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乔治·奥威尔说的那样，谈论甘地一直是时尚。然而，当大家谈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只注意他反对中央集权制和国家暴力，却无视他的思想里重来世、反人道主义的倾向”。

《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是美国著名的战地记者，因报道纳粹帝国兴衰而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在此之前，他还曾在印度报道甘地的非暴力不 合作运动。在印度的两年里，夏伊勒基本与甘地生活在一起，记录甘地的运动现状，也记录下了甘地的生活细节。这种近距离的观察以及其作为外国记者的观察，短 距离的祛魅效应让他看到一位真实的甘地，也让我们在他的观察之下读到了一位未被神话的甘地。

毫无疑问，夏伊勒没法看到年轻时代的甘地，而是正值运动期间的甘地。在《甘地的武器——一个人的非暴力之路》一书中，夏伊勒第一次对甘地感到惊 讶的是甘地对于现代文明的敌视。甘地在一九零九年写下《印度自治》，此书对现代文明充满了敌意，指责科技、机器和医药使人们沦为奴隶，并将西方文明社会称 之为黑暗世纪，宣称理想的印度应该没有工厂、海军、陆军和铁路等。20世纪30年代，夏伊勒在采访中问及甘地对其当年言论是否曾做改变时，甘地说：“我认 为现代西方文明带来种种罪恶，这种观点没有改变。如果我的书明天就再版，一个字也不会改动，只是背景要改到现在。”从此可以看出，甘地对现代文明的敌视一 贯如此，未曾改变过。若考察甘地所在的印度，以及他的私人阅读史，对甘地敌视现代文明的态度不会感到惊讶。朱生坚曾在《读书》杂志梳理了甘地的阅读史：一 九〇四年，阅读约翰圠斯金的《时至今日》，该书强调劳动的重要性，认为不同的劳动具有同等的尊严和价值；一九〇七年，阅读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其中 心思想是一个人如果认为国家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就有义务拒绝服从它们——甘地的萨蒂亚格拉哈正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实践而发展成熟的。两年后，在伦敦，甘地 又读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爱德华愠浓祟葲《文明：它的起因和矫正》，作者将现代文明斥为腐化堕落，赞美体力劳动的快乐。更为打动甘地的是托尔斯泰。大量阅读 托尔斯泰的作品始于一八九四年。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给甘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甘地也曾把自己的《印度自治》寄给托尔斯泰，两人有过通信。除去 甘地的阅读史之外，甘地所在的印度刚好处在西方文明进犯印度社会的时候，这就导致甘地对现代文明充满敌意。

继续让夏伊勒诧异的是，甘地竟然完全赞同印度的种姓制度，并不断为之辩护。种姓制度在印度决定了印度人在印度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印度人出生之后 应当从事什么职业、家庭的解构以及与其他家庭的关系，还决定了印度人在社会中需要遵守不同的规范。并且，这种制度使得印度群体之间成为单独的、封闭的集 体，互相之间不能有任何的社会交往，比如不同种姓之间不能结婚，甚至不能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当然，这种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在凝聚印度民族统一和印度政府统 治社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正如夏伊勒所言，“在20世纪，当印度再次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时候，这种制度已经失去了价值”。在对待种姓制度上，尼赫鲁 的观点与甘地截然相反。甘地对种姓制度的态度，又可以从他的陈年往事中寻找到原因。1888年甘地前往伦敦学习法律之前，本族长辈以种姓等级的规矩而禁止 他远行。当他前往伦敦时，甘地被扫出摩德班尼亚等级。而当他回到印度，家人也被禁止前来欢迎他的归来。在印度教徒看来，被扫出等级的耻辱比被处死还要糟 糕。

