhara’s Mahāmāyūrī Transcriptions CLAO）、《唐代西北方言声母系统》（ Notes on the Initials of a Northwest Dialect of Tang Times，Procee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86.）、《唐代西北方言韵母系统》（Notes on the Finals of a Northwest Dialect of Tang Times 《史语所集刊》59本3分）等等。柯蔚南的研究涉及面较广，成果中有许多中国学者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此外根唐代有关的梵汉对音的文章主要还有利瓦伊琦《从〈大唐西域记〉汉译梵音看作者的语音（声母部分）》（《古汉语研究》88.1 ）、麦耘《利用梵汉对音构拟〈切韵〉遇流二摄元音》（《语言研究》91增刊）、陈云龙《梵汉对音中来纽对译t t d d现象再探》（《古汉语研究》92.3），等等。
饶宗颐《唐以前十四音遗说考》（《中华文史论丛》87年第一辑）、《鸠摩罗什〈通韵〉笺》（《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88）、《论悉昙异译作“肆昙”及其入华之年代》和《北方泽州慧远所述之悉昙章》（皆载于《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93）虽然不是唐代音的讨论，但所作的专门考订工作对梵汉对音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朱庆之《佛典与汉语音韵研究∶20世纪国内佛教汉语研究回顾之一》（《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巴蜀书社2000）是二十世纪这方面最后一篇总结性的文章。
汉藏对音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言》（史语所1933）是利用译音对勘的方法研究中古语音的最早的重要成就。该书根据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大乘中宗见解》残卷、藏文译音《阿弥陀经》残卷、《金刚经》残卷、《唐蕃会盟碑》拓本等材料和《开盟要训》中的注音，和现代兰州、平凉、西安、三水、文水、兴县等地的方言，考证唐五代的西北方言。
[日]高田时雄出版了《汉语史研究：敦煌数据中所见的九、十世纪河西方言》（创文社88），利用过去没有公布、研究过汉藏对音的材料，对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作了补充和纠正。[日]池田巧《汉藏对音资料P.T.1228所见的中古汉语河西方言韵尾的对音》（《中国语学》236，1989）专门对韵尾的问题作了研究。
台湾方面有卢顺点《论晚唐汉藏对音资料中汉字腭化情形》（《大陆杂志》81卷5期90）等文章。
略。
域外汉字音
日本、朝鲜、越南语汉字音的研究除了《中国音韵学研究》等著作中的讨论外，这方面也有些不少文章，其中关于日语吴音、汉音的最多，例如张世禄《从日本译音研究入声韵尾的变化》（《历史语言所周刊》第9集第99期1929）、洪笃仁《万叶假名与广韵对照》（《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曲翰章《通过日语汉音看假名五段与汉字四等的关系》（《中国语文》1982年第5期）杨春霖、李怀墉《现代汉语声母和日语音读（吴音、汉音）对应关系的研究》（《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姚彝铭《日语吴音汉音和中古汉语语音》（《古汉语研究论文集》[二]北京出版社1984）、史存直《日译汉音、吴音的还原问题》（《音韵学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6）、王吉尧和石定果《汉语中古音系与日语吴音汉音音系对照》（《音韵学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6）、王吉尧《从日语汉音看八世纪长安方音》（《语言研究》87.2）、李庆祥《试论日语汉字读音中的吴音、汉音、唐音和惯用音》（《山东大学学报》90.3）、夏瑞华《日译汉字音与〈切韵指掌图〉声母对照》（《镇江师专学报》90.3）、黄华《论现代越语中的汉越词》（《现代外语》90.3）、孟宪仁《日语音读与古汉语音韵》（《现代日本经济》91. 2）、袁庆述《部分中古入声字读音与日语汉字音读的对应关系》（《古汉语研究》93.1）、晋学新《论古汉语音韵对日语的影响》（《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96.3）、李月松《从汉语中古音看日语吴音语汉音之差异》（《外国语》96.4），这些研究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
在朝鲜汉字音研究方面也有一些较新的成果，例如郑仁甲《朝鲜语固有词中的“汉源词”试探》（《语言学论丛》第十辑，商务印书馆）、《朝鲜语汉字词音系考》（《语言研究》1998年增刊）、朴恩用《韩国岭南方言汉字四声研究》（《韩国学报》7卷88）、杨人从《韩国汉字音之误读》（《韩国学报》8卷89）吴世畯《从朝鲜汉字音看一二等重韵问题》（《声韵论丛》第四辑1992）等朝鲜汉字音的研究。一些研究超出了唐代的范畴，从略。
越南汉字音研究出了早期外国学者的研究之外，王力的《汉越语研究》（《岭南学报》第9卷第1期，1948）是这方面的力作。而日本三根谷彻的《越南汉字音研究》给这方面做出了探讨做出了有分量的补充。
（六）诗词文用韵研究
