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 http://timable.com/zh-hk/event/1419151 ）

今年國際電影節，我看了一部名為《報告NASA，大大大大大鑊了﹗》（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下稱NASA）的斯洛文尼亞電影。由於我平常看電影不會在進場前做資料搜集，怕自己會有太多預設和期望，這個動作會在觀看完畢才進行。可是，電影簡介還是會看的，而我也早知道這是一部偽紀錄片。

同時，電影開首時就見到哲學及文化評論家Slavoj Žižek一臉正經地講話，他指出，假如我們問一些普通的家長「你相信有聖誕老人嗎？」他們會說沒可能相信，最多也是為了孩子而假裝著。而假如我們問孩子「你真的相信有聖誕老人嗎？」他們也會說當然不信，那些聖誕禮物都是父母買的。他繼續說，沒有人會打從心底相信第一個人，大家都說是為了另一個人而假裝著，但弔詭的是信任仍然運作，而且這種信任也建構了我們的社會真實。話畢，電影就正式展開。作為觀眾，Žižek的話又再一次提醒我，接下的看到的畫面都是假的。不過，奇怪的是在整個觀影過程中，我還是相信了某些畫面的真實性。

這部電影大概就是說在Josip Broz Tito統治南斯拉夫的時候，進行了一系列太空計劃，他還因為經濟因素而把失敗的技術賣給美國，以致引起了美國及南斯拉夫的緊張局勢。同時，通過當年美國與南斯拉夫在各自太空計劃中的重要研究人員，講述計劃的細節來重組整段歷史，當中不但包括訪談，還有機密文件的曝光、歷史片段、重返研究場地等。

在這一個多小時入面，我經歷了很多次自我懷疑，常常猜某個片段、某段歷史是真的還是假的。例如片中有很多歷史片段都是Tito的講話及關於他的生活片段和人像特寫，起初我毫無疑問地相信是真的，因為想到加入歷史片段是拍攝紀錄片的慣用手法。但當後來出現了很多Tito的日常生活片段和特寫後，又覺得是假的，心想這定必是導演刻意提醒我們這是偽紀錄片。可是完場後的電影座談會上，主持人又說，原來那些關於Tito的片段都是真的，因為他在統治期間有很多個人崇拜的行為。反而我以為電影中送一隻小豬上火箭的歷史片段是真的，估計這是為了增加整套電影的真實元素，最後卻發現是假的。

在座談會上，主持人問在場觀眾，有沒有曾經相信這套電影的內容是真的，結果有一半人舉了手。那時候，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了身旁的朋友，他跟我一樣懷疑那些特寫鏡頭的真偽，甚至連火箭升空的歷史片段都認為是假的。對於我相信小豬上火箭這點，他指「怎麼可能會是豬！」但他卻相信電影中的研究地點的遺址真實存在，這點倒是讓我感到很奇怪。

這個經驗有趣的是，電影一早就告訴觀眾它是假的，甚至找來哲學家提醒我們，接下來所「紀錄」的就像聖誕老人一樣是不存在的。Žižek更在片頭、中段及片末合共出場五次，並且都說著關於「真實」的意見。在這個情況下，像我一樣，仍然有觀眾相信它是真的，哪怕只是一個鏡頭、一句說話，反正就是相信了。不過，雖然在場觀眾都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看同一個畫面、聽到同一種聲音，可是大家所「相信」的又不一致。因此，值得討論的不是如何去證實「真相」，反而是去思考到底甚麼東西形成我們對某些事情的「信任」，又是甚麼條件造成這些「信任」的差異？就像登上火箭的小豬一樣，不管這件事情是否真實存在於歷史中，我仍然是相信了；對於我來說，至少在我相信的那一剎，它是真的。

我們身處一個充滿媒體中介的世界，這種中介永遠都是未完成的，它是一個過程，意義會不停地轉化：因著表現方式、社會條件、其他文本及不同的論述等而改變，或者被我們影響而改變。而受眾同時是被中介者和中介者，我們無法離開經過中介的世界，甚至亦難以找到未被中介的「源頭」。 [1] 就像新聞，雖然它時常以「真實」和「自然」的狀態出現，但它其實是中介的典範。新聞的最終報導是一篇稿，如果我們想找「源頭」，就要知道他們的資料來源。一篇新聞稿可能是通過與其他記者交換材料而整合的；可能是警員發放的；又可能是涉及事件的人的訪問。可是就算是當事人的獨白，他也只能從自己的角度去說明，而且又會因為不同的因素而影響敘述方法和內容。因此，尋找「源頭」是徒勞無功的。

