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完成文字稿开始制作插图时，得知在三星堆遗址继3号坑后又发现了 4～8号坑的消息，发掘虽然尚未开始，但可以预计将有惊世的发现。在刚完成的书稿中，1986年发掘的三星堆1号和2号坑是研究的主要内容，获悉新发现后，我必须决定是等待新材料还是按计划出版。经过慎重考虑，我选择了后者。

在本书中，我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主要基于1号和2号坑的出土材料。我的基本判断是两群遗物或有早晚，但两个坑同时。我将两个坑看似纷繁复杂的遗物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为象征性器物，多用来表现崇拜或祭祀的对象，如1号坑的金杖，2号坑的铜树、太阳形器、眼形器、鸟和公鸡等；第二类为表现祭祀场景、祭祀活动的器物，如“神坛”，由顶尊人像、执璋人像、铜树下的跪坐人像和“神坛”上的立人像可知，大量或立或跪、手中握物或呈握物状的人像都可归属此类；第三类为祭祀用器，包括青铜容器、各类小件青铜器、玉石器、象牙、海贝。三类器物表达了两个主题：一是王权，金杖就是王权的象征物；二是以太阳崇拜为主的宗教信仰，2号坑中高达 4 米的神树是器物群的核心，可能表现太阳的升降。据铜树上的鸟以及鸟负载太阳飞行的观念，众多的鸟可能也象征太阳，同时还有太阳形器、寓意光明和黑暗的眼形器和眼泡、日出啼叫的雄鸡。由此再扩大考察的范围，鸟身人面像、鸟足人像、凸目面具，以及带太阳纹、鸟羽纹、眼睛纹的铜器，可能都相关联。这些遗物表明三星堆时期的社会是王权和神权并存，统治阶层掌握着生产贵重物的资源、技术，产品被社会上层集体而非个人占有，用于宗教活动，以此达到强化社会统治、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目的。

我对三星堆文化和当时社会样态的认识，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一旦发现新的器物坑，不论其中出土什么，都构成了对这些判断的挑战，过去学界形成的种种认识，也将面临新材料的检验。2021年3月下旬，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连续4天直播三星堆3～8号坑的发掘，众多媒体纷纷报道，引发了全社会对三星堆空前的关注与热情。当时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直播间，主持人问我对新发现最关注什么、如何看待我过去的观点，这些其实是一年前我完稿时考虑的问题。我认为新发现将检验过去的认识和理论，新材料也许能够纳入并且补充、丰富原来的解释体系，也可能推翻过去的认识而形成新的解释，这是考古新发现的吸引力和考古学的魅力，考古学是一门开放的学问，它向未来敞开。

既然要面对新材料的检验，要立足于一个基础开展新的研究，就有必要梳理既往的认识。围绕三星堆的研究将因为6个坑的发现进入一个新阶段，新阶段自然也需要一个起点，那就是对此前研究的总结。目前三星堆的发掘还在进行，已披露的遗物似乎没有超出上述的三大类别，但新材料之丰富、包含的信息量之大，对未来研究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只有发掘结束，修复、整理了所有的出土物，完整出版8个坑以及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报告之后，我们才可能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也才能得出新的认识。科学研究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科学的认识也都具有阶段性。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没有为等待新材料而搁置此书，我认为此时将自己的研究整合出版不仅有意义，而且有必要。

这本书研究的并不只是三星堆，而是针对成都平原的整个青铜时代。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构成了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化产生的基础。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也受到了成都平原之外、特别是我国西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相关文化的影响，这涉及青铜器制造技术、权力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三星堆文化在成都金沙延续发展，两地的考古学文化显现出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我提出它们同属“三星堆—金沙文化”。三星堆和金沙两个遗址固然存在很多差异，比如三星堆有城墙而金沙没有，但这类差异不足以划分出两个文化，世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遗址。带城墙的洹北商城与没有城墙的殷墟同样存在差别，但两者同为商文化，这类例子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三星堆与金沙的关系。东周时期，成都平原的文化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体现在各类考古材料中，其原因是长江中游的人群进入到了成都平原。我提出这些观点，希望能引起学界的讨论，并得到成都平原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的检验。这是出版这本书的第二重考虑。