用韵考
最早的用韵研究是为上古音研究服务的，即是处理唐代用韵材料也是这样（诸如《唐韵正》）。193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注意中古用韵的研究，于安澜《汉魏六朝韵谱》（1936）、王力《南北朝诗文用韵考》（1936）几乎同时问世，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58）给对中古音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唐代用韵研究也因此开始用于唐音的探究。
唐诗用韵研究的成果相当多，例如张世禄《杜甫诗的韵系》（《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第2卷第1期，1944）、《杜甫与诗韵》（《复旦学报》1962年第1期）、唐作藩（若凡）《寒山子诗韵（附拾得诗韵）》（《语言学论丛》1963年第5辑）、[加]蒲立本《李贺诗的用韵》（《清华学报》7卷1期，1968）、鲍明炜《李白诗的韵系》(《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白居易元稹诗的韵系》（《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唐代诗文韵部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赵锐《白居易的诗歌用韵》（《北方论丛》1980年第5期）、《元稹的诗歌用韵》（《汉语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荀春荣《韩愈诗歌用韵》（《语言学论丛》第九辑，商务印书馆1982）荀春荣《韩愈的韵文用韵》（《语言学论丛》第十五辑，商务印书馆1988）、利瓦伊一、曹广顺、喻遂生《初唐四杰诗韵》（《语言学论丛》第九辑，1982）、张文轩《从初唐“协韵”看当时的实际韵部》（《中国语文》1983年第1期）、马重奇《白居易诗用韵研究》（《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耿志坚《唐代近体诗用韵通转现象之探讨》（《中华学苑》1984年29卷）、《初唐诗人用韵考》（《语文教育集刊》1987年第6期）、《中唐诗人用韵考》（《声韵论丛》第三辑1991）、《晚唐及唐末五代僧侣诗用韵考》（《声韵论丛》第四辑1992）、万西康《从李贺诗歌用韵看中唐语音的演变》（《杭州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赵长胜《试从杜甫押入声韵的诸诗篇探讨唐代入声的演变》（《牡丹江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国赫彤《白居易的诗歌用韵》（《汉语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王硕荃《杜诗入声韵考》（《杜甫研究学刊》成都，1988年第2期）、王小莘《王维诗韵》（《广西大学学报》89.3）、林仲湘《杜牧诗文用韵考》（《广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马重奇、李慧《韩愈古诗用韵考》（《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师为公和郭力《沈佺期、宋之问诗歌用韵考》（《铁道师院学报》90.2）、顾黔《杜荀鹤诗用韵考》（《天津师大学报》1990.3）、程垂成《从白居易讽喻诗的用韵看元和魂痕分用的现象》（《河北大学学报》91.2）、李无未《韦应物诗韵系》（《延边大学学报》1994.2）、冯志白《刘禹锡诗文用韵考》（《语言研究》1996增刊）、郭力《孟郊诗韵考》（《语言研究》1996增刊）、宋秉儒《杜牧诗韵考》（《语言研究》1996增刊）、郭娟玉《李贺诗韵与词韵》（《大陆杂志》95卷第1期，1997）、刘晓南《唐宋近体诗的语音依据与语料价值》（《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1期）、[韩]朴柔宣《李贺诗歌用韵与中唐洛阳韵系》（《语言研究》1998年增刊）、《李商隐诗歌用韵研究》（《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等等。另外，鲍明炜《唐代诗文韵部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90）是一部研究初唐时期诗文用韵的专著，分摄列出韵谱，最后附以《初唐诗文的韵系》（曾发表在《音韵学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6）作结，展示了初唐诗文用韵的整体面貌。这样上连周祖谟魏晋齐梁韵部研究和李荣《隋韵谱》，整个中古前期的韵的情况就基本清楚了。金恩柱《从唐代墓志铭看唐代韵部系统的演变》（《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4期）及其博士论文《唐代墓志铭用韵研究》（中山大学1998）则从碑铭文献中来研究用韵。
