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9年至今，诺贝尔经济学奖每年一度，一共颁发了33次，先后有40多位经济学家获此殊荣。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对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获奖，但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在理论上并无建树，而是由于创新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开创了经济学新的研究领域而登上了领奖台。1992年诺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贝克尔认为，经济学不仅仅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学问，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可以被应用到人文科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种常规和非常规的资源，只要它是有多种用途的，而它本身又是稀缺的，那么，有关这种资源的分配和选择问题便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畴，均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似乎与经济学毫不相关的问题，如结婚、生育、子女抚养、家庭结构、社会教育、抢劫犯罪、甚至是歧视行为和利他主义，都可以纳入经济分析的范畴。对所有这些问题，贝克尔都用一套严谨的经济模型做出了解释，并得出了一系列常识无法论证的结论。在应用经济理论分析人类行为方面，贝克尔做了成功的先驱工作，开辟了一个以前只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关心的研究领域，极大地扩展了经济学的疆界，以至于有人提出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而贝克尔也被称为“作为帝国创建者的经济学家”。
家是什么，家是我们满怀乡愁去寻找的那个所在，是我们疲惫时歇脚的港湾，是海德格尔所说的 “诗意的居所”，是在精神上给我们以力量物质上给我们以满足的家园。中国人很早就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家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观念以及行为方式。人是如此依恋着家庭，以至于从古至今，人们从社会学、伦理学的角度对家庭进行了诸多的研究。但是我们发现，家庭分析是经济学很少涉足的领地，在东西方的正统经济学中，都没有为家庭分析留下多少位置。
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里·贝克尔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用研究人类行为物质方面的工具和结构去分析结婚、生育、离婚、居民户的劳动分工、声望和其他非物质方面”，创立了家庭经济学。他在1960年、1964年和1981年发表的《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人力资本》、《家庭论》三部著作，被看成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贝克尔家庭经济理论的分析是建立在完整的市场假设的基础上的。他做了这样两个说明，首先，现代社会的婚姻几乎都是出于自愿，故偏好理论以及理性经济人假设完全适用于此。其次，婚配过程像一般的市场模式一样，是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由当事人进行选择与竞争的过程，所以，可以假定婚姻关系也是一种市场关系，可以假设一个自由竞争的婚姻市场的存在，这样，在一般市场模式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效用价值分析等原理就也可以用于对婚姻状况的分析。
在上述假设基础上贝克尔首先分析了婚恋行为。贝克尔把婚姻关系和婚恋行为看作是一种市场关系和市场行为，他运用经济学的工具构造了多种行为模型，对婚姻市场上的结婚、离婚和一夫多妻、一夫一妻制进行了解释：
人们为什么要结婚?抛开异性相吸、感情需要等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解释不谈，单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人们很容易会想到一个词 “规模经济”。的确，男女两人同吃同住是比一个人生活经济，但几个男性或女性通过同吃同住同样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所以，贝克尔认为，规模经济不是婚姻出现的主要原因。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具有不同专业化优势的、在能力与收入方面差别很大的互补的男性和女性通过婚姻的形式可以使自身及双方的收益达到最大，贝克尔认为，这是婚姻存在的真正理由。
男女之间传统上的社会角色是不同的，在中国一般认为最能被大家接受的模式是男主外、女主内，两者的分工不同。亚当·斯密在《原富》第一册中曾列举过劳动分工的三大优越性，即分工节约了劳动者在不同工种之间转换工作的时间；分工的专业化使劳动者得以积累人力资本；分工增加了创造工具的机会，加速了物质资本的积累。这里谈到的第一个优越性是劳动时间在不同工作之间的安排问题。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明确区分了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界限，减少了夫妻之间在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不断转换所付出的时间，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是合理的。当然，反过来说，女主外男主内的模式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这种模式随着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也日益成为流行的趋势。