紀錄片和偽紀錄片其實都經過中介，前者就像新聞一樣以「自然」和「揭露真相」的姿態呈現，可是導演、剪接、對受訪對像的篩選、放映日期等都是強而有力的中介手段。我在為NASA的「歷史片段」而糾結，但細心一想，「歷史片段」的誕生也是經過類似上述的處理方法，就像Tito之所以有這麼多日常生活片段及特寫鏡頭，乃是在他當年推行個人崇拜的政治氣氛下所拍攝的。歷史本身就存在爭議，它是過程而非源頭。偽紀錄片亦同樣以這種形式呈現事件，如此，我的「信任」會不會並非全然投射在NASA的內容之上，反而很大程度地基於它呈現事物的方式，以及當中某些或許與我有特別緊密的關係的對象和表現狀態？

就像早前一則題為「新移民綜援婦月僅一萬三千多元度日」 [2] 的文章（以近似新聞或專題的表現方式發佈），講述一名新移民婦人及其兩位兒子，每月領取一萬三千元綜援金，但日常生活揮霍。我在Facebook上經由朋友分享的動態消息中首次知道這篇文章。當時在芸芸留言中，既有人懷疑文章的可信度，並指出了綜援的計算方法，亦有人力斥綜援制度及新移民人士。該篇文章的附圖挪用了電視新聞的某個畫面，字幕寫著「胡女士一家三口」。雖然這位「當事人」確實存在，但經過查證後，她只得一名兒子，加上丈夫，一家三口，家庭月收入一萬多元，且沒有領取綜援。 [3] 文章以整合「資料圖片」、「訪問」、新聞報導的寫作形式（簡潔語句）和能夠引起社會討論的議題，以「報導」的手法來表現，這就是它的力量所在。它提供「證據」，以一種一般情況下講述「事實」的方法去呈現這件事。這些都是中介的手段，讓內容通過某種方式呈現，而產生某種意義。假如同樣的內容，以口語去寫，已經能夠造成完全不一樣的效果。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在沒有信任的狀態下生存」 [4] 。Roger Silverstone認為信任能夠幫助我們處理日常生活，在這個複雜的世界中供給我們個人的安全感。但是沒有人能強迫這件事發生，它只能夠在自願的情況下進行。 [5] 而信任又與語言及經驗有極為緊密的連繫，並且能夠在平凡的每一日中被獲得及維持。信任本身及信任的條件是能夠被創造的，它甚至能夠成為一件商品 [6] 。當中，媒體同時是傳遞信任及獲取信任的機制。 [7] 他還引用了社會學家Lynne Zucker的研究，認為我們的信任與商品交易、經濟、個人及機構的權威有直接關係 [8] 。這樣的話，最多只能說明我購票進場，是因為我信任電影節這項活動不會在我付款之後突然結束，或者電影節需要與信譽良好及穩定的機構合作，以提供讓觀眾滿意的觀影經驗，卻不能解答我為何會相信電影的內容。反而Silverstone指出信任與處理日常生活兩者之間的關係這一點，使問題有了眉目。事實上，雖然我用了好些篇幅去回憶我的經驗，可是上述提到的都只是在剎那間發生。意思是我並沒有花上太多時間去思考每一格畫面，而且亦根本不容許我這樣做。

不只是看電影，這亦是我們使用媒體的其中一種狀態。現在我們常說「瀏覽」、「刷」某個社交媒體，換句話說，有時候我們並沒有真正閱讀每一個信息。或許我們見到朋友分享，所以也分享；或許我們只讀了標題，而沒有看內容。Rita Felski也講過，日常中的重複、習慣是我們生活的基礎。人無法在每一刻都進行理性分析，生活中有許多重複的動作和習以為常，都在幫助我們流暢地度過每一日，並且為我們提供安全感。而這些小習慣其實來自過去的生活經驗，每一個重複的動作實際上都包含了創造和思考的機會。 [9] 如果把Felski的洞見放入我的經驗，莫說是每格畫面，我根本無法、也不會批判影片中的每一個信息，因為我們的日常生活規律並不是這樣。同時，NASA既然是偽紀錄片，固然用了紀錄片的拍攝手法。就以上太空的小豬為例，這一幕可見的是黑白而粗糙的畫面，我理所當然地認為它是歷史片段，因為我從小到大所看的絕大部分歷史片段都如此。加上從過去知識所得，人類初嘗試登月實驗時，也使用過動物，並且必然是體形較小的。所以，這個小豬上太空的信息便順利經由過去的習以為常和經驗，繞過了我的理性批判。簡單來說，我僅僅把它看成是以往某個經驗的重複，當成是已經發生過的片段。假如把小豬換成長頸鹿，或者是高清畫面播出的話，我的處理便會截然不同。