夏伊勒在于甘地的接触中，他完全没法理解其他媒体将甘地塑造成瘦弱的老人。在他的观察下，甘地像钢铁一样，“六十一岁的他身体保持得像运动员一 样轻便”。而且，甘地在国大党内部会议上，表现得更像是不折不扣的精明政客，他善于运用煊赫的权威地位来压制反对的异见，甚至极度专制。对于决议的通过与 否，甘地毫不受限，对制衡的权利或权力不屑一顾。再者，当他的妻子因急性支气管炎即将死于自己怀抱之时，甘地竟然拒绝英国特派飞机运来的青霉素治疗，因为 甘地认为医疗注射是暴力行为，他要以拒绝的态度来维护自身的非暴力理念。结果，他用自己的非暴力间接地对妻子的生命进行了暴力掠夺。而甘地与他妻子之间， 更是充满了家庭暴力，甚至禁欲之事也撇开妻子不与之商量。而据夏伊勒观察，甘地却与甘地的追随者玛德琳有着特殊的感情。此外，晚年的甘地请求年轻女子与其 裸体抱眠。多年来，甘地一直隐瞒与裸女抱睡的事情，直到后来才出来解释说，他如此为之，不过为了证明自己是否信守禁欲的誓言。

当然，夏伊勒记录甘地的另一面之外，依旧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进行了跟踪报道与正面书写。除去本书对甘地另一面的记录之外，路易斯菲舍在 《甘地与斯大林》中记录了甘地令人害怕的一面。1938年，甘地认为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那会“让世界和德国人觉醒到希特勒的暴行”。战后他为自己辩 解说：反正犹太人已经被杀了，还不如死得有些意义。1942年，甘地力促非暴力不抵抗对付日本侵略，他准备好了承认可能会有几百万死亡的代价。

对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从“向食盐进军”到几度被羁押，从办报到劝解民族团结，都是广大读者津津乐道的事情。也正是甘地这些作为，才塑造 了圣雄的神话地位。但是，在印度皇家警察任职过的乔治攠威尔，在《战时日记》一书中却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做出了另一番的解释。他认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 运动反而使得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更为容易，而非抗争带来压力，因为甘地“反对采取任何可能引发争执的行动”。无论是英国对狱中甘地的宽容，还是对甘地的绝食 作出让步，都是因为“英国官员担心他会死去，担心他会被某些不太相信‘心灵的力量’而更相信炮弹的人所取代”。虽然甘地自身非常诚实，但甘地也未能“觉察 到自己正在被英国人利用，而他个人的诚实使他总是有用的”。

二战期间，德、日逼近，地缘政治发生巨变，美国也对英国施加强大压力。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工党政府取代了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长期的 战乱使得英国陷入在经济停滞和政治危机的泥淖。英国国内外都受到重创，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和资源使印度继续臣服于英国统治之下，工党首相决定放弃印度。这才 是印度独立的主要原因，而非取决于甘地的抗争。而在权力交接期间，甘地作为圣雄，却怎么也无法以非暴力理念来缓解印度德里的暴力、暗杀、强奸等社会仇恨。 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局限性？

而甘地之所以能够一直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实更多取决于英国治下有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权利保障。若无司法独立，甘地的庭辩根本 无法如夏伊勒所描述的那么精彩，也没法给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提供保障；若无新闻自由，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无法传播到西方，使得甘地自身一直被置 放在世界读者的眼前；若无结社自由，甘地又如何发起抗争，组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些完全得益于英国治下的自由宽容，才得以让甘地有足够的博弈空间来建构 运动的平台来如此“兴风作浪”。

对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否可取，鲁迅曾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甘地是“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国治下的印度能活的伟人”。乔治攠威尔更是在《论甘地》一文中 设问：“要唤醒世界，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世界有机会听到你所说的话。在一个反对政府的人都会在半夜里消失、从此再无音讯的国家，甘地的办法怕是不会 管用。如果没有出版自由，没有集会的权利，不可能对外部世界发出呼吁，也不可能发动起群众运动，甚至不可能将你的意见传达给对手……假如俄国也有一个甘 地，他能干成什么事？”这正如徐贲所言，“忍耐的牺牲换不来极权暴力的怜悯和善心”，这才是我们需要时刻谨记在心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