除了分工可以节约总的劳动时间以外，互补性在婚姻中也占了重要的位置。的确，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看到，生意上成功的男人与漂亮妩媚的女人结婚；受过高等教育的男人与温柔而有教养的女人结婚；事业型女人则与家庭型男人结婚。这根据贝克尔的分析，在“两个收入能力差别较大的人之间结婚的概率较大，因为其中存在着有报酬的工作和家庭生产的互补”。实际上，互补性使结婚成为了一个双赢的方案，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是如此。
结婚的理由如果在于专业化和互补性带来的效率的话，那么一夫一妻制为什么会成为现代社会典型的婚姻形式呢，贝克尔依然运用经济学的观点进行了解释。他分析的基点首先是坚持竞争的婚姻市场的存在。就像假定完全竞争市场上产品同质一样，贝克尔假定所有男性不存在差异，所有女性也不存在差异。而且家庭成员的增减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从新增成员获得的收益递减。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两个男性的独身家庭和一个一夫三妻的家庭获得的总产出将低于三个一夫一妻的家庭的总产出。所以，一夫一妻制是最有效率的婚姻形式，他获得了婚姻形式中的支配地位。但是，贝克尔还指出，当男性(或女性)在财富能力或其他特征方面出现显著差异时，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形式也会得到鼓励。比如我国封建社会君主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和百姓的三妻四妾的存在。
对婚姻市场进行分析之后，贝克尔对生育行为进行了研究。与传统理论不同，贝克尔将家庭不仅看成是消费单位，而且还是生产单位。他认为孩子实际上就是家庭的最重要的 “产品”。按照他在1960年的论文《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中所下的定义，“子女是一种心理收入或满足的来源，按照经济学的术语，子女可以看成是一种消费商品，有些时候，子女还可以提供货币收入，所以子女既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又是一种生产品。”
我们发现，作为家庭产品的孩子的养育是要支付成本的，也就是说，孩子的生产和养育也是一种投资行为。这种投资分为经济投入和感情投入两部分，其中的经济投入又可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直接成本是用于食物、衣服、娱乐、学习等方面的费用。间接成本又称机会成本，指父母为养育孩子而失去的机会或利用这种机会所带来的收入，比如养育孩子要牺牲父母的闲暇时间、怀孕或抚养孩子可能会影响母亲的升迁甚至丢掉工作等。
贝克尔认为，父母在做出是否养育孩子以及养育孩子的数量方面的决定时，同样要遵循成本——效益分析。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富裕家庭的孩子较少，而贫困的家庭却往往倾向于生较多的孩子。
与贫困家庭相比，富裕家庭的父母，一般都有较好的工作、较高的薪水以及比较舒适的工作环境等，为了养育孩子，他们所付出的牺牲也就是他们要支付的机会成本无疑更高一些。同时，富裕家庭更能理解现代社会对孩子质量的要求，他们也愿意并有能力为孩子质量的提高方面多花费支出，这就是说，他们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也是很高的。这样一来，权衡利弊，比较富裕的父母，就倾向于在养育较少的孩子的同时提高这些孩子的素质。
这是贝克尔家庭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它为现代社会生育率持续下降提供了(不同于人口经济学家提供的)经济学解释，这与著名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恰恰是相反的。
马尔萨斯认为，收入的增加将会导致家庭规模的扩大。原因是好的医疗条件会使儿童死亡率降低，收入的增加将会使人们早婚且不大节欲，从而导致生育率的提高。贝克尔则认为，目前儿童死亡率已大大降低，收入变化对其的影响已微不足道。而且在当代避孕技术的发展已使新增人口的数量可以得到控制。所以，总的来说，正如前面分析的，富裕的家庭“生产”的一般是质量更高但从数量上却不一定是最多的孩子。即“收入的增加可能既增加子女数量，又增加子女质量，但是数量弹性应低于质量弹性”。
以上就是贝克尔家庭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在面世之初就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最严厉的批评集中在对婚姻市场这一假定的合理性的判断上。
许多人认为；虽然从个人选择的角度看，婚姻关系在很多方面是一种市场关系，但婚姻市场终究是一种特殊的市场，与一般的商品交易不同的是，婚姻市场上交易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沟通，是以身相许，是心心相印，而不仅仅是干巴巴的一纸契约。这种特点在进行严格的纯经济学的分析时就很容易被忽略，这在贝克尔的论著中也有表现。所以他的文章迟迟得不到发表，保守的学术同行经常在公开场合对他进行讥笑和嘲讽。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逐渐看到他的理论的意义所在。贝克尔作为一个富于创新精神的不断进行理论拓荒的经济学家的地位逐渐得到了大家的承认。他的分析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开创的许多经济分析领域后来得到了广泛和深入的发展完善。很多人开始使用贝克尔的分析方法，将经济分析的视角转向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解释这些“非经济现象”方面，经济分析方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正因为如此，瑞典皇家科学院才将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他。对于这种经济分析方法的极端扩大化趋势，贝克尔教授说“只要现实生活提出新的问题，经济学家随时准备放弃理论假设；毕竟，假设不是教条。”
(摘自《经济学茶座》，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定价：20．00元。社址：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邮编：01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