同時，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媒體是我們處理日常生活，甚至跟世界連結的重要橋樑。雖然它是如此抽象，而且每一次的信任也必然伴隨被背叛的可能，但我們也甘願讓它紮根在生活中。這是由於媒體懂得挪用我們的日常和經驗。有時候，它們就是通過這種呈現部分真實的手段去吸引我們相信。

這種「吸引」可以是媒體刻意營造的，也可以是接收資訊的人無意中所投射，當然也會有媒體和受眾無法連接的情況出現。就像電影中刻意出現很多「意料之外」的畫面：拍攝途中遇到警察查問、被訪者在拍攝時間以外的舉動、激動的情緒。在觀看的過程中，我不假思索地略過了這些畫面，心想這必定是刻意造的。又或者像我朋友一樣，他相信電影中的遺址是真的，但對我來說，既然是偽紀錄片，又怎麼會有所謂研究場地？
Silverstone認為，慾望（erotics）是受眾及文本和媒體之間所產生的愉悅的結果，而不是僅由文本直接提供的結果。因此愉悅必須包含參與，這也使受眾擁有一定程度的權力。 [10] 慾望之所以是眾數，乃由於它包括了身體及意識上的感覺和刺激等，並且來自於生活當中的認同、分享、驚喜… [11] 換言之，受眾會對由媒體發放的文本產生各種無法預計的感覺或感受，而這些體會是難以強迫的，因此也造就了受眾擁有某程度的自主性。

不過，正是由於慾望對於我們的生活來說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媒體會嘗試以各式各樣的手段介入此等體會，上述所說的挪用生活經驗，便是一例。又或者像某些地方內戰的時候，廣播媒體能在鄉郊地方迅速發展，到了二戰的時候更加是人們主要與外界接觸的渠道 [12]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當時廣播媒體屬於相對較發達和即時的信息傳播途徑，人們可以藉此舒緩於亂世一切未知之數的不安。

Silverstone又同時提到Roland Barthes的刺點（punctum）概念，Barthes認為刺點是在文本（他在這裡指的是照片）以外的東西，是額外或附加之物，尤其這是由受眾個人所加諸，而絕非文本既有的，並且不一定每位受眾都會有。它甚至可能是無以名狀的，能夠離開語言的限制。 [13] 這種狀態就好像人的某種愉悅，已經超越了我們與事物之間預期的關係 [14] 。雖然Barthes是在討論照片的情況下提出刺點的概念，但事實上，我們每日接收的資訊也會有不同程度的出現刺點的可能性。Silverstone借Barthes的討論指出，人在這種種庸俗、瑣碎、日常的表演和文本中，期望及慾望著一種超越的機會，我們持續、甚至重複地看，就是希望有這麼一個被觸動的可能 [15] 。當然，這一剎那的震撼、觸動、刺點，都不是毫無因由的，它是文化、品味、社會、經驗等的總和 [16] 。

就像我一直在講小豬登月這件事，整個反思直到這一刻，我才想到其實我本身是很喜歡豬的，而我也是個魚素者（只吃海產和植物），又曾經寫過一篇關於「豬是食物」這個論述的論文。雖然我無法證實這些經驗和取向，會否影響我對小豬上火箭這件事的態度，因為在看電影的過程中並沒有考慮過這點。而且就像Silverstone所強調，刺點無法被說明，它是一瞬間出現而且影響著我們，卻不能夠斷言它的。可是，我也不敢否定當中或許真有這麼一點點關係。又例如有些人在家的時候，總是要打開電視，但其實他們沒有真正在看，或許有的人在上網，有的人在吃飯，也有的人會做家務，不過他們間中會突然全神貫注去看某個廣告，或者某個演員的表情。我們「刷」社交網站的習慣亦一樣，每分鐘都有不同的內容更新，有時候停下來閱讀某句說話、某張相片，只不過是「看看而已」，但這種「看看而已」卻又不是無中生有的。