在利用唐代俗文学用韵材料方面也有一些成果，例如罗宗涛有《敦煌变文用韵考》（台湾腥顺霭嫔?969）、周大璞《敦煌变文用韵考》（《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3、4、5期）得唐五代敦煌方言用韵23部，入声消失，浊上变去。张金泉《敦煌曲子词用韵考》（《杭州大学学报》1981.3）、《敦煌俗文学中所见的唐五代西北方音韵类》（《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钱学烈《寒山诗韵部研究》（《语文研究》1984年第1期）、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韵例初探》（《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1983）、刘丽川《王梵志白话诗的用韵》）《语言论文集》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1984）、都兴宙《敦煌变文韵部研究》（《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辑）、《王梵志诗用韵考》（《兰州大学学报》1986.1）、林炯阳《敦煌写本王梵志诗用韵研究》（《东吴文史学报》9卷，1991）、张鸿魁《王梵志诗用韵研究》（《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蒋冀骋《王梵志诗用韵考》（《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张美兰《皎然诗用韵考》（《语言研究集刊》第5辑，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等等，都是通过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用韵和用字（假借）情况来考察当时的语音实际。在俗文学和方言方面，周祖谟的《唐五代的北方语音》和《敦煌变文与唐代语音》（皆载《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周祖谟《变文的押韵与唐代语音》（《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9）对中古后期的语音材料、押韵情况及其跟韵书的差异作了概述。
随着现代计算机科技的发展，开始出现利用为用韵研究专门设计的软件来处理用韵材料的成果，例如陈海波、尉迟治平《五代诗韵系略说》（《语言研究》1998年第2期）、胡杰、尉迟治平《诗文用韵的计算器处理》（《语言研究》1998年增刊）、刘根辉、尉迟治平《中唐诗韵系略说》（《语言研究》1999年第1期）、赵蓉、尉迟治平《晚唐诗韵系略说》（《语言研究》1999年第2期）就是在这方面的成果。

用韵和其它
用韵考除了探索唐代音系的韵部总体面貌之外，还有探索其它方面内容的成果。
考证声调问题的如史存直《唐七家诗中的“阳上作去”现象》（《说文月刊》第68期，1948）、池曦朝、张传曾《白居易诗歌韵脚中的“阳上作去”现象》（《语言论丛》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居思信《是“浊上变去”还是“上去通押”：与池曦朝、张传曾两同志商榷》（《齐鲁学刊》1982年第5期）、马重奇《从杜甫是用韵看“浊上变去”问题》（《福建师大学报》1982年第3期）、赖江基《从白居易是用韵看“浊上变去”》（《暨南学报》1982年第4期）、国赫彤《从白居易诗文用韵看浊上变去》（《语言研究》1994增刊）、《从白居易诗文用韵中的异读字看唐音别义》（《语言研究》96增刊）、金周生《韩愈诗文“浊上变去”例再补正》（《辅仁学志》1998）等。还有其它的一些如周长楫《从义存的用韵看唐代闽南方言的某些特点》（《语言研究》1994增刊）、居思信《从唐诗中江韵字的押韵看到的一个问题》（《齐鲁学刊》1981年第2期）、锐声《声不失序，音以律文：杜甫《石壕吏》用韵阐微》（《天津师大学报》87.6）等等。

（七）早期韵图研究
略。

（八）中古音系研究
中古语音可以分成前后两期来研究，唐代处于这两个时期的中间阶段，因此中古音系的研究也包括《切韵》因袭的构拟。王力《汉语语音史》把整个汉语史分成九个阶段，其中隋-中唐为一个阶段，晚唐五代为另一各阶段。

1.中古音系研究的专门著作
现代意义的中古音系研究，使中西方音韵学研究方法结合的产物。上世纪初，商克、马伯乐（H. Maspero）、伯希和等人对中古汉语语音做过一些研究，但是并不系统。在这方面，影响最深远并在汉语现代音韵学界首开风气的是瑞典高本汉（B. Karlgren），他利用《广韵》反切、韵图等资料，根据现代汉语方言和外域译音，第一次全面地构拟出他认为是唐代长安音的中古音系统，其《古代汉语》（1915）、《现代方言描写语音学》（1916）、《历史上的研究》（1919）在1926年连同《方言字汇》合编成《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钱玄同在1920年代就采用为北京大学的讲义，1931-1936年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1940商务印书馆出版。李荣《切韵音系》是成于1945年的学位论文，1952年中国科学院出版时将其中的单字音表改用《王三》重写，首次对《王三》的反切系统作了全面的考察，利用各种语音材料在音类考察和音值构拟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对高本汉的构拟提出了很多修订。邵荣芬《〈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比较了《王三》和《广韵》的异同，也利用各种材料对《切韵》音系作出了新的构拟。