最后，成都平原或四川盆地的考古资料，不只使我对这个区域的古代文化和历史形成了自己认识，它们更带给我一个长期思考的问题，即用考古材料建构一个区域的连贯历史的可能性。针对这些考古材料的研究，让我用一种区域的视角去看待各地的文明，去重新认识“中原”与“边缘”。三星堆、金沙没有发现文字，这又促使我思考实物材料与文献材料的关系。我认为相比于形成文字的观念性内容，考古学通过实物遗存建构的历史图景或许不够完整、清晰，但这恰恰就是考古学家眼中历史的本来面貌。任何一个古代文明都具有区域性，也都会与其他区域、其他文明保持沟通与交流，因此有必要将一个区域的古代文明尽可能放到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中考察。这本书多少体现了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就此付出的努力。

考古发现和研究日新月异，考古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科学，这是我的博士导师张长寿先生告诉我的话，也成为我对这门学科的一个基本认识。张先生指导我撰写南方地区青铜礼乐器的博士学位论文，从此以后南方青铜器、南方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和社会成为我的研究方向。张先生希望我多关注商周时期的主流文化，但我的兴趣却始终在“边缘”。

我对四川地区考古材料的更早接触始于我在四川大学求学期间。1990～1993年我随林向先生学习商周考古，林先生为我开设西南考古和巴蜀考古等课程，指导我撰写船棺葬的硕士学位论文，从此我开始进入学术领域。

林先生和张先生都很关心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并在多年前问过我相同的问 题，这不应是巧合。林先生曾很严肃地问我如何看待三星堆，我说三星堆的材料过于复杂、奇特，若无科学的方法和路径，据事物的表面难以得出合理的认识。我对张先生的回答是学界各种观点并存，若无新材料，研究也难以推进。张先生说研究需要推进但不能等待新材料，如果再发现几坑同类的遗物怎么办？不料张先生当年的话如今成为事实。我不知道是否正是两位先生的话让我开始在三星堆这个领域探索。从我开始写作此书到等待书稿出版的这段时间里，张先生于2020 年1月30日逝世，林先生于2021年9月15日逝世。这本书寄托了我对两位导师的深切怀念。

对我有深刻影响的还有几位学界前辈。2000 年我在丹麦访学，哥本哈根大学考古系主任、欧洲著名考古学家克劳斯·韩斯堡（Klavs Randsborg）安排我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经常领我四处参观。在他眼中，哥本哈根就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博物馆，从市中心到城郊的所有“人造物”都值得解读。由此我体会到了“物”的意义，学会了用考古学的视角来分析事物、看待我身边的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汝信先生是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因其学识、视野和阅历，汝先生主编了11卷的世界文明大系。每次见面，汝先生都关心最新的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所的近况，然后会谈起社科院的往事，以及世界各地的重要遗址和博物馆。这些谈话让我逐渐领悟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与学术传统，也让我坚定了一个信念，即研究古代文明应有广阔的视野与胸襟。

另一位哲学家，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叶秀山先生视年轻人为朋友，与叶先生交往没有任何拘束。叶先生时而谈论日常话题，时而讲述哲学问题。叶先生所讲的哲学我完全不懂，但久而久之，我从中明白了哲学式思考的重要性。

我庆幸我有这样的老师。老师的教诲和帮助从来都是不求回报的“馈赠”，我用坚持科学精神的方式向他们致敬。

这本书是我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第三本书，三本书的责任编辑都是李飏女士。如果说我们因第一本书而开始的交往出于偶然，那么当初的偶遇已发展为今天的友谊。