這樣的話，我大概可以說這次的觀影結果是一次很複雜的體驗，並且以此作為文章總結。我所見的每一個畫面都是經過中介的，就像導演以至整個電影制作團隊藉「客觀」角度（前南斯拉夫及美國的被訪者）、「歷史」檔案（機密文件及歷史片段）、突發狀況、重返遺址等呈現「真實」的手法，去表現一件「假」的事；並且通過剪接、鏡頭、配樂等電影語言讓我順從電影的鋪排。加上黑暗、舒適、安靜的環境，使我無法不全神貫注去觀看，接受電影的帶領。假如我在家裡看這套電影，我或許會上網查資料，或邊看邊與朋友討論。又假如我是在課堂上看到Tito的個人特寫，我還會不會那樣懷疑它的可信性？就算是一樣的文本和內容，只要有一個中介手段改變了，就足以影響受眾和整件事情的結果。同時，我作為受眾，雖然難以逃離媒體的中介，可是我也並非被動，過去的經驗和認知，會為我提供認同「真實」的基礎。如果我是個研究歷史的人，或許我能很清楚地指出電影中哪些片段是編出來的，而現有的歷史又是如何。但我從小經驗的，所知的就僅是歷史片段是黑白色而且畫質粗糙，有些動物被用作研究登月計劃，直至二戰結束前許多國家都有嚴重的衝突。因此我不相信Tito的個人特寫，而相信小豬上太空。當中介的部分組件與我的經驗重疊、銜接、碰撞時，我便接受了這些事物與過去的相似性，而沒有把每一個細節都以理性去分析及驗證。這點某程度又體現了受眾作為中介者的自主位置，也就是為甚麼每位在場觀眾的取態都不同。再者，除了文本和表現的預設，及已知的受眾回應外，還有某些無以名狀又突然出現、無法捕捉的刺點。它是如此飄忽，又具影響力，使身體和精神上不知不覺地慾望着文本為其帶來的刺激和觸動。我不能解釋清楚為何我一再想起小豬上太空這個畫面，事實上，它只佔了電影極為微不足道的一小部份，但對於我來說卻是印象深刻。

因此，要處理的不僅是「真」、「假」的問題，「真相」是否存在也不會影響我「相信」，就像一開首提到Žižek說，即使聖誕老人是謊言，他仍然是真的。問題就在於我們所「信」之事是如何產生。在這個體驗中，就涉及到媒體、經驗、感知三者與我的關係。所以，我們根本沒有可能以一種完全脫離媒體中介的狀態去接觸世界，它是無孔不入並持續轉變的。我們被迫接受，可是卻主動參與，在有意無意之間容許媒體連接我們的生活、經驗、感受，甚至樂於去消費它。

鄭佩珊，蕭輝浩﹕〈網上瘋傳『綜援新聞』揭造假 網站按點擊『分紅』 學者：真假難辨變常態〉《明報》，2004年11月9日；下載自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50301/s00002/1425147963043>。

Felski, Rita. “The invention of everyday life.” New Formations , no.39 (1999): 15-30.

Silverstone, Roger. 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 Roger Silverstone, Why Study the Media , 1999,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3-14.

[2] 原文出自名為BuzzHand的網站，由於文章引起極大回響而被網站刪除連結。關於此網站的討論可以引伸至近年非常流行的內容農場（content farm）問題，唯篇幅所限，暫不深入討論。

[3] 鄭佩珊，蕭輝浩﹕〈網上瘋傳『綜援新聞』揭造假 網站按點擊『分紅』 學者：真假難辨變常態〉《明報》，2004年11月9日；下載自 <https://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50301/s00002/1425147963043>。

[4] Silverstone, Why Study the Media , 117.

[5] Ibid.

[6] Ibid., 120.

[7] Ibid., 121.

[8] Ibid., 121-122.

[9] Rita Felski, “The invention of everyday life,” New Formations , no.39 (1999): 15-30.

[10] Silverstone, Why Study the Media , 48.

[11] Ibid., 51.

[12] Ibid., 119.

[13] Ibid., 53.

[14] Ibid., 52.

[15] Ibid., 55.

[16] Ibid., 56.

Modern Educayshun 的啟示──從恐懼女性主義心理到課室政治的省思 (古卓嵐)
論日本主婦－－性別二元分化下的危機 (吳汶諾)
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考察──以在港內地留學生的認同情感為個案 (紀志帆)
從《報告NASA，大大大大大鑊了 ！》反思中介、經驗、感知與處理媒體信息的關係 (邵綺琪)
擋不住的城市遷移流動——聽新來港婦女的故事 (鄧婉晴)
副學士作為「符號」:媒體再現下的「失敗者」形象（投稿） (龐浩賢)
君主救國：小平大？還是 近平大？ (安徒)
社運年代是 昨天、今天還是明天？ (葉蔭聰)
民主疲憊文明倒退？ (許寶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