国外学者这方面贡献也很大，日本自有坂秀世以后，有藤堂明保《中国语音韵论》（光生馆1980改订版）、平山久雄、三根谷彻等人的研究，其中桥本万太郎（Mantaro J. Hashimoto）《古汉语音韵》（Phon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Study of Languages & Cultures of Asia & Africa Monograph Series No.10-11）用生成音系学理论、八思巴对音数据进行拟测，跟大部分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有较大的不同，但是很有影响。加拿大蒲立本（E. G.. Pulleyblank）《中古汉语》（Middle Chinese：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4）的语音表述方式更是不同于一般学者，其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为学者们所注重。
2.中古音系研究的重要论文
（1）综合讨论
黄淬伯《讨论〈切韵〉的韵部和声纽》（《史语所周刊》第6集第61期1928）
徐通锵、叶蜚声《历史比较法和〈切韵〉音系的研究》（《语文研究》1980年第1期）
李荣《〈切韵〉与方言》（《方言》1983年第3期）
潘重规《龙宇纯英伦藏敦煌切韵残卷校记拾遗》（《华冈文科学报》15卷1983）
郑张尚芳《中古音的分期与拟音问题》（《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2）声母问题
关于声类和声母的音值问题，罗常培《广韵声纽的讨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2集第14期，1927）较早进行了讨论，陆志伟《证广韵五十一声类》（《燕京学报》25期1939）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广韵》反切上字的系联加以验证，其旨趣在“充补系联法之不足”，其价值在于它给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陆志伟《三四等及所谓“喻化”》（《燕京学报》26期1939）认为高本汉的喻化理论只能说明三等韵和一二等的区别，与三四等的主要区别实不相干。
其它略。
[日]水谷真铡短拼鷿h语鼻音声母的非鼻音化进程》（《东洋学报》第39卷第4号， 1957）
李新魁《论〈切韵〉系统中床禅的分合》（《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葛毅卿、叶祥苓《喻母古音值》（《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
潘悟云、朱晓农《汉越语和〈切韵〉唇音字》（《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1982》
潘悟云《中古汉语轻唇化年代考》（《温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
王力《论日母的音值：兼论普通话的声母表》（《中国语文》1983年第1期）
胡先泽《影母考》（《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喻母考》（《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
阎玉山《等韵“门法”中的“类隔”切语：兼论〈切韵〉音系中舌音的分合》（《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
金有景《论日母：兼论五音、七音及娘母等》（《罗常培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
喻世长《切韵声母拟音的新尝试》（《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
都兴宙《中古知系声母的拟音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张世禄、杨剑桥《汉语轻唇分化问题》（《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
谢云飞《中古敷微二字母之音值再拟测》（中研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1986）
李国华《论中古时期全浊声母送气问题》（《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3、4期）
龙异腾《从唐代史书反切看轻重唇的分化》（《汉语史研究集刊》一，1998）
（3）介音问题（略）
略。
（4）韵和韵母（略）
（5）重纽问题（略）
罗伟豪《略论过去音韵学上一些审音的问题：有关切韵的“重纽”问题及其它》（《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李新魁《重纽研究》（《语言研究》1984年第2期）
周法高《隋唐五代宋初重纽反切研究》（中研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1986）
龙宇纯《论重纽等韵及其相关问题》（中研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1986）
沈小喜《中古汉语重纽研究》（《语言学论丛》第二十二辑，北大中文系，1999）
（6）声调问题（略）
周法高《说平仄》（《史语所集刊》第13本，1948）
梅祖麟《中古汉语的声调与上声的起源》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30, 1970）、《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中国语文》1980年第期）、《说上声》（《清华学报》新14卷1、2合刊，1982）
杨耐思《北方话“浊上变去”来源试探》（《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
丁邦新《平仄新考》（《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1分，1975）、《汉语声调源于韵尾说之检讨》（《汉学会议论文集》1981）、《吴语声调之研究》（《史语所集刊》第55本第4分，1984）、《汉语声调的演变》（《第二届汉学会议论文集》1989）
杨其群《试论韩愈〈讳辨〉涉及的四声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许寳华《论入声》（《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
邢公畹《说平声》（《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
宗福邦《论入声的性质》（《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
平山久雄《江淮方言调值构拟和北方方言祖调初探》（《语言研究》1984年第1期）、《日僧安然〈悉昙章〉里关于唐代声调的记载》（《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三联书店1987）
丁大林《说去声》（《昆明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刘保明《〈讳辨〉浊上变去例补证》（《中国语文》1986年第4期）
尉迟治平《日本悉昙家所传古汉语调值》（《语言研究》1986年第2期）
王士元《声调发展方式一说》（刘村汉、张文轩译，《兰州学刊》1987年第5七）
鲁启华《对〈切韵〉四声八调说的再探讨》（《铁道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
沙加尔《论去声》（郭建荣译，《语文研究》1988年第3期）
廖名春《从吐鲁番出土的别字异文看浊上变去》（《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1期）
那宗训《全浊上声是否均变为去声》（《中国语文》1995年第1期）
范新干《浊上变去发端于三国时代考》（《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巴蜀书社2000）

（7）中古方音（略）
自从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言》发表以来，利用各种材料研究唐代方言就成为上世纪中古方言研究的一个焦点，这里只开列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文章。
唐五代西北方音
龙晦《唐五代西北方音与敦煌文献研究》（《西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
柯蔚南 W. South Coblin《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声母札记》Notes on the Initials of a North-West Dialect of Tang Times（中研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1986）、《唐代西北方音的韵母札记》（《史语所集刊》第59本第3分，1988）
桥本万太郎《西北方言和中古汉语的软颚音韵尾》（《语文研究》1982年第1期）
廖名春《从吐鲁番出土的别字异文看五至八世纪初西北方音的韵母》（《古汉语研究》1992年第4期）
李如龙、辛世彪《晋南、关中的“全浊送气”与唐宋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99年第3期）
李正宇《敦煌方音止遇二摄混同及其校勘学意义》（《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
唐代长安方音
马伯乐《唐代长安方音考》（BEFEO, 1920）
尉迟治平《论隋唐长安音和洛阳音的声母系统》（《语言研究》1985年第2期）
刘广和《论唐代长安音重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
金德平《唐代长安话日母读音考》（《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唐代长安声调状况试探》（《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
唐五代其他方音
罗常培《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史语所集刊》第2本第3分，1931）
周祖谟《唐五代的北方语音》（《语言研究论丛》第十五辑，1988）
聂鸿音《近古汉语北方话的内部语音差异》（《学术之声》第3辑，北京师大1990）
储泰松《唐代的吴音和秦音》（《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丁治民《唐五代燕幽方音考》（《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讨论会、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赵振铎《唐人笔记里的方俗读音（一）》（《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巴蜀书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